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地名沿革考

蒲州东城门遗址

杨孟冬/文

关于“蒲州”这个地理名称，或者说历史上一个行政区划名称，最早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准确时间是“明帝二年”，即公元558年。在此之前，追溯到炎黄、尧舜时代，以至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它还依次有过“蒲”“蒲邑”“蒲坂”的称谓。但，无论它的名字怎样发生变化，分外吸人眼球的则都包含有一个“蒲”字。

蒲，又名“水烛”，是古代先民逐水草而居时最早认识并赖以生存的一种祥瑞植物。因为这个原因，“蒲”便成了华夏族历史上用作地名的一个先例。众所周知的“尧旧都在蒲”“舜都蒲坂”，都成了这一地名历史悠久、文脉绵长的有力见证。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它的地理坐标就在巍巍中条之侧，滔滔大河之东，亘古不变，即今天的山西省永济市。

隋炀帝杨广时期，行政区划“改州为郡”，蒲州更名为河东郡，蒲坂县更名为河东县。不过，历史进入李唐王朝，行政区划又“改郡为州”，“蒲州”二字则重新闪耀在“黄河直打中条山”的最大折弯处。

不仅如此，它还以“国东王气凝蒲关”“地锁咽喉千古壮”的气度而备受优渥礼遇，一度成为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南都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齐名的“中都河中府”。

就连行政治所与它同在一城的“河东县”，也跃升为当时县级中**别的“赤县”。“安史之乱”平息后，出于长安和洛阳战略安全的考虑，唐朝又在这里特别设置了一个重要军事机构“河中节度使”（晚唐885年改为“护国节度使”）。

五代十国期间，无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政权怎样更替，这里的行政建制依旧沿袭着晚唐之制——河中节度使、河中府（河东县）。直到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蒙古族忽必烈把元朝首都迁至大都（今北京市），这里的行政机构名称仍然是“河中府（河东县）”。

值得关注的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这里又恢复了“蒲州”名号，成为山西布政使司、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下辖的一个散州。而河东县，则被省去了行政身份。也就是从此时起，一直到清朝结束，五百多年时间里，蒲州再没有改叫过其他名称。

至于“永济”行政名称的来历，则是清世宗（雍正）又一次关注蒲州而重新设置的一个属县，具体时间是公元1728年。就其称谓的具体含义而言，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因蒲州城东的一条泄洪水渠“永济渠”而得名，也有说是取自《易·系辞下》“臼杵之利，万民以济”之寓意。

当然，若按蒲州地理环境、自然禀赋的优越条件来分析，第二种说法则应该比较符合清朝设置“永济”县治的初衷。因为，这里自古以来都是盛产优质粮食作物的一块平川沃土。

所谓“万民以济”，就是希望国朝率土之滨每年都能够风调雨顺，家家户户都能够仓廪丰实，就像渡河格外通畅便利一样，人们永远都沉浸在安逸祥和的太平盛世之中。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蒲州渡口（蒲津渡）又确是西连关陕、北接幽燕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经贸中转站。一定意义上，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这，就是历史上的蒲州。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历朝历代给予了它不同的名号，但“蒲州”二字却深深植根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心里。人们对它情有独钟，官府对它敬重有加。最有意思的是，在大量的官方史籍和碑石文字中，“蒲州”二字的出现率，远远大于它曾经格外令人瞩目的“中都河中府”及其他名号。

因而可以这样说，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共识上，“蒲州”二字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区划名称，而是早已成为世人谙熟的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

之所以说“蒲州”是一个文化符号，当然是因为它在历朝历代都产生了非同凡响的文化表现。这种文化表现，既包括政治、军事、农耕、商贸、教育、民俗、宗教、建筑等多个范畴，又在形而上的文学艺术层面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彩。肇始于蒲州，且在山西、陕西、河南、甘肃、青海、内蒙古等黄河流域产生广泛影响的“蒲剧”，便是文学艺术百花园中一朵瑰丽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