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法被资本家联盟强力阻击，恶劣影响罄竹难书！

　柳传志的小弟杨元庆最近这几天又被邀请回所谓“重磅会议”，互联网上多种文章暗示云云杨元庆和柳传志如何如何。



　　资本家嘛，互相吹捧和互相打气在所难免，这是人性，尤其在前路渺茫的时候。

　　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了解柳传志本人当年干过的一件大事。正是当年柳传志本人带头大量所谓“企业家”反对和干预新《劳动法》的制定和通过工作，造成了影响至今的难以估量的损失，这种损失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多的是无形的社会总资产。

　　在2007年，12年前的旧《劳动法》已逐渐无法适应时代进步的需求，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部新的法律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制定并出台了《劳动合同法》。虽然《劳动合同法》理应是《劳动法》的子法，但其立法过程却异常隆重，历经四次全国性大讨论，并由全国人大审议，历经十余次重大修改，地位举足轻重，当时民间习惯称之为“新劳动法”。

　　新劳动法的颁布遭遇了巨大阻力，当下的年轻人因为没经历过，难以想象当时的情景，那时资本家的激烈反对堪称共和国史上最激烈的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反对声音来自被誉为国有资产大盗、公知教父、买办巨头柳传志。

　　柳传志认为，《劳动合同法》过于侧重保护企业员工利益，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


　　由于旧的《劳动法》规定已不适应经济发展，导致市场乱象丛生，使得《劳动合同法》成为劳动者们期盼的庇护。

　　回顾当时的劳动者处境，首先是农民工欠薪问题。在21世纪初期，这一问题与强拆问题并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下两则新闻案例，揭示了当时农民工欠薪的严峻现实。

　　事件发生后，江北区警方迅速抵达现场，成功将两名施暴者制服，而其他施暴者则四散逃逸。调查发现，持械的男子均为中凯城市之光工程项目的保安，该工地员工大多来自江浙地区。工头俞刚为了处理工程施工中出现的所谓“纠纷”，在2010年底以每月5000元薪资雇佣了来自浙江、江西、河南及重庆的20多名社会闲散人员组成所谓的“黑”保安队，专门对付讨薪的农民工。警方在工地打手的住所搜出了一批特制的行凶钢管。

　　宁愿每月花费5000元雇佣打手，也不愿支付农民工2000元的工资，这正是典型的资本家行径。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严厉整治，这一现象有所减轻，大规模的恶性欠薪事件基本得到遏制，但小范围的拖欠现象仍时有发生。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农民工欠薪”关键词，可以看到许多2020年新发生的新闻，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任务仍然艰巨。

　　接下来是富士康等血汗工厂的问题。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在2004至2006年间发表过多篇文章，批判富士康的血汗工厂模式，这可以看作是《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的重要参考。

　　自2006年起，就有关于富士康工人跳楼***的媒体报道，我对此印象深刻，富士康***事件甚至成为了当年政治期中考试的话题，考察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到了2010年，媒体开始将富士康的跳楼***事件联系起来报道，最初的新闻标题是“富士康十连跳”“十一连跳”，网络上能检索到的最后报道是“富士康二十三连跳”，之后的数字可能已经无人统计。这仅是2010年一年的情况，真实数字的恐怖由于时过境迁，永远无法完全知晓。



　　当时，富士康的90后打工者许立志创作了许多打工诗篇。对于那些坐在写字楼格子间里的白领“打工人”来说，看看流水线工人用心血凝成的诗句，你们也必定会感同身受：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最后，24岁的打工诗人留下了这一篇悲愤之作后，从富士康的高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

　　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一个人掉在地上

　　全社会都已认识到，一部新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已如同“黑暗中期待黎明”般迫切，但这部法律历经“千呼万唤”才得以面世，其立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很少有法律遇到过如此激烈的争议和阻力。

　　对于《劳动合同法》的反对，首先来自于资本家阶层。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一审稿公布后，立即引发了巨大反响。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舆论往往偏向精英阶层、社会名流和所谓的“人民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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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初见《劳动合同法》时，感到震惊，质疑这样一部法律为何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一位深圳科技集团总裁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匿名采访中表示：“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表面上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的利益来源于企业。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高，新法将增加更多负担。”

　　随后，买办集团和跨国资本巨头也开始发力。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4月23日，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在一次研讨会上威胁，如果实施该法律，将撤资。欧盟商会随后向全国人大上书，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将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商会也公开表示，这将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不利。



