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饭的母亲_散文_田红旗

我的母亲陶梅英，身体高大而健壮，一头白发。母亲得子晚，在她35岁的时候才生下第一个女儿，也就是我们的大姐，38岁那年有了我的哥哥，我出生时母亲已经是 42岁，以至于在46岁高龄时才有了我最小的妹妹，她活得很累。

天快要黑了。

“红！都这会儿了，你妈还没有回来。说是和田娃妈去吴北坡借点粮食，出去都一天了也没有个信儿。红，我给灯里添上了煤油。你和妹妹在家。一会儿你把它点上，我出去看看，接接她们。”父亲说完朝小路向吴北坡方向走去。

豆大的灯头给黑乎乎的屋里带来了微弱的亮光，妹妹双手托着下巴趴在我腿上：“哥，咱爸妈啥时候能回来？我怕！”

我说：“很快。”

夜真静，静得让人有点害怕。嘀、嘀、嘀，最后一响，已经是晚上八点整。屋子里还能听到老鼠叽叽叽的响动。爸妈还没有回来，我们困得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我从朦胧中醒来，父亲和衣躺在炕沿上，微微地打着鼾，炕头上仍旧没有母亲的影子。看样子，母亲整个晚上都没有沾家。

第二天早上，我们上学的时候母亲回来了。母亲和田娃妈原本是要到吴北坡去借粮食的，走到半路，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我们小张村的一个老头到曲沃，要饭发了家。就这样，两个老党员合计着，改了路线，从北牛村山后面的十二条悠去了曲沃县的闫村。也难怪父亲一直找到吴北坡，都没有见到人影，回来后还窝了一肚子火。

曲沃闫村离我们那里要有三四十里的路程，走到那里都已经日头偏西了，累得她们又饥又渴。稍作休息，然后分两路，挨街沿巷地乞讨。那年我的妈妈正50岁。

讨饭，侮辱，谩骂，为了不让我们挨饿，母亲无不忍受着人生中最大的痛

还是天下好人多，母亲并不是处处都遭闭门羹。

母亲将讨到的大大小小的馍馍块块、窝头疙瘩仔细地码在手提篮里，继续在巷子里走。当她们俩碰头的时候，已是三四点钟了，离天黑不足两个钟头。她们还要赶回家。

要走完这三四十里的路程，看来非要走到下半夜了。她们迈开脚步踏上回家的路。

走到任庄村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刮来，不说是飞沙走石，但也天昏地暗。乌云密布天空，怒号的狂风像要把人卷走。硕大的雨点不期而来，母亲和田娃妈彻头彻尾地暴露在雨水中，赶紧找个地方避避。

泥泞不堪的道路真是难走，田娃妈走在前面，母亲跟脚，踩在前面的脚印上。鞋底上沾满泥疙瘩，好像要把整个人定在那里拔不出腿。

五月天的雨，来得猛去得也快。一会儿工夫，整个天空好像被洗过一样。蔚蓝的天空在夕阳的返照下，挂起了一轮弯弯的彩虹，好像刚才的一切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两个老人用手抿了抿头发上的水，坐在任庄村路边的石头上，脱掉方口浅鞋，磕去鞋底上的泥，重新穿在脚上。被雨水淋透了的衣服，冒着雾腾腾的热气。她们俩好像都在打着喷嚏，怕是要感冒了。

“这俩人真可怜！”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婆婆，从对面走过来说着：“我说俩老嫂子，咋淋成这样，是要到哪里去？”看着她们面前的小提篮，里面被雨水泡烂的，大大小小的馍馍块块，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

“都是希货人！要不嫌我老婆子脏，就到家里喝碗水暖和暖和。”

老婆婆家有三间低矮的土坯房，屋子里收拾得倒也干净利索，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老婆婆无儿无女，老汉头年得病死了，现在就住她一个人。

母亲她们俩喝了一碗盐开水。“天不早了，”老婆婆说，“任庄村到你们高池村少说也有二十里路，还是歇一夜，明天大早再回去吧，夜里好陪我老婆子说说话。”

盛情难却，母亲俩人留了宿。

“也不怕大姐你笑话，我俩老姊妹，生育比较晚，孩子们又多。生产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眼看就要到麦口了，家里断了顿，揭不开锅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虽然母亲她们住下了，但还是彻夜难眠，心中有事。

第二天一大早，他俩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所以，那天夜里我没有看到母亲的面。

那天放学以后，我们家娄娄威威地吃了一顿大餐，就是母亲辛辛苦苦从外面乞讨来的、被雨水泡烂的馍疙瘩。我们并没有吃到不好的味道，大概真的是饿了吧。

手里捧着被雨水泡脓发黏的馍疙瘩，我的眼里布满了泪花，放在嘴里久久难以下咽。

“快吃吧孩子！能吃到这些东西，也是好心人善舍的结果。将来一定要报恩，萍水相逢，素不相识，能慷慨解囊，把这些东西送给我们已经是不容易了。”

