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关公记载 缘何不足千言

关新刚/文

关公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的，应当是西晋初期著名史学家陈寿编撰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志》。也就是说，陈寿撰写的史书《三国志》，不仅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还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关公形象的正史资料。因而，后人称其为一部承载着三国历史的史学巨著和文学大作。

可让人遗憾的是，在《三国志》全套65卷、总共36.7万字、涉及440余名三国历史人物的篇幅中，《魏书》占有30卷，《吴书》20卷，《蜀书》只有15卷，曹魏的内容几乎等于蜀汉、孙吴两家的总和。相比较而言，蜀史最为简略和单薄。诸如蜀汉军中关公、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被揉到了一个列传里，而不是单独列传。尤其是在仅有的一个列传《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中，《关羽传》正文仅有950余字，《张飞传》780余字、《马超传》660余字、《赵云传》480余字、《黄忠传》250余字。就连曾为关公帐下主簿的廖化，蜀汉建立前他就在刘备军中，蜀汉快要灭亡时，他还在率军出征。对于这样一位贯穿于蜀汉历史、见证着蜀汉兴衰，且以“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而闻名的风云人物，他在《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中的记载，也仅有短短的100余字。

由于《三国志·蜀书》简略单薄，《关羽传》中的记载仅有寥寥数语，使得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生历程记述不详，也无从考究。究其原因，史上说法较多，归纳梳理应为4个方面。

一是蜀国不设史官，也无专人撰写蜀史。

有史料记载，曾协助刘皇叔统管天下的丞相和执掌军中大权的军师诸葛亮，执意在蜀国不设史官，也无专人撰写蜀史，从而造成蜀汉资料严重匮乏。

正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所述：“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我国历朝历代很少有不设史官的，诸葛亮这位足智多谋、神机妙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军师谋士，在其主政蜀汉政权期间，为何“国不治史，注记无官”呢？分析研判后基本找出了问题的症结及原因。

其一，丞相本是协助皇帝管理一切国政大事的guan员，相当于后来的总理、首相或行政院长。诸葛亮作为辅佐协助刘皇叔处理国家政务的蜀汉丞相，却主持朝政，执掌国事大权，这应是修史中的明显障碍。为免人诟病，最方便的办法，就是不设史官，不撰蜀史。

现实生活中，尽管诸葛亮勤勉谨慎，料事如神，但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差错。如马谡失街亭一事，诸葛亮“违众拔谡”，派遣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担当前锋，结果惨遭失败，诸葛亮无奈挥泪斩了马谡。

再如，《隆中对》只是诸葛亮对天下大势所进行的预测和规划，势必存在着不足和遗憾。然而，正是这些遗憾，导致荆州被袭，张飞遇害，刘备倾尽其兵伐吴，最后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使得蜀汉大伤元气，《隆中对》战略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主席在点评诸葛亮《隆中对》时曾讲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主席说了，毛病出在隆中对。

其二，诸葛亮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治理国家和军事战略上，主观上他又过度谨慎，事必躬亲，大小事都要亲自处理，可能因为他自己顾及不到、不能亲自过问而放弃。

其三，蜀汉以光复汉朝为己任，自命为正统。如果修史，就等于承认魏、蜀、吴三国已取代“大汉”的客观事实，不应当自我否定修国史。

其四，我国历代大多是修前朝史，罕有修当朝史。即使修史，也是“盛世修史”。当时蜀汉并非盛世，没必要去修国史。

事实上，蜀汉在刘备和诸葛亮时代没有设置史官，但到了中后期就设有观阁令史和东观秘书郎史官了。《晋书》中曾写道：陈寿做过蜀汉政权的“观阁令史”。《华阳国志》中也写道：陈寿做过蜀汉政权的“东观秘书郎”。这两个官职都可以视为史官了。

就当时来讲，陈寿编撰《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由曹魏时期官修的王沈《魏书》，吴国也有三国时期官修的韦昭《吴书》等可作参考。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官修史书可作参考和借鉴，使得《蜀书》记载十分简略。

有趣的是，虽然《蜀书》单薄简略，但在《魏书》中涉及到关公的有6篇；《吴书》中提到了关公的有9篇。或许这是陈寿拟通过他人话语或事件进而塑造关公形象，以弥补其《蜀书》单薄简略之缺陷。

