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稷山位林村的故事

位林村抗战老兵王福全，当年就是被周令名推荐到民族革命大学上学当兵

1938年3月5日，日军侵占了我的家乡河津县后，为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想在县上物色一位具有影响、深孚众望的人士充任傀儡县长。

父亲周令名(1893--1969)，字贻生，出生于河津老城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18岁太原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出任山西省财政厅科长、天津盐运使、芦台盐场场长、唐山税务局长、右玉县县长等职，“以其清正廉明的品质,公正持平的作风,深得人心”。因此，日军很自然地将这一人选落在他的身上。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决然厉色曰:“饿死也不能认贼作父，去当为虎作伥的汉奸。”于是星夜辞家，几经周折，逃避到稷山县位林村。

位林村位于稷山县境西北隅，东、西、南三面环沟，北面为吕梁山脉，交通不便，十分偏僻。全村田、韩、牛、杨四姓居民，皆为外地逃荒避难定居此地的外来户。从山东逃难至此的田舍娃，知道了父亲的情况后十分同情，便收留了父亲，让其躲藏居住到他家喂养牲口的马房院内，并让其改姓为田，成了田舍娃家的成员之一。风声稍微松了一点后，田舍娃暗暗地将我的母亲和孩子们都接到位林村，全家七口人就在田家的马房院内居住了八年之久。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形势略微稳定后，父亲看到位林村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上学读书时，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到牛家祠堂教愿意学习的孩子们认字。当时，既没有课本，也没有黑板，更没有纸和笔，全凭父亲心想，口授，手拿着柴棒在地面上写下一个字，教孩子认写一个字。尽管如此，孩子们认字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由开始的一两个人很快增加到一二十个人。后来，村里群众自发地建立了位林村学校。学校虽然十分简陋，几乎没有任何教学设施，但意义十分重大。它是位林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父亲便成了位林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教师。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孩子们，有些后来成为了国家的有用之材。牛桃山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四川，成为一个县级领导;牛克勤、狄小五、牛峰尧牛相儿都成为当地相关部门的国家干部;王四子则成为该村的党支部书记。

位林村的村民淳厚善良，重情重义。在兵荒马乱之际，他们冒着风险不仅收留了我们全家，还在多方面给予了保护和周济。他曾对我母亲说:“只要我嘴里有吃的，就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日久天长，亲如一家，他便把自己的儿子田长命拜认在我父亲膝下为干儿子。后来，他还将我父亲的照片与他父亲的照片都摆放在客厅的条桌上，逢年过节磕头祭拜。

而今，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去，我们离开位林村也已有七十多个年头了，但是历史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位林村”三个字已经永远镌刻在我们全家人的脑海里，我们视位林村为“第二故乡”。位林村则视我们为“亲人”，视我的父亲为他们村的“第一个文化传播者”

父亲回到家乡后，曾被推举为县政协一至四届常委，并先后担任中学教导主任、联区校长、文化馆馆长等职，继续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97年4月，著名学者李尤白在为我的散文结集《龙门情思》撰写的序文中，对父亲的这段经历做了这样的记述:“抗日战争前夕，我在河津城内第一高等小学上学时，就闻知周家是书香门第，世代儒冠，道德文章为一方冠冕。抗战胜利后，又听我的恩师乔熏鹤仙公谈过敬飞父亲令名贻生先生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人。他逃官隐居的八年时间，是他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一段历程，同时也是他最受人尊敬和辉煌灿烂的一页。”

《河津市志》(2002年版)“人物传”卷中，以千余字的篇幅详细记载了父亲保持民族气节的事迹。

1998年，稷山县位林村党支部、村委会在本村小学的校园内，为父亲竖立了一通“教泽碑”。碑文称，抗战时期周老先生为保持民族气节，曾改名换姓在我村逃官隐居八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以兴教救国的精神，教授本村的孩子们读书识字，培养了不少有道德有文化的爱国青年。特勒石铭记，永志不忘。


为了回报位林村当年对我们全家的收留保护之恩情，2014年10月，我与敬亲兄长带领着全家人，回到我们的“第二故乡”,向位林村小学捐赠了图书1800余册。在隆重的赠书仪式上，村党支部书记牛文奎、村委主任牛新伟、联校校长苏将、学校校长黄校泽先后讲话。他们说，当年周老先生保持民族气节，避难位林，创建学堂，传播文化，精神永存。而今周老后裔情系位林，捐赠图书，助学育人，这份情意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表示，要加倍珍惜这些饱含期望的捐赠图书，变感恩为育人之行，化感激为辅才之路，尽职尽责，教书育人，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材。当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都以《周氏兄弟知恩图报，赠书助教稷山位林》为题作了报道。

家风家训是一个家族先祖们的遗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父亲为保持民族气节，甘愿隐姓埋名逃官隐居八年之久，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家训，有形的榜样。

文/周敬飞，山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