承包经营打断了襄轴（轴承厂）的腿

      1979年轴承厂实行厂长分工负责制，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1988年到1993年的国企承包经营是国企私有化的第一步。五年的承包经营，给襄轴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襄轴走下坡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们轴承厂是国家第一批工资与效益挂钩的试点单位。那时候轴承厂牛得很，四年涨了五级工资，特别是1988年一下子涨了两级。这样美好的日子是毛泽东时代的余晖。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复辟的帷幕也缓慢地拉开了。

　　1979年轴承厂实行厂长分工负责制，开始搞奖金制度了。一开始奖金只发给在生产一线的工人，后来扩大到干部，再后来各种岗位津贴也搞起来了，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当年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厂级领导干部住进了干部楼，后来又搬进了独门独户的二层小别墅。最可怕的是，发奖金以后，有多余的钱，各个单位都逐渐搞起了小金库。小金库的危害非常大，相当多的企业领导干部都腐烂在小金库里了。1983年，搞领导干部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总之一句话，有文凭的上，没文凭的下。不少思想没改善好的、轻视工人干部的知识分子被提到了领导岗位上。

　　1988年，全国性的工矿企业五年承包经营开始了。1988年到1993年的国企承包经营是国企私有化的第一步。国企承包经营，使得厂长独断专行的现象登峰造极。厂长的一些恶行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厂里的党委书记，成了为厂长保驾护航的带刀侍卫。曾经领导一切的党委书记也有不服气的。比如洛阳河南的某一个厂的党委书记，开除了厂长的党籍，厂长反过来开除了书记的厂籍。一个开除党籍，一个开除厂籍，都利用职权互相斗。



　　轴承厂承包经营的厂长是轴承厂的工人选出来的，他原来也是厂里的厂级干部，是1970年进厂的那一批大学生。五年的承包经营，给襄轴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襄轴走下坡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接下来我归纳一下承包经营对轴承厂的几大伤害。

　　第一个是层层承包。分厂对总厂的领导承包，车间对分厂领导承包。层层承包在工人内部制造了矛盾，各分厂、各单位之间工人的待遇也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像我所在的机修分厂，和我们对面的锻工分厂就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机修的产能是过剩的，很多大设备发挥不了作用，承包了以后可以对外经营，就可以从外面捞钱。但是锻工不行，他们没有对外经营、对外创收的手段，他只能打套圈 。所以他们眼看着我们机修今天发个瓜，明天发个枣，后天发两个钱，再过几天发两瓶油。他们着急得很，甚至有很大的意见。

　　当时轴承厂还出了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因为轴承是工人生产出来的，要承包就要想办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机修车间有办法，机修有钱，从外面创收搞的钱多，今天发这，明天发那，工人的干劲很大。但是轴承厂最大的轴承生产车间是磨一车间，轴承厂60%的成品轴承是从磨一分厂运出来的。磨一分厂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没有对外创收的能力。但是他们要把生产搞上去，还要对轴承厂的厂长张德炳负责，完成他的五年承包计划。

　　磨一分厂的厂长没办法，他就想了个歪主意——倒卖轴承。因为60%的成品轴承是从他那运出去的，于是他决定倒卖轴承。有一次，一个卡车装了两个集装箱，里面装的轴承价值12万。车从厂里开出来，在厂门口检查的时候，门卫本来要给他们做接应，但是门卫偶然有事没到场，他们就开着车子强行闯关。后来保卫科派兵围追堵截，最后人赃俱获，最后不得不向承包的总厂长张德炳承认犯了大错误。

　　他干了十几次，每一次都卖了十几万块钱。他把倒卖轴承获得的钱，发给厂里，给他们分厂的工人发福利。所以每年他们分厂能够完成任务，支持了总厂的厂长张德炳搞承包。所以张德炳也不好处分他，就使了一个小计谋，把他平调到另一个分厂当厂长。当时襄轴是有厂志的，但是厂志是1992年写的，他偷运轴承出去倒卖这个事情是1993年的，所以没写进厂志里。

　　五年承包期间还遇到一个大事，也给我们轴承厂带来很大的伤害，就是通货膨胀。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感觉，那一次通货膨胀相当厉害。因为全国大搞开发区，热炒地皮，所以银行放贷过多，导致物价飞涨，老百姓哄抢商品。比如盐，刚才还是六分，马上涨到七分，调头又是八分。有的老太婆买塑料盆子，一买就买一二十个。她没动脑筋啊，买晚一点他就涨几毛钱，她一下子买一二十个，却不知道即使放着不用，塑料盆也会老化。

　　更离奇的是当时《襄樊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襄阳的十字街有个人抢蜂窝煤，把他家的一楼堆满了，又堆二楼，结果把房子压塌了。这件事情登了报。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因为通货膨胀银行要收紧银根、减少放贷，所以很多中小企业借不到钱，就搞垮了。就连我们轴承厂——这是襄樊市最大的厂之一，是个万人厂——都因为借不到钱，在银行里贷不到款，没钱买钢材，出现了困难。当时国家银行公开的利息，是每年10%以上，这是有证可查的。银行私下帮中小企业贷款利息达到多少呢？最高的达到30%。我们厂有工行和农行，两家银行展开了“工农大战”。工行的利息是21%，农行马上22%，工行改成23%，农行马上改为24%。因为有人贷，所以他们放得高，他们敢放，敢把利息涨起来。利率最高的达到了30%，可能与解放前的高利贷差不多了。