是的，的确是不容易。那个年月毕竟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要是在以前，村子里来了要饭的人，我们一群小孩子便会跟在后面，谩骂着要饭的真丢人，羞，甚至喊着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歌谣：“要饭哩，逃难哩，一脚踢到牛圈里。”小孩子有的抓一把土，向要饭人扬去，也有人向人家扔砖块。那时要饭人便避开孩子，提着要饭的家什一溜烟跑了，非常可怜。更可恨的是，在那群孩子中我蹦得最欢。

自打母亲提篮逃荒以后，我再也没有跟着孩子们，围着要饭人起哄。每当对面有这样的人走来，我便远远地避到一边去。因为看到他，我就像看到了我的母亲，也许母亲也跟他们一样遭到歧视。


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她常说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并且教育我们要积德行善。

和往常一样，母亲一早就提篮出去了。因为是星期天，我们哪里也没去，就待在家里玩。父亲到饲养处给生产队出牛圈了。

我们这里白天只要家里没有大人在家小孩子一般都要看住大门，不是怕偷，而是怕要饭的到家里来。谁也没有多余的东西给他们。

待在家里的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开开门想到外面玩玩。我一出门，就和一个崔村叫十成的要饭的碰了个正怀。好容易看见一家有人开门，十成不由分说，便挤到我家里，嘴里憨憨傻傻地说着：“给点，给点，馍馍块块。”我刚想推他出去，母亲那句待人要善良的话语在我耳边回响，又好像我现在在推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母亲。

我十分害怕母亲在外面受到同样的虐待，心里一软，让十成进了家门。他还是“给点，给点！”那句口头禅。

我家里的确没有馍馍块块。昨天母亲讨来的馍疙瘩，在晚饭的时候，一顿就被家里的六张嘴给吃光了。馍圈里只有蒸的发黑的红薯干，还有几个硬的像砖头一样的高粱面窝窝。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午餐。

十成看看馍圈：“不要！不要！给点，给点，抓一把面，抓一把面。”还在提着过高的要求。

我急忙跑过去，用手按紧只有半罐面的格挡排排，这毕竟是我们全家到麦口这段时间的全部口粮，我必须得守住生命的底线。

要饭的十成一心想看看我家面罐的情况，哄我说：“孩子让我看看，要是面不多我就走。”

“我妈妈也去要饭了！”我真不愿意让他看到那罐黑黄混合的家底。

“你爸爸是我们的田老师，你家里人也要饭，我不相信。”在他看来，老师是吃皇粮的公家人，应该是富裕的。殊不知，当时生活紧张，粮食稀缺。父亲每月挣的33元工资才仅仅够买30斤红薯，是根本就养不了家的，所以几年前，就回生产队干起了农活。

说话间，我的母亲颤颤巍巍地从外面回来了，胳膊上依旧擓着小提篮，一只手提着个馍布袋。她一眼就看见了十成。

“师娘你到哪里去了？”十成不再关心我家的面罐了。看到母亲回来，很有礼貌地同母亲寒暄起来，一双细眯的小眼不住地打量起母亲来。小小提篮，皱巴巴的面布袋，十成一下子明白了什么。看来我说的话是真的。不再质疑，师娘真的是要饭了。

“十成，今天婶子遇到了好人讨到了一碗杂面。一会儿我擀点面，你也吃上一碗。”母亲说。

十成还等什么吃面，一反常态地将自己面布兜里要来的面完完全全地倒在我家桌子上的一个瓷盆里，向着我母亲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大礼，喊着田老师是个好人，夺门而出。

此时的场景我无法用文字来描述，毕竟谁都有他善良的一面。我并不理解，已经穷得叮当响的母亲为什么还要擀面给十成吃。

就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老师，十成不但没有吃母亲要做的饭，反而毫不犹豫地留下了自己辛辛苦苦讨来的面粉。


这天上午，我的母亲的的确确擀了一大块杂面萋子，我也吃得非常香甜，尽管它是没有菜、用咸盐水煮的白面条。

1977年，对我们家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虽说麦罢以后，我们家分到了生产队里的每口人89斤的口粮，算是一年之中最宽裕的时候。我的母亲因此也不用再天天去讨饭。日子稍微好过一点，我却因为吃了奶奶送来的一碗狗肉，因过敏患了长达半年的蜕皮病。

