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苏空军夜袭日军运城机场

日军攻占太原后，为了进袭西安、汉中、兰州等西北重地，便在晋南的运城扩建了一个较大的飞机场。此机场为华北敌空军主要基地。1939年7月初，日本陆军第一飞行团主力从汉口移驻山西运城，以便就近袭击兰州。兰州是当时苏联援华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从苏联来华的飞机都在此加油检修，然后再飞往各地机场。兰州还是中国空军的主要基地之一，兰州周围共有大小机场5个，兰州设有航空修理总厂，专修各种苏制飞机。兰州机场上经常堆满了卸下的物资，中苏空军不少部队集中在这里休整和训练。日军早就想拔掉兰州这个眼中钉。

这一消息被中国空军获悉后，于1939年7月25日，中苏空军组织机队奇袭了运城，机队就是从成都起飞的。从成都至晋南有相当航程，性能不好的轰炸机难以胜任。经过两年抗战，中国空军原有的中型轰炸机已经剩下不多了，好在当时西迁西南的韶关飞机制造厂还能够装配伏尔提V-12式轻型轰炸机。这种飞机用美国的零件按美方设计进行装备，具有续航力长、载弹量大的优点。1939年，已有七、八架这样的轻型轰炸机交付成都的轰炸总队使用，才使这次远航轰炸得以成功。

麦炸方案是这样制定的，派出6架飞机分两批出击。第一批3架，由第10轰炸队队长刘福洪为领队，僚机为马俭进、刘俊。刘福洪，河北万全人，中央笕桥航校第2期毕业，军衔为中尉。马俭进，广东台山人，曾在加拿大航校学习飞行。第2批也是3架，以方汝南为领队、刘维城、方镇基为僚机。后来在实行中，第2批在汉中加油起飞后，因天气突变，不能飞越秦岭而被迫返航。所以执行这项任务的，实际只有3架轰炸机.

1939年7月25日中午，轰炸总队副总队长刘锦涛在成都的凤凰山机场转达了航空委员会主任关于袭击运城敌机场的出击命令，随后刘福洪、马俭进、刘俊3人即驾机离开凤凰山基地。他们在汉中加油后再飞已是午后。飞机沿秦岭南侧，在丛山峻岭间向东低空飞行近500 公里，到达陕西的商南后转而向北飞行。过了黄河不久，运城已在望了。日军飞机数十架排列在运城机场两旁，机场的指挥者想不到中国的飞机会来袭击，因而来不及命令飞机截击。刘福洪等3人便选择了跑道左边的二、三十架重型轰炸机为目标，我三架飞机高速低空掠过投弹 40多枚，没受到任何攻击。转瞬间，只见机场埋葬在一片火海中。这次闪电奇袭，三员战将，一举炸毁敌机30余架，是抗战开始以来最成功的奇袭轰炸。可惜的是狡滑的敌人把一部分飞机隐藏起来了，用一部木板仿制的假飞机作了替死鬼，要不战果将更加辉煌。奇袭运城机场，是抗战期间中国空军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经我情报监视哨报告，敌被毁和烧伤的飞机亦是30余架，运城机场的指挥官因此而被撤职。

他们完成任务后，驾机迎着太阳返航。3架飞机飞越黄河不久，刘福洪开大油门爬越高山，马俭进和刘俊两机跟不上，刘福洪的飞机因为极限、再加上马达转速，容易超温出事，果然不久，刘福洪的飞机突然冒烟，随即坠入潼关附近山中。这位优秀的驾驶员因而殉职，政府追赠为少校。刘机的轰炸员汪善、通信员谢光明等亦光荣牺牲。谢光明1919年出生，河南开封人，毕业于航空委员会通信训练班，为19中队技术五级通信士。

刘福洪

刘福洪失事后，马俭进和刘俊于当天夜里将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加油检验。第2天清晨，他们驾机离开西安，并于午前安全返回成都的凤凰山机场。

关于奇袭运城敌机场的时间，许多书上的记载为1939年2月5日，可战果说法不一，但据刘锦涛、马俭进的回忆文章所载，应为1939年7月25日，毁伤敌机30余架。刘锦涛的文章可见 1983年《广州文史资料》29辑中的《侨居美国的前广东空军人员记述参加抗战的二三事》;马俭进的文章发表在旧金山《时代报》上，题目是《加侨飞行员马俭进回国抗日记》。1988年3月15日，广东省各界人士200多人在广州举行了隆重的广东省航空纪念碑揭墓仪式。85 岁的刘锦涛和年过七旬的马俭进作为海外特邀代表，从美国专程前来参加。故友重逢，感慨万千。马俭进激动地说：“祖国的人民没有忘记我们！”

（本文转载自1995年第3期《航空史研究》作者盛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