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

　　当代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已然成形。

　　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些遮遮掩掩，今天他们已经堂而皇之摆到台面上来了。

　　这种状态与旧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状况极为相似。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们是典型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是官僚利用其政治地位，利用其掠夺来的资金，从事金融、商业和产业活动。它与一般资本家的区别是：第一、官僚资本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它的经营无不以政治的有利条件，作为发展的跳板。第二、官僚资本常常利用国家资本发展自己，而国家资本经常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第三、官僚资本的出身，不像欧美等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是资本，然后与政治发生关系，然后成为资本家。第四，官僚资本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骨干，在中国，大资产阶级都产生于官僚资本，因为官僚资本的政治条件，发展的比其他资本要快得多，它们的影响也贯通到工商金融各个领域，包括地方上的大小官僚资本，同样如此。如孔祥熙掌握中华民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十几年，先后控制了中央、中国、农民三大银行与中央信托局，国家的金融机关直接支配了三分之二。还控制着商行，专门买卖原料、煤油等，除此之外，还有七八个大商号。

　　与蒋介石时期相比所不同的是，当代的官僚资产阶级是在新中国已经没收和铲除官僚资本的情况下，1978年改开以后，共产党内部的特权阶级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着“改革”的旗号，又重新搞起来的，其发展壮大仍然延续了“四大家族”的“先权力后资本”的模式。

　　它的形成和发展有两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个事件：康华事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兴起一股“下海潮”，“下海潮”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康华”。“康华”全称为“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管理人员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小康华”是司厅级，“大康华”是省部级，进来时是高干子弟，出来时都是高级干部，能量大到国务院有什么部委，康华就有什么公司的程度，石油部出来的，在康华继续干石油生意；向中国人民银行跑关系，就能搞自己的金融机构和租赁公司。

　　“康华”事件是当代官僚资本主义的一次预演。“康华”存在那代段时间，处于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期，“康华”的被取缔，一方面证明官僚资产阶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法存在，另一方面，这恰恰让他们看到，计划经济就是他们实现“发财致富”的拦路虎，反倒坚定了这帮特权阶级打破计划经济的决心，他们不再“要指标”，搞官倒，而是要“要市场”，要资本，有了资本、有了市场，他们就可以聚敛巨额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僚资本家，而不用背负“官倒”“油耗子”等诸多不好的名声。

　　恰逢苏联解体，让他们找到攻击计划经济的口实，于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方面他们影响决策层，接受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物色吴敬琏之流硬生生把全民所有制分割成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为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寻找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左右国家政策，实施“障眼法”，迫不及待地推出了各种花里胡哨的“改革”，这些所谓改革的实质，就是向他们让市场，即把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控制的中国市场让给他们，把资源配置到他们手里，还要在“开放”的口号下，让给寄生在外国金融资本卵翼下的买办资本。

　　例如国企改革，并不是国有企业吃大锅饭、端铁饭碗有问题，而是国有企业成为他们扩张市场、攫取暴利的绊脚石。于是，在“做大做强”的幌子下，通过逼迫30多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让给私营企业，让给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资本家。直到最近，仍然在推出所谓“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的政策，退出后谁占领这个市场呢？很显然，首先是官僚资产阶级占领。又比如医疗改革，同样是首先为了让他们占领这个市场，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方面禁止国有企事业单位办医院，反过来却大肆鼓励私营医院野蛮生长。对外开放同样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方面中国诺大的市场，中国老百姓却生意维艰，难以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偏偏让外国资本几乎没有任何门槛地进到中国来，让它们在中国市场上跑马圈地，掠夺财富。

　　总而言之，所有的“改革”，所谓的“开放”，核心是为了这个官僚资本集团，他们是这些“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相反，有利于人民的改革，无论老百姓呼声有多高，都会视而不见，装聋作哑，阻力也正在这里。至于所谓的发展“民营经济”，实际发展的还是他们自己，那些大量存在的小资本家，只不过是跟着他们沾光而已。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被铲除，那些“民营企业”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会无光可沾。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98年的“不做假账”。

　　这一事件是当代官僚资产阶级与国外金融寡头结合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的金融资本操控在官僚资本和国外金融资本手中，意味着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把手伸到了中国的经济心脏，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根据《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记载，当时即将接任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朱某称：“有同志说，这次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是照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不适用于中国。我说，我们的所有宏观调控模式都不是照抄西方模式，都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不是照抄，而是借鉴，不借鉴怎么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照抄西方。不借鉴不行，西方毕竟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不借鉴何时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现在想请一些很懂行的同志，包括懂技术、懂业务、懂会计的同志，再吸收一些外国大会计公司的专家，共同来草拟一个如何考核国有企业的一套程序、标准和方法。把这套软件用到企业中去，只要问几个问题，查一查原始账，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虚盈实亏，是真的还是假的。要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审计。造假账容易得很，不检查、不审计不行。”今天的读者读到这段话会是什么感受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相信外国人胜过相信中国人。

　　就是这个朱某，还为中国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并让他的公子就职于美国高盛公司的在华督办或业务主管，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经济学家。然而他或许没有想到，来到中国的高盛、普华永道等外国会计机构，做起假账来，比谁都狠。

　　比起晚清和蒋介石时期的官僚资产阶级，当代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斯密所讲的“经济道德标准”，在他们眼里变成了“弱肉强食”。他们一方面无限扩大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无限缩小或者限制人民的权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搞房地产、转基因、预制菜、毒教材、假疫苗、伪核酸，玩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富人游戏，但是却打着生态的名义不能容忍老百姓养鸡、养鸭、养猪，甚至烧柴做饭都要被罚款、骑电动自行车就要无端扣上违法行驶的大帽子；他们可以把搜刮的巨额财富转移到国外，全然无视大多数老百姓生不起、养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老不起；他们可以拖欠老百姓的工资，却在政治上、法律上取消了中国劳工罢工和抗议的自由，美其名曰“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总是以所谓的“改革开放”成就沾沾自喜，却不管这种所谓“成就”背后有多少祸及子孙后代的天量债务，他们花着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那代子孙的钱，却丝毫不会感到脸红。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他们根本不懂得，少数人越富裕，财富积累得越多，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队伍越壮大。四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资本主义在制造少数富翁、富豪的同时，也在制造它的对立面：正在壮大和觉醒的无产阶级，一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普通知识分子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长袖善舞几十年，然而，今天的他们已经在道义上彻底失败，正在把自己送进坟墓。这个“坟墓”就是他们的极度贪婪和自私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和社会乱象，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和愤怒。

　　这个“先特权后资本”所形成的阶级，已经被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柱上，已经成为阻碍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一颗毒瘤。蒋介石时期的官僚资产阶级曾经被推翻的事实证明，当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同样可以被推翻，无论他们貌似有多强大。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强大？人民的力量最强大。在人民的力量面前，他们是渺小的，是软弱的。

祁建平 · 2024-11-13 · 来源：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