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国格——国家的人格化

      2009年，我写了《国家的元素》一文，主要谈土地与人民，没有涉及到任何社会性、政治性组织，甚至也未提及政府。

　　土地，现在又习惯称领地，已经从传统的陆地扩展到领海、领空和领土三个部分，它们都是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支撑。

　　人民，或称国民，或又称公民，是国家组成中带有感情的元素，亦是土地元素的守护者。

　　因为国家间有竞争，导致了世界的纷乱，中国在经历一个特殊几十年的演变后，人民的思想发生了认知上的错感，相当多的人对“国家”二字产生误读，甚至把“爱国”视为一种愚昧，当中美关系面临困境后，“中国好还是美国好？”被摆在了舆论导向的桌面上。

　　若问一万次这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中国好！”

　　自己问自己，答案是“中国好！”

　　别人问我，答案还是“中国好！”

　　我没有去过美国，就这么武断地下了结论，一般来讲会被人质疑为无知。

　　然而，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因为我有自己的思想基础。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带我去亲戚家参加喜事，白天，有吃有玩，高兴得很，喜事结束，亲戚让留宿，父母都同意，可一到晚上，我无论如何都不肯睡觉，哭着闹着要回家，无奈之下，父亲只能依了我。

　　等我在城里定居后，虽生活早已无忧，但各家各户之间也总有差别，孩子小时候去别家玩，能看到同学家里有更优越的条件。不过，一问起“是同学家好还是我们家好？”时，孩子会毫不犹豫地回家：“我们家好！”

　　“好”这个字不能简单理解，它既有指标性判断，又有非指标判断。

　　对比人均GDP，对比科技创新能力，对比生活条件，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

　　一家五口人，是住200平米房子好还是住50平米房子好？

　　上北大清华好还是读个中专好？

　　是5G手机好还是2G手机好？

　　回答这些问题都不难，好，不好，都有确定的指标摆在那里。

　　但是，“好”的背后不只有指标，它还有情感。

　　别人家再好，也不如自家好，这里的“好”，好在别人家无法提供给你心中需要的那种寄托，一种可以从小就能感悟到的灵魂安全感，一种室内空气中都能飘着爱的温馨感，这些感觉，都不能用数据指标去量化。

　　如果把小家扩大为国家，如果把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完全人格化，对于解决公知们几十年来给中国人制造的思想混乱并不困难，“中国好还是美国好？”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陷阱。

　　我们经常会提到“国格”二字，以为国格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只与少数人相关的政治门面。

　　其实不是。国格，本质上就是人格，一个国家所有人的人格总和就是国格的整体构成，一个人，在外国人面前不讲人格，他丧失的就是国格。

　　当整个中华民族被日本人蹂躏的时候，汪精卫却跑到日本参加“东亚共荣会议”，他在会上恬不知耻地欢呼：“我们要共荣！我们要胜利！”

　　换个人就不一样，日本外相松冈跟斯大林谈判的时候威胁说：“你如果说谎，我一定会取你的脑袋。”斯大林回答：“对我的国家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但你也要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松冈听后，马上笑着说：“我们都是亚洲人，让我们为亚洲人干杯吧！”

　　汪精卫得到了什么评价呢？东条的评价是：“这样的人头脑简单，不配受尊重。”

　　在外人面前，你丢失了自己的人格，同时就丧失了国格。

　　汪精卫日本献丑后的两周，罗斯福以高度热情填补了蒋介石的失落，召集他去开罗跟丘吉尔三人会面，因为斯大林拒绝让其参加著名的“德黑兰会议”。然而，到了开罗，丘吉尔并不尊重蒋先生，他对罗斯福讲：“蒋介石的主要兴趣是打败共产党，使自己成为中国唯一领袖。”

　　无论斯大林还是丘吉尔，都对蒋的个人人格魅力极不欣赏，都不愿意把中国看成大国，领袖的人格低，中国的国格不可能高。

　　再换个时代，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成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乔冠华的那个仰天大笑被全世界广为传播，跟美国代表们的垂头丧气形成鲜明对比，整个会场为中国代表欢呼，那是最有尊严最有国格的一次演出。这种国格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中国人的不屈人格。

