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喜庆的生日漫谈：从吃骨嗟（jua）到尝蛋糕

我一生低调，很少想到、也从没要求给自己过生日。2017年我过80虚岁生日，只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吃了一顿烤鸭，就感到非常满意，还写了一首诗纪念；第二年老伴儿也是八旬虚寿，在太原由四个子女为他妈过寿，自然更高兴，留了几张照片。

记得12岁以前，每逢我的生日，母亲总要给我蒸一条“骨嗟（jua）”；后来我进城上学，尤其再后来到山东、到太原上学，就再没有过过生日。

1977年我虚岁50时，这一天我的几个弟妹们突然跑到我家里，趴下就磕头。我愣了，问他们这是干啥？他们说：“咱妈说今天是你的50岁生日。”我才恍然大悟，赶紧让老婆擀面，做一顿生日饭，再把父母也请过来。当众宣布：“今后无论过年过生日，你们平辈们都不许给我磕头！”我的几个子女从出生以来谁也没给我和他妈磕过头。自从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就立了一条“家规”，今后不让儿孙再延续这样的封建礼仪。不过，我只能改变自己的“小家规”，改变不了社会上的“陈规民俗”。每到大年初一，我还是带领全家给父母磕头拜年，到亲戚家也得给长辈们磕头。

说来惭愧，我却从来不记得我母亲的生日，尽管他老人家的生日很好记——是农历五月初四。要是初五，不用记，过端午自然连她的生日也过了。大概70年代在本村学校任教时，有一天中午回家，只见家里冰锅冷灶的，老婆也不在。于是到老院里（即我父母的住地），质问：“你咋还不做饭？”我妹妹责问我：“今天是咱妈的生日，你都不记得？”还是“知子莫如母”，我妈说：“他连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还能记住我的？”

1996年我母亲去世以后，大概家里就再没有人能记住我的生日了。不过，1997年（这时我在稷山中学）春节，村里唱戏，庙门口有个照相的。仁义村1938年出生的十个“虎肖”人员，号称“仁义十只虎”的“虎头”吴万管，把我们都集合起来照了个合影。由他宣布：不管过去互相有没有交往，从今往后，无论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告”（通知，口语读阴平）。如果自己去世了，老婆参加；老婆不在了，儿子参加。随后，有两位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自告奋勇，说：到70岁集体过生日，由他们出资请一台戏或搞一次旅游。

2006年五一节前夕，我的几个子女商量着要给我过七旬“大寿”，参加者仅限于我的子、女、弟、妹和内弟几家，不请任何外人。按民间习俗应该到2007年，为什么要提前过？因为我的几个子女在太原、运城工作，三弟当时在临汾，要凑到一块儿很不容易，他们决定利用“五一”长假，比较方便。结果，由于我的“违规操作”，把村里“十只虎”的集体过寿的约定给搅黄了。据说，第二年他们只好“人自为战”，搞了“单干”。

幸亏我提前过了个“古稀之寿”，不久我大病一场，是严重脑梗。最后经过抢救，落下个耳聋。最初几年多次复发，至今还算命大，身体恢复得还可以。不然，第二年我是否能参加村里的集体过寿活动，恐怕很成问题。

现在再说大儿子给他母亲过生日这件事。大概在我耳聋之前六十多岁时，长子来运城给他妈过了一次生日。是因为他听说他妈没吃过正宗的西餐，专程坐火车回来请他妈生日吃西餐。这几乎是我唯一的一次吃“西餐”。按说应该用刀叉，可是我们俩“乡巴佬”，用不惯，还是用了筷子。吃西餐自然要喝洋酒，我问儿子：“这是什么酒？是‘伏尔加’？”儿子开玩笑怼了我一句：“倒是‘桑塔纳’！”“怎么伏尔加是车呀！”洋酒我也略知一二，如“人头马”“法国红酒”等。我怎么记下个“伏尔加”？原来初二语文里有一篇课文，是说一个美国军人和一个苏联军人在二战中认识，战后又在欧洲某国相遇，两位朋友要进餐喝酒。记得有法国的“白兰地”，还有一种苏联的“伏特加”，是我记错了：既然苏联有一条伏尔加河嘛，大概酒名字就叫“伏尔加”；就好比咱们山西有汾河，就有“汾酒”！多亏这是在自己儿子面前，若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贻笑大方啦。

