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喜庆：我第一次“蹲牛棚”的故事(下）

一次学毛选“讲用会”的闹剧

文化大革命与新民主革命相反，是从北京、上海发起，逐渐发展到了农村的。关于本村文革问题暂时不谈，大约在1967年的3月份，代理支书解武太，来到我们马号，说：“接到公社通知，各大队要一名学毛选好的饲养员去参加会议。咱三队一直是全公社的模范单位，你们看叫谁去？”我立即表态：“还是你爸爸（叔叔），他就是我们的老代表。”财旺这一会要谦让：“过去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这次是学毛选，喜庆，你年轻毛选学得好，那你就去吧。”秀章也附议。

老实说，我个人一直学毛选，现在还不时地在学。但对文革前的学毛选运动不敢反对，也不敢恭维。那时广大群众手里都没有《毛选》。我个人自费买过十几本单行本，后来大队给每个马号发了一本《毛著甲种本》，直到文革中大队才给每个成年人发一套《毛选》四卷。可是文革前无论哪个单位都搞“讲用会”。现在我才敢说：那时把学毛选运动“庸俗化”“形式化”，是一种极左的表现。因此，我没有参加过一次“讲用会”。无论小队、大队、公社开什么会，一律让解班长应付。有一次解老汉参加了一次大队讲用会，半路就跑了回来。他气呼呼说：某某人讲用，说他为了给集体办好事，把自己家里的麸皮拿到咱马号里，见没有人就倒在我们的麸瓮里。老汉直骂：“你学雷锋办好事，就别说呀！这不是给咱们脸上抹黑吗？”可是这回解老汉把这件事推到我身上，我觉得这也算好事嘛！总不能让给别人吧！

按解武太的说法，这件事还得通过全村饲养员会议，“走个过程”。于是我去到一队马号。那里各队都是一个代表，一队也是樊乱虎守班。
武太说：“三队是全公社的先进单位，他们让喜庆作为代表，看大家是否同意。”首先樊乱虎就提出质疑：“你们都说三队牲口喂得好，我就不信他们能有多好？”武太：“乱虎，你是不信？那现在咱们就去看看咋样？”于是临时的评模会就改成了“现场会”。

财旺和秀章都不在，我们的牲口都在北边的暖棚下懒洋洋地晒太阳。岂料乱虎一进来，就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拍拍这头牛的屁股：“哎哟！你看这头牛这个膘肥！”又摸摸那条骡子的头：“哎哟，这条骡子也喂得好。”其他人虽然嘴里不说，但心里不由他不服气。然后武太说：“走，到房子里。”

大家齐聚饲养室，武太问：“乱虎，这一下你服气了吧？”“服气啦，服气啦，三队的牲口喂得就是好！”二队的柴风奎（黑娃）还有些不服气，说：“三队的牲口饲料标准是不是高？”我说：“骡马三斤，驴斤半，牛一斤。这是全大队统一的饲料标准。实际上我们三队大牲口多，小牲口少，还吃亏。队里若把牲口的饲料标准提高了，社员的基本口粮就会受影响，肯定社员们不同意。”最后大家无话可说。“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一种普遍现象，第三队虽然在全公社很有名气，但本村的饲养员，鸡犬相闻，互无往来。我也是第一次去一队马房。

随后我就去公社参会。我平时很少出门，一是自己的性格不愿开会，二是没有自行车，轻易不出门。不过西社只有5里地，步行也用不了多少时间。那时全公社记得是13个大队，大概去的饲养员要多一些，因为还有大村大队、联村大队。这几乎是自文革开始以来我第一次离开本村，了解外面的文革情况。

刚进公社的大门就看见书记薛子贵，刚要上前去握手，不料他突然转向一边。看他的脸色已经灰溜溜地，显然已经被夺权，靠边站了。不过，这才是开始，后来薛子贵就遭了厄运。记得在一次全公社的批判大会上把薛子贵和副书记杨贵荣批斗的瘫痪在公社剧院的台子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再后来，县上的两派已经分明，仁义村的“红卫兵派”与薛子贵已经站队127派。我跟本村本派几个骨干去到公社看望过他一次，那时薛子贵已经卧病在床，由他老婆伺候。虽然我不记得保过他，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就成了薛子贵的“保皇派”。