人都说狗是忠臣，属狗的人是不能吃狗肉的，吃了狗肉要遭报应的，等于自己吃自己。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真的遭到了报应。当我吃下奶奶送来的狗肉后，浑身上下极其的瘙痒，然后就是一阵火辣辣的发烫。再后来就像把我放进滚烫的油锅里炸，或者就好像是在熊熊烈火上的一副烤羊排。我的整个身体的温度毫无止境地在上升，好像一枚即将爆炸的**。

我哭着、嚎着、吵着、闹着，在满院子里蹦高高，还在满地打滚。真的就像一条发疯的狗。我整个身上的肉红得透紫，紫得发黑，也许真的要死了。

我脱下身上的布衫扔在地上，光溜溜的身子在土墙上面上下来回蹭。我从来没有遭受过那样的痛。我哭闹过后，全身再也没有一点力气，软绵绵地摔倒在那里，就像一团轻飘飘的棉花。当母亲把我抱回炕上的时候，我全身上下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燎泡。谁也说不清我得了什么病。母亲还是到保健站为我请来了一名医生。

医生来到家里，把我通身上下看了一个遍，然后拨开我的嘴唇看了看舌苔，再把把脉。我死死地躺在那里，任凭他们摆布。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孩子不像是什么感染性疾病，舌苔告诉我他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过敏，或者是食物中毒。给孩子吃了什么东西？”医生问我妈妈。

“也没有给他吃什么，早上就喝了一碗面汤。噢！对了，还吃了一些奶奶送的狗肉。但是别的孩子要比他吃得多，人家都没事，中毒可能性不大。”

'那一定就是过敏，我们就按过敏来治。我先开服草药，不过，最见效的方法就是用青霉素注射，并且全身涂抹红霉素软膏来配合。病来如山倒，病去像抽丝。要有长期医治的思想准备。”

根据这套医疗方案，医生在我身上打下了第一针青霉素。“哎呀！哎呀！疼！”我叫着，当妈妈将红霉素软膏敷在我身上的时候，就好像有人用烧红的烙铁在揭我的皮。我慢慢地昏死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身上大大小小的燎泡在药物的作用下，逐渐地破裂，流出了淡黄色的液体。妈妈俯在我身边，拿药棉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那些黄水，生怕再一次触痛我。由于过度劳累，妈妈的眼角上布满了血丝。

妈妈煎熬着，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要过多久。终于有一天，我身上那些燎泡变成一个硬壳壳裹住全身。我的整个身体僵硬得犹如平放在那里的一块木板，用手敲还能听到啪的响声。然而就这么一敲，敲击处向四面形成了一条条细细的裂纹，就像医生用手术刀在我身上划下的一道道蚂蚱口。在气流的作用下，这些蚂蚱口将那个僵硬的躯壳缓缓地卷起，不断地脱落下来。

脱掉皮的地方露出了鲜红透明的肉芽儿，没有脱掉的地方痒得叫人难受。

妈妈小心地把脱下来的皮屑，款款地放进了罐头瓶里，然后在新形成的肉芽上敷上药膏。

我的整个身子抽搐着，病痛折磨得我有气无力。每天就这么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母亲抚摸着我的小手，整日整夜地守在我的身边。

身上的肉芽好了又裂，裂了又好，反反复复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每一层的皮屑脱下来，我就好像进了一次鬼门关。医生都风趣地说这叫作茧自缚，破茧而出，金蚕丝雨。

我不再关心自己病情的好坏，听天由命吧。我每一次问到妈妈，她都会哄我说明天就好，可我每天等来的都是失望，到时候还得躺在炕头上。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身上的肉芽终于不再开裂了，新长的肉皮渐渐地有了韧性和弹性，总算是有个人样了。医生说，能让孩子见见太阳了。

明天我就可以出去玩了，那天晚上，我通宵达旦没有一点睡意。

第二天早上，太阳一露头我便嚷着要出去，毕竟躺在那里的时间太长了，整整一百一十三天没有出过屋门。

母亲抱我出来，一出屋门，我的眼睛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原来，我的眼睛再也受不了强光的刺激。母亲拿来一块大毛巾蒙住了我的双眼，将我放到地面的那一刻，我便软软地倒在地上。原来我根本就站不起来，我不会走路了。看来已经七岁的我还要再一次学走路。

我毕竟不是一两岁的孩子，倔强脾气的我在母亲的搀扶下，也不知道摔倒过多少次。“你别着急！慢慢来。”在母亲的耐心鼓励以及帮助下，我终于独立地迈开了脚步。

光阴似箭，日月穿梭，很快又到了芒种的节气。这年我们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土地分产到户，生产队里原有的一切都分给了社员。地里种的小麦，如实地估产分到老百姓手中。按人头，我们家分到了六亩纯小麦。

开镰割麦了，我们欢呼着，脸上充满了曙光，田野上一片欢歌笑语。

原载《散文选刊》2023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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