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喜庆：我第一次“蹲牛棚”的故事(上）

我的历史颇富色彩，一生四次住马房，三次喂牲口，两次蹲牛棚。今日看到安新明先生的“稷山县文革记忆”征稿函，正好我在文革前至文革中，有两次“蹲牛棚”的历史，还算符合题意吧。不过，我说的“蹲牛棚”是扎扎实实地在马房（群众习称“马号”）喂牛，前后两次，长达5年之久。而文革中的“蹲牛棚”是指干部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劳动改造”。意义恐怕不太相同。本文就单说我第一次蹲牛棚的故事。

文革前，我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我们的饲养场是西社公社的特等模范饲养单位。全村四个生产队，其他队都是四个饲养员，只有我们第三队是三个人，即我和解财旺、王秀章两个老汉。1965年某日我们三人都在饲养室休息，财旺出去解手回来神情有些紧张，说：有个人在咱场子里转悠，不像是干部，倒像个做生意的。我平时思想麻痹，这时候“阶级斗争”的弦立即绷了起来：“是否有坏人来破坏？”于是我冲锋在前，他们俩也跟着出来。先到后面看，没有人，又转到前面，只见一个人后背着手在西墙跟看我们的牲口。我一看不像是坏人，便走上前问道：“同志，您是哪个单位的？”“公社的。”“您贵姓？”“王！”“噢，听说公社新来一位王主任，就是您吧？”“小伙子，你也是饲养员呀？你们的牲口喂得好哇！走，到你们的房子里坐坐。”

于是我们都跟着到了饲养室。就一个凳子，让他坐着，我们三个就坐在炕沿上。然后我们的班长解财旺，就像拉家常，说起我们去年刚买回一匹红马：

一匹红马和一头老牛的故事

上一年春天，县上有人从内蒙古赶回一批马，都卖完啦，就剩下一匹病马在轧花厂，没人要。大队会计贾志忠是我们队的，自然比较关心第三队，来问我们：“这匹马很便宜，就当死马买回来吃肉留皮也不吃亏。你们看能不能养活来？”财旺说：“拉回来，只要它会吃草，我就有办法。”过去牲口分户喂养时，队里有匹白骟马，被一家喂得骨瘦如柴。归大槽后，解财旺就用一根“撇绳”，把它“游”在苜蓿地里，天天吃苜蓿。人常说“牛年马月”，这马瘦了只用一个月就喂肥啦。可是，这匹红马拉回来，连嫩苜蓿、嫩麦苗都不吃，这就没办法。我说：“先让兽医看看，有啥病。”随后送到县兽医院，一位胡兽医看后说，没啥病，就是从内蒙一路颠簸，身体缺了水，需要输液。
因为我们队饲养员少，就让队里派两个社员让骡子住院治疗。我们每天给它割嫩苜蓿。几天后，财旺一听马能够开口吃草了，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把马牵回来咱们喂，不要队里派人，咱三个每天轮流送它到县兽医院去输液、灌药。每次只要5毛钱，喝一碗羊杂烂。”自然队长很高兴。此后这匹马日渐好转，后来每周去一次。一个多月后马已经完全治好。王主任听后很高兴，要出去看看那匹马。我们又领他看了，只见吃的膘肥肉胖，滚瓜溜圆。

随后解财旺又让王主任看一头老牛。财旺把老牛的缰绳拉着，让它站起。那老牛站一次就得七八分钟，浑身骨头咯吱咯吱地响。接着，财旺又讲起了老牛的故事：这头老牛的原主人叫贾有祥，人们就叫它“有祥牛”。口齿多大连有详（那时有祥还健在）也说不清楚。五八年牲口归大槽时，有人就要把它送到食品站屠宰，财旺救了老牛一命，一直活到此时。我们第三队的牛基本都是两头老牛的后代。另一头老牛叫“玉太牛”，我进马号时，已经死了。关于这头有祥牛的故事，还有后半本。

那时候，牲口就是集体的“半份家当”。王光照主任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牲口饲养管理。因此，他这是一次“微服私访”。那时的干部不像现在，西装革履坐轿车，而是穿一身普通衣服。也不知道骑一辆什么自行车。到了村里也不找干部，就转悠马房。

王主任回到公社，立即决定举行一次大牲畜饲养管理现场会，并把我们的饲养场评为“特等模范饲养单位”，把我们三个人都评了模范饲养员。同时让我们评出一位特等模范。我说：“评啥，伯伯，就是你。”秀章也同意。财旺也没有谦让：“你们说是我，我就当啦，反正成绩是大家干下的，我只是个代表。”

这次现场会，公社、大队并没有什么资助，但队长赵通盛可高兴啦。自他当队长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隆重的现场会。于是派人把马房里里外外搞了“白圈化”。圈内的墙壁都用石灰水喷洒，外墙就是把东山墙（人走的正门）和南墙泥了白灰。我这个人反对搞“形式主义”，但搞点“形式”还算内行：买了一小桶红油漆，在东门两旁用宋体字写了两条标语，记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搞好大牲畜饲养管理”。南面窗户两边，原来我进马房时，就写了一副对联：“谨守槽头，管好半份家当；严防事故，掏出一颗红心。”这时候根据学毛选的形势，改为：“读毛主席的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听毛主席的话，完全彻底替集体操心。”横批“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毛笔行书，外涂清漆。然后在南墙上钉了一溜木橛子，上面用红漆写着牲口的名字和编号。再把所有牲口的套索都编了号。今后使用牲口一律“对号”取挂，不准乱拿。我平时还有点“惧高症”，这次也斗胆爬上屋顶，十间马房，可间地用白灰书写了八个大字：“身居马房，胸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