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如芝——北平与绥远和平起义的“特别信使”

肖如芝（右）与夫人贾含棠

他是山西籍人士。他的姓名和人生轨迹至今已鲜为人知。然而，他在重要历史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抗日救国，他在学生时代毅然投笔从戎，从此开启了曲折的军旅生涯。在北平与绥远和平起义中，他更担任了“特别信使”。他，就是傅作义当年的上校随从肖如芝。

肖如芝，字子香，祖居山西省稷山县西社镇老凹窑村。八年全面抗日期间，他参加了多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参与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北平和平起义和绥远“九一九”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服从祖国需要，扎根塞北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不懈努力。

积极襄助 北平起义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挑起全面内战。辽沈战役之后，东北全境很快解放。解放军马不停蹄、士不卸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军山海关之内。到1949年年初，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被解放，国民党军仅剩北平、天津和绥远等地，且已成为被“隔离”或“围困”的陆上孤岛。

作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将军审时度势，最终选择了同中共中央华北局协商谈判和平起义。当时，北平城的守军内部组合复杂，为防止意外发生，协商谈判在绝密情况下进行。出行选车和司机至关重要，直接关系着谈判成功与否。时任华北剿总司令部中校课长兼勤奋大队队长的肖如芝，奉命秘密选合适的车、派可靠的司机，接送有关人员出城与解放军前线司令部接头谈判。

1949年1月14日，傅作义叮嘱肖如芝：“派一部好车，要安排可靠的司机，只管开车，不要问谁坐。”肖如芝奉命挑选了一名姓甄的可靠司机，开了一辆性能很好的吉普，送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出城，在通县西五里桥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进行了坦诚、务实、具体而富有成效的谈判，同时接回解放军代表苏静。

肖如芝在两方谈判幕后严格执行命令，恪尽职守，认真负责，无走风、无泄密，保障了和平协议顺利签订。

肩负使命 举步维艰

北平和平起义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为了落实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促进绥远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华北局与傅作义商定，双方各派三名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在北平商谈解决绥远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协商，在北平西交民巷东口银行俱乐部签署了有关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驻归绥（绥远省府所在地，即今呼和浩特市）联络机构等问题的协议，简称《绥远协议》。

根据协议，华北区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组，于1949年6月25日进驻归绥。可是，通知送给绥远方面之后，迟迟不见董其武方面行动。我方于是又派出人员再次送信，还是没有效果。

6月10日，傅作义在他的住处会议厅召见留办的十多位随从人员，都是身边上校以上的得力助手，肖如芝就是其中之一。傅作义对大家说：“这里没有什么工作了，绥远的工作要做，大家到绥远去。过去大家跟我多年，靠我来负责，从此我就不能为大家尽责了。今后我们重新做起，跟共产党走。你们到绥远听董其武安排。”

会后，傅作义召见肖如芝，郑重地对他说：“你和潘纪文一同前往绥远工作，带吉普车去，路上少说话。”潘纪文是中共人员，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同傅作义一起工作过。肖如芝此行的任务一是要为中共联络处人员入驻绥远做准备；二是做中共联络处和董其武之间的联系人；三是为傅作义即将后续派往绥远协助董其武和平起义的人员当先遣队和排头兵。

6月19日，肖如芝依旧挑选了一辆性能好的吉普车、两名好司机，还有两名勤务员共5人，同于锋（中共人员）从北平前门站乘火车启程西行。于锋在车上发去电报，告诉绥远方面肖如芝一行已经出发赴绥远。

22日下午，肖如芝一行到达中共绥远省政府临时驻地丰镇，随即又着人给绥远方面送去一信。接下来，在丰镇等候了整整一周，仍然不见董其武来信。从北平到丰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发出三封信和一个电报，均未收到董其武回复，大家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

最后商定，由肖如芝和何树声（中共人员）先行过去与董其武电话联系。在毫沁营子绥远方面的二五八师师部，肖如芝接通了董其武电话。

董其武问：“为什么不提前来信？”

肖如之说：“（最后的一封）信已发出了一周，未见回信。”

后来才知道，屡次发出的联系信件，均被董其武的部属一一一军顽固军长刘万春扣压，并没有交给董其武。由于内部情况复杂，董其武为了慎重起见，没有让联络处人员贸然入驻。直至7月中旬，才分两批进驻绥远，比预定时间推迟了半个多月。

初抵绥远 险象环生

肖如芝一行在绥远旧省府见到董其武。

“信为什么没有收到？”董开口先问道，显出非常疑惑的样子，“这其中必有文章。”董吩咐肖如芝等人先住下再说。当天黄昏，在绥远新城街德王府，董其武专程来看望肖如芝和中共代表一行。经肖如芝介绍，董其武和大家一一握手。不一会，董其武身边的军政要员差不多到齐了，唯独不见刘万春。这引起肖如芝警觉，不知道这位扣压给董其武信件的顽固军长，在背后又捣什么鬼。

