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烤红薯_散文_黄立会

天气开始渐渐转凉，街头又出现了几家烤红薯的摊位，街头巷尾飘逸着香甜的烤红薯味儿。

红薯又名番薯，是一种高产且适应性极强的粮食作物。之所以又叫番薯，是因为它最早种植于美洲的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约在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才传入中国，其以适应性强、产量高和可食性强的优良特性被国人广泛种植。它的地下部分为粗圆或细长的块根，生吃如荸荠，熟吃甘如饴。它可以磨成淀粉，用于做凉粉、粉条和炒菜勾芡用的食材；熟食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可以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油炸了吃；还可以以它为主料，做成糖油糕、夹沙肉、拔丝红薯等美食，尤以茎叶遭霜打过的红薯做的食物最为甘美。

虽说红薯的吃法林林总总，我却独爱街头所卖的烤红薯，尤其是爱闻那香香甜甜的烤红薯味儿。

我最早见到的烤红薯，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运城街头。卖烤红薯的摊主在一个汽油桶改做的炉子里摆上一圈红薯，顶上盖一个铁盖子，利用炉火的热力连烤带捂，不多时就把红薯烤熟了！掀起盖子薯香四溢，远远就能闻到烤红薯的香味。现在都是用电烤箱焙制，用这种方法焙制的烤红薯不但好吃，而且环保、安全、卫生，所以深受食客青睐。

今年二三月份，老伴因身体微恙在医院住院理疗，我问她想吃什么好吃的。老伴不假思索地说：“想吃街上卖的烤红薯。”我一听，这还不简单，便跑出去给她买。那天下着小雨，我在官巷西头没有找到卖烤红薯的摊位，又冒雨跑了二三百米来到东头，才见到一家卖烤红薯的。有道是“物以稀为贵”，一个烤红薯，人家卖七块钱一斤。两个红薯称了一斤六两，搞了半天价掏了十一块钱，便宜了两毛钱，摊主还老大不愿意。拿到医院老伴见了，忙将其中一个烤红薯连皮带心吃了个干干净净。看到老伴吃得香的样子，我也被这香甜的烤红薯味儿所吸引，禁不住掰开另一个吃了一半，着实觉得香甜美味。

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薯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之物，而是人们的主要口粮之一。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每个生产队都种有大片红薯。因为红薯产量高，一窝最少能产二三斤，多的能产五六斤。记得有一种红薯品种叫“883”，产量特别大，一窝能产十几斤甚至二三十斤，但是水分也大。人们给这种红薯编了个顺口溜：“八八三，两头尖，一头流水一头酸，当中吃着死不沾。”那时候吃的少，沾不沾吧总是个吃的，它还可以磨成淀粉做成粉条或凉粉塞个肚子，所以大家仍很珍惜。还有一种黄心红薯，生吃脆生生、甜滋滋的，老农们叫它“穷人梨”。那时候生产队里不种梨树，大队果园不分梨子，市场上也没有卖梨的，我们还真不知道梨子是啥滋味，就猜想应该和黄心红薯味道是一样样的。

每年“霜降”之后，队里开始分红薯，每人少则一二百斤，多则四五百斤，有个生产队一下就给社员每人分了一千多斤。这是社员们一冬天甚至半年的口粮，如何妥善保存是件大事。于是就有人在自家院里挖红薯窖，而我们那里地势低、水位高，地温也高，储存不了多长时间就腐烂了，让人感到十分惋惜；有的人把红薯拉到地势高的亲戚家的红薯窖里保存，边吃边取，一直能吃到次年三四月份；还有人把红薯切成片，放到厦坡上或是竹箔、芦箔上去晒，晒干了打碎，磨成红薯面蒸馍吃。生产队里还办有粉坊，把分剩下的半截、块块红薯都磨成淀粉做成粉条，以便次年麦收时做大锅菜吃。有的人家麦前没了吃的，就到处寻买生产队育红薯秧剩下的红薯充饥。那时候物价低，一块钱就能买十来斤红薯。于是乎，家家锅里煮的是红薯，笼里蒸的也是红薯。但红薯这种东西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容易烧心，胃里冒酸水，生嗳气，于是大家就想办法把红薯做得好吃些，也就总结出了“煮的不如蒸的，蒸的不如烤的，烤的不如炸的（好吃）”这些经典体会。但那时队里一年只给每人分二三斤油，除了逢年过节，谁又舍得把红薯炸成薯条或薯片吃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农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而且走上了富裕道路。小小红薯也由过去的家常便饭变为街市上的珍稀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