再说这次。前几天，二女儿对我说：“明天（8月15日，农历六月廿六）我大哥大嫂来给我妈过生日。”本来一个月前长子夫妇带着孙子孙媳来看望过我们，为什么又要来？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正好是星期六、星期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春节前，他母亲两次跌倒、两次住院，尤其第二次骨折动手术，病情非常严重。恰遇新冠肺炎，运城封城，在太原的几个子女都不能回来。其实，他们回来也帮不上忙，只是辛苦了次女夫妇。后来疫情稍缓，长女回来伺候过一段；次子夫妇和孙女也回来过，长子因为公务在身，不能床前尽孝，这次算是“补课”吧。

这次是纯正的中餐，喝中国酒，还买了个蛋糕——没有“寿桃”。老伴儿刚吹了蜡烛、许了愿，女婿就让我给他妈说三句“祝您生日快乐”。我说刚才唱啦，他说要说英语。于是我说了两句中式“英语”：“海培波司得（dei）土优！海培波司得（dei）土优！”他还要我说三句“我爱你”。我说：“哎呀，从来没说过，说不出口嘛。”于是又说了两句“英语”：“哎蜡无（vu）油！哎蜡无油！”我问她：“你知道我说的是啥？”“不知道。”“不知道就好！”接着次女又给我“点戏”，要我唱几句《村官》。

前一段我在本县文联网上发了《我与仁义家戏的关系》。我在村里轻易不登台，只是编戏、教戏。后来村剧团停板了，我也聋了，从此十几年再不唱啦。老伴儿病了后，整天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为了逗她乐，我随便哼了几句眉户《探槽》。女儿给录了视频，发到家群和村群里。结果引出我四弟自拍的一段视频。女儿说她四叔比我唱得好；我说：“他是我的徒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我耳聋，只能看，听不见，问：“怎么小孟（我四弟）这《探槽》有那么多动作呀？”“人家唱的是《村官》。”我自从耳聋后再不看戏、听戏，知道有个电视剧《村官》，但没看过。于是便在网上搜索到《村官·省城住院》的曲谱，学唱了几句。唱词已经忘了，前两天晚上刚“复习”了一下，想不到今天女儿就给我点了这一出儿。唱毕，他们还竖起大拇指，我听着是噪音。不过，我觉得不在乎唱得好坏，能在老伴儿的寿宴上唱两句地方戏，活泼一下气氛，也是“天伦之乐”。

我耳聋，他们什么都不跟我商量。我以为吃完饭就完了，接着他们又要带着我俩去永济。“怎么又上鹳雀楼呀？你妈能上去吗？”“坐轮椅，有电梯。”到了鹳雀楼前我突然望而却步，一看那楼坡总有七八十个台阶吧？我们最近的一次去是2007年我大病初愈，虽然身体欠佳，但那时还不到70周岁，一晃13年，我已经是八旬老翁了，平时住3楼，电梯忙时便爬楼梯，腿脚都觉得不利索，今天能上去吗？当然我不想费力，也可以乘电梯；可是我还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身体素质；如果很吃力，身边的儿女们也会把我扶上去。于是我甩开他们，开始还背着手，随后甩着双臂，居然几乎一口气走了上去！我心里非常高兴，一个八旬老朽还能再登鹳雀楼，大概再活两年应该没问题！好像上次去未必有电梯，老伴儿能坐电梯直达顶层也算有福气。我们还在王之涣铜像前留了影。

接下来去看铁牛。在这里遇到一点麻烦，没有无障碍通道，我倒没问题，对老太太就是难题。起初他们要抬着轮椅上，大概他母亲觉得只要两个人扶着，她拄着拐杖就能上去。现在从视频上看，是女婿把轮椅拿到上面；儿子、女儿扶着他妈、儿媳搭手招呼着走上去，再走下来。在永济住了一晚，第二天上一早又去了普济寺。在西厢院前，他们年轻人不照相，倒给我们拍了个彩照。最后儿子夫妇在永济坐高铁返回太原，我们回到运城。

回来后回味这次老妻的寿诞过得很有意义。我感觉到我们晚年身体还算可以，家庭和谐，儿女孝顺，就算是很幸福。我翻查了一下《稼穑居集》，2002年鹳雀楼刚落成，我作为《河东诗词》主编，参加了市诗词、楹联界的首批特殊游客，来过永济。当时我写了《永济游诗词曲七首》，还写了一篇短文《击节放歌第一楼——河东诗联界人士游鹳雀楼小记》。已经好久不写诗词了，现在闲来再凑三首小诗作为纪念： 

再上鹳雀楼

之涣魂安在，名诗千古流。
楼高轻举步，寓理耐穷究。

再咏铁牛

铮铮铁骨势雄浑，承载千年历史尘。
今伫高台成见证，开元盛世堪比今？

再访西厢

再临永济访西厢，遗恨良缘未久长。
今与老妻留彩照，身边只是少红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