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与中医药的关系

药材是古代重要的经济作物和商品，药材的流通和药市的兴起，促进了市场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古代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药材是历代重要经济作物

药材最初由野外采集得来，故有神农尝百草而一日遇七十毒的传说。种植药材没有山高路滑的危险，没有虎豹虫蛇的威胁，产量稳定且不易辨识错误，如果用于贸易，则能带来不菲的收入，自古以来药材便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明清时期，各道地药材产区基本形成，药农大面积种植药材，每亩收益甚至达到种植粮食的十倍以上，促进了药材的商品化生产。河南怀庆府以种植“四大怀药”闻名于世，明代谈迁《枣林杂俎》引《密县志》载：“怀庆地黄，盖藉济水灌畦而肥也。不知密县东北一带旅生实繁，苗时怀人用青蚨贸去，每斤值五六文耳。计其所获，亩鬻十金而饶。”清代王凤生《河北采风录》载：“沁河以南，地土肥美，栽种药材，虽工本较重，而所得资利十倍五谷。其最著者地黄、山药、牛膝等物，获利更厚。”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载：“地黄、山药，百穜之饶，利益滋甚。”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乡民纷纷种植药材。清代范照藜写诗描写怀庆府种植药材情况说：“乡民种药是生涯，药圃都将道地夸。薯蓣蓠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刘开描写安徽亳州种植芍药盛况，《城东观芍药歌》：“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戴梓《送鲁广文霞峰之桐乡县任》描写浙江桐乡官府引导村民种植菊花。“宦游返国情应洽，乡语临民赋易完。退食谩筹黄菊计，课耕喜近白云峦。”《武陟县卫生志》载，1880年，武陟县年产地黄40万斤、山药5万斤、牛膝15万斤、菊花2.5万斤。

药材贸易促进经济发展

《山海经》中已经有药材产地的记载，《范子计然》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商品学专著，所载大部分药材都有质量标准，如产地、形状、粗细、色泽、质地、气味、采收季节等。《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大宗商品如姜、桂、连、丹沙等都属于药材。战国后期的巴寡妇清以贩卖朱砂获利，名扬天下。

药商是汉代的常见职业。《后汉书·逸民列传》载，韩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中医买药不二价典故即从此而来，这种诚信经营的理念被后世商家所推崇，司马光《独乐园七咏·采药圃》：“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汝南人费长房为市椽，负责市场管理，工作中结识了在市场上悬壶买药的壶公，拜其为师，学得“医疗众病”之法，悬壶济世典故因此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医家和药家开始独立成不同的行业，医家负责诊治疾病，药家负责炮制贩卖药材。这种分工有利于降低药材成本和医疗费用，但也导致医不识药，陶弘景说：“众医都不识药，惟听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采送之家。”由于药材的商品化，导致出现假冒伪劣产品。陶弘景说：“以次疗病，固难即效，如斯并是药家之盈虚，不得咎医人之浅拙也。”刘宋雷敩著《雷公炮炙论》，也反映出当时药品炮制从医家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河北安国、河南禹州、安徽亳州、江西樟树四大药材市场脱颖而出，成为全国性的药材集散中心，对当地和周边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樟树药材贸易兴隆，朝廷在此设课税局，并成为全国税收最多的33个府州镇之一。1851年，禹州有药行40家、药棚80家、丸散铺70家，相关服务人员5000余人。20世纪30年代以前，安国药市的药业坐商和行商约有4000多家，相关服务人员四五万人。

药商“十三帮”在明清时期乘势而起，‌这些商帮资金雄厚，商业网点遍布全国，他们在各地建立会馆、组织‌参与药材交易大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十三帮”中的怀庆帮，南到湖广，北达天津，东通冀鲁，西去川陕，在全国各地建立怀庆会馆，修建药王庙，进行药材贸易。康熙年间，在汉口经营怀药的怀商“协盛全”占用“全记巷”，资金达100万两白银；“杜盛兴”占用“杜家巷”，资金达60万两白银。乾隆年间，祁州（安国）修建药王庙，“杜盛兴”捐银40万两。天津有怀庆会馆，大侠霍元甲早年曾在此搬运药材。禹州有怀帮会馆，修建豪华，当地有“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邦一个殿”的说法。怀商资金雄厚，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1934年，以贩卖怀药起家的怀商鲁连成去世，国民政府高官林森、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程潜等20余人题词悼念，章炳麟为之书写墓志铭。

药材贸易

对国家兴衰有重要影响

药材贸易额巨大，在古代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左右了国家的兴衰。

为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根据《市易法》的规定，将药材贸易纳入国家控制之下，并于1076年在开封设立“熟药所”，主要经营丸、丹、散、膏等中成药。“熟药所”是中国最早由政府开办经营的药店和制药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熟药所出售的中成药质量可靠，服用方便，易于保存，深受医患欢迎，在创立的第一年就获利二万五千缗。其后新旧党争，熙宁新法多次废立，但熟药所却因其经济价值被保留并发展壮大。

《宋会要》载，吏部尚书何执中向朝廷上奏：太医熟药所，其惠甚大，当推之天下，凡有市易务置处之。他的建议得到皇帝批准，当年熟药所增至5所，并设“修合药所”2处，随后各地都开设了熟药所。1114年，熟药所改名“医药惠民局”，修合药所改名“医药和剂局”，《宋史·职官五》载：“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南宋将惠民药局改称为“太平惠民局”，《和剂局方》增补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代实行香药禁榷制度，‌通过高比例的税收和垄断经营，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间接造成《局方》大量使用香药，导致滥用弊端。

明朝建立之初，山西上党人参已基本绝迹，为了节约支出，朱元璋规定后世子孙禁服人参，《明史》载：“太祖洪武初，却贡人参，以劳民故也。”但由于人参的良好药效，明代中后期人参贸易额逐渐增加，最终导致明朝因财政匮乏而衰落。有研究认为，从1550年到万历末，一斤人参从银一钱五分涨到十余两，女真人岁以貂参互市，得金钱十余万，促进了后金的崛起。

18世纪30年代，俄国商人从恰克图口岸购买大黄后贩卖到欧洲牟取暴利，俄国政府每年收入15万卢布以上。乾隆末年，由于中俄争端，清政府关闭恰克图互市，并严厉查处大黄走私行为，俄国迫于利益接受清廷要求，得以恢复通市。对俄贸易战的胜利，使清政府产生大黄制夷观念，并演变为茶黄制夷理论。史学家赵翼说：“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在鸦片战争中，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对国际贸易的错误认知等原因，茶黄制夷失败。

黄新生  《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