　　无论是人大还是专家们，都未料到会遭遇如此大的外资阻力，这也是《劳动合同法》反复审议的主要原因。柳传志，被誉为公知教父、买办路线的精神领袖，也表示对《劳动合同法》的担忧，认为过于关注现有企业员工的利益，对企业发展不利，可能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问题。

　　此外，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也纷纷发声。2007年12月，《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之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连续发表四篇文章，严厉批评该法。

　　张五常在文章中指责，干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合同将极大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可能导致企业倒闭或裁员，最终损害劳动者利益，甚至可能导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由于张五常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文章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反响。

　　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表示张五常对劳动关系缺乏研究，不了解中国劳动关系，对其言论感到惊讶。全国总工会干部郭军也表示，如果在经济发展和劳动关系规范过程中只考虑资方利益，忽视劳方利益，改革开放的成果可能真的会毁于一旦。

　　在多方博弈和较量之后，《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11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8个方面考虑了资方意见。全国总工会对此评价为“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媒体人杨军指出，参与博弈的仅限于几百名专家和一些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并未参与其中，质疑谁为代表劳动者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谢增毅教授指出，劳动派遣制度可能成为企业利用的法律漏洞。

　　在实践中，资本家们频繁违反《劳动合同法》，甚至宣扬违背法律精神的“996福报论”“用命换钱论”等观点。有些人则为这些观点摇旗呐喊，将《劳动合同法》作为攻击对象。保卫《劳动合同法》，保卫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劳动合同法》明确指出：一旦员工满足“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条件，便可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而成为终身员工。然而，在2008年1月1日该法生效前，华为公司却要求数千名服务八年以上的资深员工主动离职，随后这些员工可以与华为重新签订1至3年的劳动合同，以此规避《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当时，尽管华为公司尚未达到今日的国民企业地位，但其公然对抗法律权威的行为，迅速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波澜。华为的这一举动昭示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向公众展示了公司可以公开挑战法律而无法受到制裁的姿态。

　　自2019年起，互联网行业的垄断巨头们不断传出员工反对996工作制的声音。马云公开表示“996是一种福报”，刘强东也发文称“我仍然可以实行8116+8的工作制”，“不愿努力工作的人不是我的兄弟”，这些言论同样是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权威的公然挑战。



　　2019年11月23日，一位网易前员工发表了题为《网易裁员，让保安把身患绝症的我赶出公司。我在网易亲身经历的噩梦！》的文章，揭露了网易HR疑似伪造考勤记录、篡改业绩以减少赔偿金的行为，并指称保安将重病员工抬出公司，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2021年初，拼多多公司连续发生员工过劳死、跳楼***和因拍摄救护车离开公司的照片而被解雇的事件，同时拼多多官方账号发表了“底层人就应该拼命”的争议性言论，网络上还曝光了拼多多实行的“超级大小周”等极端加班制度。



　　尽管互联网巨头们频繁曝出负面新闻，但它们相对来说已是较为“文明”的企业，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知名度高，员工擅长利用互联网发声，使得这些事件得以被公众所知。而在社会更多不为人知的角落，法律和秩序的温暖往往难以触及。

　　资本吃人，莫过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天玉在《法治日报》的采访中指出：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对工时制度已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劳动法》第三十六条明确了标准工时制度为“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另外，《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对标准工时进行了重新规定，即“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未能坚守劳动基准的底线。特别是对于平台企业的员工来说，从“996”工作制到近期揭露的无限制加班，都是对劳动法的明显违反。

　　劳动法犹如一只“无牙的老虎”，缺乏有效的执行手段。对于平台企业无限制加班的情况，劳动法第九十条仅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罚款是“可以”而非“应当”，属于可选的执法措施。

　　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可以以极低的违法成本突破法定的加班限制，而任何企业的此类行为都会对同行业的其他企业造成成本优势，导致其他企业不得不跟进，从而引发整个行业的加班泛滥，劳动基准全面崩溃。当劳动者失去了劳动基准的“庇护”，加班成为常态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时，美化甚至推崇劳动违法行为的“福报论”“奋斗论”便应运而生。

　　柳传志和杰克马这类金融买办资本家短时间内积累起天量的财富，绝不是靠的他们的所谓“聪明才智”和“杰出管理才能”，而是无数工人和农民在无限制的加班又无报酬的情况，持续向这群资本家输血的结果·······

冷月葬花魂 · 2024-11-13 · 来源：冷月冷言 |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