这次会议就在公社会议室召开，由公社兽医站站长费发祥主持，先请主任王光照作动员报告。王主任也是草草讲了几句话就走了，然后由费发祥讲话。我就坐在费的右边。会议开始不久，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锣打鼓呼口号。我第一次经历本村以外的文革场面，思想仍然停留在大跃进时代，趁发祥讲话停顿，我问道：“老费，这是哪个单位来向公社报喜啦？”费站起来对大家说：“这是我们单位的同志，来给我送大字报啦，大家出去欢迎！”人们都离开座位，只有我依然不动。大家还没有出门，“造反派”们已经冲进了门，其实，就是兽医站那伙年轻人，都是费的徒弟。他们一进门就振臂高呼“打倒费发祥！”“打倒费发祥！”发祥也振臂高挥“打倒费发祥！”我不由心里好笑：这个老费真会做戏。

一阵口号之后，就是宣读大字报。一个年轻人，我认识，估计现在还在世，不说其名字。也许文化低，或者是徒弟造师傅的反，心里有点怯场吧，读得结结巴巴的。发祥伸手接过大字报，说：“拿来我念，我比你念得利索。”当念到一处关于一条骡子，大字报上说是：费发祥破坏抗美援越，费立即反问一句：“是这样的吗？”立即得到一阵“打倒费发祥”的口号声。关于这条骡子，倒是在此前就听说过，中社村有一条好骡子，体检时没有达标。但大字报说是老费“破坏抗美援越”，恐怕与事实不符，无限上纲。此后遇到有明显与事实不符之处，费再也不敢发问了，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语气念。我估计他那些徒弟娃子也知道，但其他人未必能听出来。最后读完，又是一阵口号。费发祥说：“大家欢送造反派！”这时我才离座，走到会议室门口。但“造反派”们还没有走，等把大字报贴到会议室的外墙上，然后敲着锣鼓、呼着口号，扬长而去。

由于临时“插播”了这场闹剧，会议时间拉长啦。也因为如此一闹，明明只是一场“形式主义”的表演赛，费发祥还不得不按部就班地把这场“正戏”演到底。我从王光照的开场白和费发祥的讲话中已经知道：公社这次“请”我们这些所谓“学毛选积极分子”来开会，不过是逢场作戏，是陪衬，是搞假“民主”。实际上公社领导们已经内定了一位模范饲养员、学毛选积极分子：麻参坡人，忘记姓“王”还是姓“肖”，是仁义村王合稳的舅舅，但年龄记得比合稳小。原来是个赌博鬼，随后浪子回头，改过自新喂牲口，做出一点成绩。从这一点看，也不算弄虚作假，但还需要走个形式，走个过程，于是就把我们这些人都忽悠到公社来开“讲用会”。我要是知道是这么回事，根本不会来。他们通知也没有说会议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公社也没有准备午饭，只好饿着肚子开下去。

接下来，费发祥让大家都搞“讲用”。有些人可能稀里糊涂，并没有听出其中的奥秘；也可能有人明知道自己是陪衬，但对那位“王”某不服气，因此不但要讲，而且讲得非常认真。我觉得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都很认真，实实在在地讲，没有人耍花架子。但那位王某，可能是第一个发言，材料分明是经过专人整理的，前面有“最高指示”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是照本宣科的读。不过估计至少高小毕业，读的还算通顺。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掌灯还没有完。那时候公社没有电，大概点了蜡烛。最后还要来个“无记名投票”。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讲用会上，投票结果真是“庙后头一个窟窿——妙透啦”，出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奇迹：三个人得票数最多，而且票数相同！这就把费发祥给难住啦，他哪敢定夺呀？最后只好请王光照主任来决定。王主任当机立断：“王某某”，作为出席县畜牧队伍学毛选积极分子；张狗剩和樊喜庆，作为公社的畜牧队伍学毛选积极分子。那其他来者算什么？王主任没有说。

张狗剩（也许有大名，我不记得），张家庄人，不是饲养员。不仅在本公社人所共知，县上知道的人也很多。是盲人，小时候得过什么病，差点叫狗吃了，因此致盲。对音乐很敏感，吹笛子、拉二胡、拉手风琴都很内行。身材高大，有一把子力气，专门给各队马房的牲口担水。张家庄大概有5-6个生产队，没有水井，牲口吃水要吃“泊池”水。可能不是大队领导安排，而是他自告奋勇。可以想象，一个盲人，走路都很困难，每天挑水不知多少担，而且他开始一次挑两只桶，后来竟挑4只桶。其困难可想而知，他的模范事迹不能不令人敬佩，因此许多人把票投给了张狗剩。