根据绥远方面的安排，肖如芝一行住德王府内院，中共联络处代表住新城西凤街后和旅社。虽然相距不远，但见面相聚也得十分小心，只因常常有人盯梢跟踪。外面流传肖如芝是共产党，并扬言要收拾他。没过几天，肖如芝住处接到反动分子从墙外投掷的恫吓信，“你们这些人，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又来绥远出卖董其武，小心你们的脑袋……”后来所知，这些恫吓信是刘万春手下二五八师政工处长赵元德（军统特务）投掷的。之前在毫沁营子肖如芝同董其武通电话时，赵元德有意避而不见——在背后叫嚣要收拾肖如芝的就是此人。7月中旬的一天，中共联络人员铁路代表王士鑫，被刘万春部下二五八师段锦堂团的连长李锡庆等人打倒在新旧城之间的马路上，因失血过多而牺牲。参加北平和平起义的于洪雯上校因宣传北平和平起义好，被反动分子活埋……凡此种种，无所不用其极，肆意进行破坏活动，导致绥远和平起义工作困难重重。

针锋相对 坚持斗争

面对绥远当时的形势，肖如芝和中共联络处的同志商议，大家居住在一起不便于开展工作，且危险性较大，决定分散居住。肖如芝移居到绥远旧城兴隆巷一号一位乡亲家中，对外称北平和平起义后无事可做，在此搞点小买卖，秘密协助董其武起义工作。这期间，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作中共联络处和董其武的联系人，就双方工作情况和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随时沟通。一天，中共联络处同志特意将肖如芝接去后和旅社前院西房客厅。鲁志浩同志问：“老肖，我们不把你当外人，董其武究竟是什么态度？”肖如芝说：“董其武你们不要怀疑，他一向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赞扬八路军的作风。他是傅作义先生多年培养提拔的心腹，也是傅先生的臂膀。傅先生让他怎么走，他一定会照办，绝对不会含糊——像刘万春这些人就不敢说了。”接着，肖如芝把这段时间掌握的绥远形势作了介绍，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以董其武为首的大多数人，都是傅作义培植起来的，坚决听傅作义和董其武的话，绝对赞同和平起义；第二种持怀疑观望态度；第三种就是顽固派分子，受特务唆使持反对态度。

鉴于绥远的险恶形势，中共联络处的同志一度产生了撤走的想法。肖如芝立即将此情况报告董其武。董其武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立即派秘书长唐保安给联络处代表道歉解释，并说：“千万不能撤！”董其武后来亲自到联络处看望代表们，并说：“傅先生来电，坚决不让大家走！”与此同时，联络处代表也接到上级指示：“要坚决顶住，不能离开！”于是，代表们又安下心，针锋相对，与反动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对于中共铁路代表王士鑫被杀一案，董其武非常气愤。在他的指令下，刘万春无奈派段锦堂将李锡庆捉拿归案，当场予以枪决；同时，董其武还为王士鑫开了追悼会，此举大大灭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

为了保障中共代表安全，董其武将他们的住处搬到建设街德王府，并加了双岗保护。为了早日促成绥远和平起义，联络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出门开展工作。肖如芝作为傅作义的特别代表，不负使命，随时准备为绥远和平起义献身。为此，他特在绥远大南街豫芳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以预防不测留作纪念。肖如芝奉董其武之命，到绥远军官总队以教官的名义做思想工作。他给军官们讲课，主要讲傅作义1949年4月1日发表声明的立场和主旨：“傅先生说，过去走过的路，实际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看家，为名门富豪保镖。国民党已为人民所唾弃，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胜利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肖如芝一再强调，大家都是傅作义老部下，跟着他走是不会错的。

不久，丰镇又派来大批中共人员，公开宣传党的政策和绥远和平起义的好处。与此同时，傅作义要来绥远的消息传遍全城，绥远军民受到极大鼓舞，反动分子所散布的“傅作义已失去自由”“傅作义已南飞广州”的谣言不攻自破。

绥远方式 起义成功

1949年8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傅作义，让其亲赴绥远，敦促和平起义。8月23日，傅作义乘专车来到绥远，分别给军政人员做工作。肖如芝在新城南街路西公益局巷傅作义先生的下榻处面见傅。傅作义问他：“你在哪里？”肖如芝答：“在军官总队。”傅作义又问到军官总队的情况，肖如芝汇报说：“有四个队，三百多人。大家都盼你来，听说你已不自由。”傅作义笑了笑说：“告诉大家放心，重新做起来。”

正当绥远和平起义成功在望之际，军统、中统特务不甘心失败，依然在暗地继续捣乱作祟。他们阴谋以劝傅作义南飞广州、劝董其武西撤，并给二人加官晋爵为借口，乘机对二人实施暗杀。9月18日，原定在包头面粉厂召开有关人员会议，举行和平起义签名仪式。获悉此情况后，董其武当机立断决定将会址秘密转移到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特务分子始料不及，阴谋未能得逞。

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和地方各界代表39人，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原来个别持反动立场的人，在傅作义劝说下也转变了立场。然后，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发出通电，声明脱离蒋介石反动派残余集团，坚持走到人民方面来。

肖如芝作为傅作义将军的随从和得力助手，从抗日救国到北平与绥远和平解放，他爱国、忠诚、奋勇、尽责，不负使命，具备不畏流血和牺牲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服从祖国需要，远赴内蒙古自治区任政府终身参事，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祖国繁荣昌盛，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继续贡献力量。晚年，他以“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发挥余热。1983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山西老家，为家乡的巨大变化而高兴，满怀激情写下诗句：半生戎马逐浪飘，几经风雨越狂涛。河清海晏逢盛世，安度晚年情更高。


郑祥林 郑天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