　　近些年，西方国家还在继续妖魔化中国，从国格上抹黑中国，这有西方人故有观念的原因，更是国内部分丧失人格者到国际上自我矮化的结果。

　　有人，在西方领奖的时候，极尽媚态，不惜用各种文学与艺术的手腕丑化自己的国家，当他们获得心理满足和得到西方高度评价之后，整个国家的国格会因其坠落，他（她），可能以为自己因此完美了人格，但事实上，洋人的掌声里并不都是赞美，还有嘲讽你是一位合格的“洋狗工具”。

　　国家，是小家的组合，在人格化之后，既与小家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全是小家之理，国家有政治，小家里没有政治，小家的人格主要集中在情感，而国家的人格涉及面要宽泛得多，故矛盾点也更为复杂。

　　有些人，不惜以丧失人格之举来降低自己国家的国格，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好国家的人格矛盾，而这其中又以没有处理好小家私利与国家公利之间的矛盾为主。另外，他们还没有认清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人民，只要国籍没变，他必与国家共生。国体可以变，政体可以变，阶级可以变，组织可以变，一切之变，都变在社会关系受人民委托构建出不同的政治体系，变的不是国家根本，根本变了，或亡国，或碎裂。抵抗八国联军，是人民爱着这个国家，打击日本侵略者，也是人民爱着自己的国家，并非爱着其它的什么东西。

　　如果试图以降低自己人格来获得外人的尊重，进而借外力来提高所谓的国际国格，基本上等同于自取其辱，过去的人失败了，现在的人同样会失败。

　　清朝末期，洋人大举进军中国，部分洋务派认为，只要委身于欧洲，欧洲便会接纳中国，但“洋务运动”最后发展成为“洋货运动”。我们的邻居日本，一直被认为是洋务维新的成功范例。但事实上，它也没有成功，时至今日，它仍然只配做美国的一条狗，它的人格与国格都没有实现质的提高。

　　白种洋人，在征服满清之后，对中国人曾经有两个评价：

　　一说中国人温良正直；

　　一说中国人身上有过多的动物性。

　　他们口中的“动物性”所指何来？

　　也是两个方面：一指中国人带有原始的野蛮性；二指中国人容易象动物一样被驯服。

　　总而言之，中国人的人格形象在西方人眼中是很低级很低级的，动物，再被尊重，最多也就是被养成宠物，不可能有比这更高的待遇了。

　　如果中国人真正看清了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得出一个铁的结论：

　　无论你把人格降到多低来讨好鄙视你的人，最终只会让你自己的人格更低，一直会低到你不配为人。

　　同样，一群人格极低的人组成的国家，国格自然也会很低，反复地降低国格迎合强权，最后就不会有国格一说。

　　清末名人陈季同曾经给中国人进行自画像，最后的结果是画不出任何体面形象，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形象其时已经严重被扭曲。

　　今天，我们该如何对自己的同胞进行重新画像？

　　如果让我画，我会给出以下三幅面貌：

　　一群高级动物，他们的额头上都写了“有人格的洋宠物”，他们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在国内是最有人格的高贵者；

　　一群低级动物，他们还很愚昧，他们渴望依赖那群高级动物来提高自己的人格；

　　一群大写的人，这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是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中国得以保全的依靠，他们用自己的人格在维护着中国的国格。

　　古董文人辜鸿铭曾经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各走各路，互不相融。”

　　这话错了，东是东，西是西，但东西都只是概念，不是禁锢，开放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可以融合，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完全互斥。当然，任何融合的过程都必须是人的自动自发，都必须是人的平等自主，最后再上升为国家间的平等、独立、自主。

　　美国人，欧洲人，他们走到哪里都表现得较为自信，他们有先天性自提人格的偏好，他们也有先天性弱化他人人格的偏好，这是国家力量的外在体现，也是国家赋予了他们国内完整人格权的外在体现。

　　中国人，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国家对个人人格权该尽何种义务？

　　这将是我今后要阐述的人权命题。

写于2024年12月7日星期六

孙锡良 · 2024-12-08 · 来源：孙锡良B|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