　　当时轴承厂看起来也是要垮了，因为没钱买钢材，市委书记也着急，因为我们厂是市里的纳税大户。市委书记跑了几次，跑到省里，最后省工行的行长给了我们厂一个特殊照顾，允许我们厂厂内自己搞集资解决问题。但是他给我们提了三个条件：第一，集资只能搞一次；第二，集资到的钱只能买钢材；第三，集资的本钱和利息都由襄轴自己付。等于是跟工行没有一点关系。我们厂当时答应了，当时承包经营的厂长是张德炳，张德炳给我们付的利息是25%，就是四年连本带息翻一番。我们厂里当时候集资了大概600多万块钱，就解决了资金紧张的问题。

　　第三个伤害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击。当时国家放开政策，不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对生产放开了。国家明文规定，除了火车轴承以外，任何型号的轴承，不管多大尺寸，不管多高精度，民营企业都可以生产。所以国内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水货轴承铺天盖地。我们厂两个获得国家银质奖的轴承7815E和7608E，也被民营企业冒牌生产了。

　　当时。中国最大的水货轴承生产和集散地是山东临沂。于是国家最大的四个轴承厂“哈瓦洛襄”联名给国务院写信，要求取缔临沂的水货轴承市场。但是国家当时极力推行市场经济，极力保护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四大轴承厂的要求置之不理。

　　五年的承包经营，打断了襄轴的腿，但也打断了承包者张德炳的脊梁。

　　第四个大伤害是组建组建襄轴集团。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南巡讲话。邓小平说：“思想再解放一点，在改革开放的路上，步子再迈大一点。”为了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各个省都组织学习，采取了措施。我们湖北省当时决定“舞七条龙”，就是要搞七个托拉斯。当时“七条龙”是这样搞的：烟草行业是一条龙，湖北省所有的烟草行业，都归到武汉烟草去了。第二条龙就是机械行业，和我们轴承行业有关，当时要把二十多家跟轴承生产有关的企业、生产基地，科研单位里面的核心单位，与襄轴组成松散型的集团，其中七家轴承生产厂，像仙桃轴承厂、黄石轴承厂、恩施轴承厂，还有其他一些轴承厂，与襄轴组成核心的、紧密性的企业集团。当时是“九统一”：党政工、人财物、采供销，就是他们那几家厂这九个方面的事务统归襄阳轴承厂领导。当时省里是决定这样“舞七条龙”。

　　张德炳是反对搞集团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担心搞集团会影响他的承包。因为那些小厂长都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都是搞全国性的五年承包经营，都怕影响自己的承包经营。谁都不服谁，谁都不相信谁，都是相信自己。张德炳就是怕搞集团影响了他最后一年的承包经营——因为搞集团是1992年底，1993年初的事。他担心搞集团会影响他的承包，所以他不愿意搞。但是一心想要“舞龙”的省长郭树言给他打包票，如果说因为“舞龙”影响了承包，他会压襄阳市委，让他们承认是完成任务了。但是湖北省搞的“舞龙”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和当时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当时是要发展民营企业，而“舞龙”是发展国营企业。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所以张德炳的承包期到了，承包书上的各项指标都完成了，可是以卖官闻名全国的市委书记孙楚寅就是不给他发200万的承包奖。理由只有一个：你不给我交税，我凭什么给你发奖？张德炳好冤枉啊。承包的前四年，每一项税他都交给襄樊市了，仅仅第五年的所得税一项交给了武汉市。因为为了“舞龙”，把七个“龙头”的管理权都收到省里去了，所得税这一项也就跟着交给省里了。所得税只占全部税收的12%。

　　张德炳200万的承包奖泡汤了。给张德炳打包票的省长郭树言，因为“舞龙”计划失败，被调到三峡工程当总指挥去了。所以张德炳的靠山也没了，他做了五年的美梦彻底破产了。

　　这件事不是孤例。武汉长江动力集团的于志安，他也是完成了承包，把一个长江动力变成了好几个长江动力，但是武汉市政府就是不给他发承包奖。后来他一气之下，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当时长江动力在菲律宾建火电厂，厂建好以后，他们派人去剪彩。于志安就带着他手下的副总和家里的老婆孩子，到菲律宾去剪彩。剪了彩他就上任了，那个厂就是他的了。因为菲律宾只承认于志安，法人代表是于志安。他们保护投资人，他不管你钱是哪来的，钱是谁出的，他不管，他只认法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投资者保护法。于志安后来就成了我们国家通缉令上的红色人物，直到现在红色通缉令还没取消。

　　全国五年承包，大部分的厂长都是短期行为。他为了完成自己的承包目标，不顾工厂里的设备，不顾工人的情绪，只顾完成他自己的承包目标，这样他就能拿一笔钱，好像一辈子的钱都挣够了，他的个人奋斗就实现了。

　　当时承包的时候很多厂长都很短视，他拼设备。因为后来我当设备工程师，我管理设备，我知道他们都是拼设备。国家规定设备是一年一小修，三年一中修，五年或者多少年一大修。小修、中修、大修都是要花钱的，而且不工作，专门修床子，生产都要停下来，维修还得花一大笔钱。他为了完成他的五年的短期承包，他拼床子，床子不休息，拼命地干。干到最后，比方说那个机床导轨上拉了一个小沟，本来沟还小的时候，你修修补补就好了，可以接着用。但是承包经营的时候，机器拉了个小沟，他就不让修，还接着用。就像农村的人说补衣服一样，小洞你不补，大洞一尺五。到最后等他承包期结束了，他承包任务完成了，厂里也被搞垮了。因为所有的生产设备都垮了，都瘫痪了。

　　所以很多小厂经不起五年承包，都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厂长短视拼设备。因为我们是大厂，我们原来就有成套的设备管理。因为后来我当工程师以后我是搞设备管理的，设备管理有很多条条框框。大厂想变好难，想变坏也难，因为他大，就跟航空母舰一样，你要再掉头很不容易。




爱国 · 2024-10-31 · 来源：深耕纪|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