二是西晋初期，拥曹魏为正统，尊魏贬蜀为主流，使得《蜀书》作为列传，只占帝王本纪《魏书》卷数的一半。

东汉末期，群雄割据，战乱不断，三国鼎立，作为蜀汉刘备来说，自认为出自汉室宗亲，从承接汉朝基业来讲，蜀汉应为正统。但对于曹魏来讲，则认为其政权是通过汉献帝“禅让”获得的。尽管“禅让”的真实性和自愿性有待考证，但至少曹魏有了这层合法的外衣，似乎从法理上赋予了曹魏继承汉朝的合法性。

况且从当时的地理位置上来看，曹魏雄踞中原，建都洛阳，而我国历史上又习惯把中原地区视为国家政治中心，象征着王权和正统，所以视曹魏为正统，似乎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同时在那个时期，虽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形式上汉献帝刘协在曹魏，大汉政权在曹营，其后西晋又是接受了曹魏“禅让”而来的，如果曹魏不为正统，那司马氏政权就不合法了。

因而，陈寿作为西晋朝臣、史学家，当然要拥曹魏为正统，以尊魏贬蜀为主流了，因而在《三国志》中，《魏书》写有帝王本纪，而《蜀书》《吴书》就记为列传了。这是因为史上纪是帝王用的，传是臣子用的，所以曹操用的是纪，刘备和孙权用的是传，进而称曹操为武帝，刘备为先主，孙权为吴主。这种按等级划分的记述方式，表明了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

所以，武帝与先主的地位差异，决定了本纪与传记的篇幅和字数的不同，所以《蜀书》作为列传，只占帝王本纪《魏书》卷数的一半，是有其原因的。

其实，对于拥曹魏为正统，称“大汉”，历史上也是有争议的。据记载，东晋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在述评三国史时，曾认为应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他甚至在临终前，还向东晋皇帝上表，系统地阐述了“晋承汉统”的思想。

三是蜀汉灭亡后，魏军钟会之乱造成蜀地成都混乱，大量皇帝诏书及皇宫文献被哄抢烧毁，蜀汉史料所剩无几。

公元263年，蜀汉被曹魏灭亡后，第二年驻守蜀地成都的魏军内部发生了“钟会之乱”，造成邓艾、钟会两位灭蜀统帅相继被害，蜀地成都乱作一团，大量蜀锦、金钱被抢，一些皇帝诏书及皇宫文献也被烧毁，就连蜀汉最后一位皇太子刘璿也没有保住性命，被乱军所杀。其后，西晋一统天下后，司马炎令其为三国修史时，陈寿所需求的蜀汉史料，已经是所剩无几了。

四是陈寿曾在蜀汉军任职，其父也为蜀汉军将领，但其身世际遇，可能会造成个人情绪上的负面影响。

陈寿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出生于蜀汉巴西郡安汉县，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可谓土生土长的蜀汉人。

陈寿父亲曾为蜀汉军将领，本是马谡军事参谋。《晋书·陈寿传》中提到，在马谡损兵折将失街亭被诸葛亮斩首后，陈寿之父受到牵连，被处以髡刑，铁圈束颈，剃光头发，当众羞辱惩罚，之后回到家乡郁郁而终。

陈寿老师谯周，身为蜀汉人，却一直希望蜀汉被曹魏所取代，甚至还劝说过刘禅主动降服曹魏，因而在《三国演义》中被定义为投降派的反面典型。谯周老师的“亲曹”误导，或许会给自己的学生陈寿带来负面影响。

就陈寿本人而言，《晋书·陈寿传》也曾记载，三国时期蜀汉大臣黄皓和诸葛瞻都看不上陈寿。陈寿父亲去世后，他在守丧期间生病，因为让婢女送药，被当作桃色新闻，受到乡党贬议。此后蜀汉灭亡，司马氏号称以孝治天下，陈寿遂因此事，多年未被录用。

因而讲，陈寿个人的身世际遇，可能会给他编撰《蜀史》带来消极情绪。

事实上，造成蜀史相对简略偏少的历史缺憾，恰被后世王朝和先贤志士给予弥补。陈寿《三国志》出品27年后的东晋初期（317年），史学家王隐也编著了一部记载三国蜀史的《蜀记》。

陈寿《三国志》出品136年后的南朝宋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刘义隆以陈寿《三国志》过于简略为由，遣使史学家裴松之（闻喜人）为该书作注。裴松之聚焦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并引用东晋史学家王隐的《蜀记》加以辨析，使《三国志注》与其他史料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链接，终将形成了一种“读《三国志》，必读裴注”的现象，并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重要史料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