我这个人，除非特殊安排，一般情况下我绝不抢先发言，肯定是最后一个。我虽然对这次讲用会持有异议，但没有反对，也没有拒绝，最后只讲几件事：①还是那匹红马，也是三个人轮流到新绛县人工配种站，给它施行人工授精。虽然最终没有怀孕，但我们的心尽到啦。②那头老牛生牛犊的故事。③我们本地的黄牛，一般两年生一胎，那头“尖角牛”是请费发祥给注射了催情针，一年半就产了两个牛犊。④晋南母驴正常生育，一年一胎，我们有一头大草驴，体格高大，生育正常，5年怀了5胎：分户喂养时流产一次；归槽后第一年夜间生了个驴驹，第二天发现被压死了；到我手里，连产两个公驴，第一个没有骟，是叫驴，有一家配种站要拿一匹骡子换，因怀疑性功能有问题，没有换成；第二年生的是骟驴，这两条驴的个子特别高大，前者叫“大憨”，后者叫“二憨”。第5胎，我们到县城南关配种站，使其终于怀上了驴骡。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时间最短，没有引用一句毛主席语录。我大概投票给了王某，假如这次再有一个人把票投给我或张狗剩，那公社领导岂不难堪？

开完会，已经天黑了。好在离公社不远有个砖瓦厂，厂长是本村贾宽福，我在那里吃了顿饭，到第二天才回去。此后宽福也回到村里当了社员。

我什么时候辞去饲养员？我始终没有辞职。大队夺权后，由文革会暂时掌权，文革会文化程度最高者是王银山，高小毕业。某日村里有一位老先生贾某给文革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把一位青年解某开除红卫兵，但信里有些文言词语，银山看不懂，半夜三更派一个红卫兵请我去读信。此后我就被“火线入‘党’”吸收进红卫兵。这时候我的饲养工作暂时由我父亲代替。大约到1967年秋季，死了一匹骡子。有一位年轻人想当饲养员，就说：“他（指我父亲）那样的人哪能当饲养员？”意思是我父亲是“顽伪人员”有“历史问题”，被他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不过，这时候我个人也处于相当困难的时期，我父亲不喂牲口，还是社员，我也不计较了。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饲养员没有给第三队带来好运，此后那个全公社特等模范饲养场便遭遇了一场浩劫！到1969年，“7•23布告”后，我再次“蹲牛棚”，再次崛起！创造了又有个奇迹！这件事以后再说。

我现在才说，这次西社公社的学毛选“讲用会”是在全国“一月风暴”之后，国家机器已经被砸烂，但仍然有一些人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勉强维持部分零件的运转，因此表现就很畸形。因此，我认为文革一开始，就意味着学毛选运动的结束。我估计稷山县在1967年即使举行了一次“全县畜牧队伍学毛选讲用会”，麻参坡村的王某不可能成为“许老三”，本县也不会出现一个“稷山的王传合”！因为此时文革的中心已经不在乎牲口喂得如何，而是争权夺利，两派斗争达到高峰。

王光照是我在饲养牲口方面的伯乐。我跟王识的时间只有两年，这次讲用会是我们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见面。听说他站队站了129派，随后工作调出西社公社，不知道去了哪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五月专政”中我在临汾认识了他的弟弟王普照。后来在办职业中学时，我与王普照又结下了友谊，但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王普照是我的后台”。大概在1987年，王普照的母亲仙逝（90多岁），我参加了老太太的葬礼。在普照院子旁边有一座宅院，听说是光照的，又听说他已经70多岁了，因身体半瘫痪，不能披麻戴孝当孝子了。这一晃20年过去了，这位当年的老领导是否还认识我？我走进北房，只见他半站半坐地倚着炕沿。我叫了声：“王主任，还认得我吗？”他毫不犹豫：“认得！”稍缓了一口气说，“你叫喜庆！”然后就给屋里的客人介绍：“小伙子（还是第一次见面时的称呼）是水利学校毕业的，我在西社的时候，请他写过一些材料。”其实，满屋里的人大多数都是我的同学或熟人，用不着他介绍。我说：“王主任，你还记得嘛，我是饲养员！”他没有回答。我估计我后来的历史他不一定知道，但当饲养员肯定没有忘记。在一般人看来饲养员的社会地位低下，在别人面前说谁是饲养员，是对对方“不尊重”；但我个人对我当饲养员却感到很自豪！

作者：朱改芳，微信名:幼儿园，山西稷山振兴南路南街教师家属区，大专学历，从教35年，曾任小学、初中语文班主任，创办一所民办幼儿园20余载，曾被稷山县教育局树立为学毛选先进个人13面旗帜之一，运城地区学科帯头人，历次评为模范教师，优秀班主任。喜欢音乐，爱好文学书籍，曾有教学论文登载于省市刊物，在事业于家庭两者中，我选择了做一名献身教育事业的暖心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