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贞节牌坊

前几天尊敬的王西兰先生、王振川先生和几位朋友到永济王文平老师家做客。王西兰老师讲了红楼梦和文学创作，大家参观了国保文物单位西姚温村的两座贞节牌坊，一座是明代的石头牌坊，一座是清代的砖雕牌坊。说起贞节牌坊，大家都不太喜欢，觉得这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东西。王振川先生做了解释，现就我所了解的粗浅知识，狗尾续个貂。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建立贞节牌坊的时间并不长，北宋时开始提倡贞节意识，到了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广大贞节妇女以接受皇帝表彰、被赐予品级、载入方志、建立贞节牌坊等形式受到大力赞扬和提倡。

其实在北宋以前，寡妇再嫁，非常正常。声名显赫的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先嫁给平阳侯曹寿，生下儿子曹襄。曹寿去世后，嫁给汝阴侯夏侯颇。夏侯颇去世，又嫁给大司马卫青。三国魏蜀吴的开创者曹操、刘备、孙权都娶过寡妇。曹操娶秦宜禄遗孀杜氏，并抚养秦宜禄的儿子秦朗；刘备娶了刘瑁的遗孀吴氏并立为皇后；孙权娶了陆尚的遗孀徐氏。而唐朝时更加开放，唐太宗李世民娶了弟弟李元吉的遗妃杨氏，两人生下曹王李明，李世民又把李明过继给已死的李元吉，给他顶门。唐朝多位公主先后嫁过两次以上，最多的嫁过四次。上层社会的贵族丝毫不忌讳这些，平民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出现转折是在北宋时期，一些学者把贞节意识提到了极端的程度。其实北宋前期，还不是这样。宋真宗赵恒的皇后刘娥，出身贫寒，自幼丧父，十几岁时就嫁给银匠龚美为妻。为了做生意赚钱，龚美带着刘娥从成都来到首都开封。生意不顺，龚美走投无路，想把刘娥卖掉。时为襄王的赵恒便把她买了下来，两人相处甚好。赵恒即位后，立刘娥为皇后。以赵恒的身份和地位，什么样的老婆找不到，但是他不嫌弃二婚女。范仲淹的儿子范纯祜早逝，儿媳守寡，正巧他的学生王陶妻子去世，范仲淹便把自己的儿媳嫁给了王陶。可见当时的观念开明，不在乎这些。

但是到了北宋后期，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贞节理论推向了极端。经过南宋时朱熹的推广，到了明清时期，更被视为金科玉律。中国从鼓励寡妇再嫁到厉行贞节守寡，社会转了个180度的大弯。明清时期，贞节意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知酿成了多少妇女绝粒、吞金、上吊、跳井等悲剧。这到底怎么了？据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先生多年的研究成果：造成这种情况，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人口的发展规律。

在中国历史早期，全国很大程度上地广人稀，为了发展生产、提供兵源，客观上需要鼓励生育，所以对妇女再嫁视为理所当然。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全国人口才两千万。西汉时，全国人口最高峰不过六千多万。此后由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不息，全国人口总数一直没有超过西汉。三国时中原大乱，面对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悲惨情况，曹操大量征集寡妇嫁给军士，以求增加人口。但是从唐朝开始，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

大唐盛世，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唐玄宗时，全国人口一下突破八千万。杜甫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连小小的县城都有一万户人口，中原地区已经地狭人稠了。社会上开始感受到人口压力，唐末诗人宾于有诗：《续父题壁》：他家养儿三四五，我家养儿独且苦。 众星不如孤月明，牛羊满山畏独虎。在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与其盲目增加人口数量，不如提高人口质量。

但是中国人口从此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北宋时全国人口突破一亿；明朝时全国人口突破两亿；清代乾隆年间突破三亿、道光年间突破四亿；民国三十八年（1949）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4亿。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乾隆皇帝常常慨叹：每岁户口孳息，千古罕俦。民愈庶，富愈难。朕焦劳宵旰，每每怀忧。

其实从宋朝开始，面对人口突破一亿的巨大生活压力，江苏、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内地各省，都出现了杀婴、溺婴习俗。苏轼说：荆湖北路（今湖北），“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黄州（湖北黄冈县）“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  朱熹父亲朱松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陈渊说：“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 即使两浙路（今上海、浙江一带）的社会经济那么发达，杀婴弃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建德）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尽管官府严加制止，但是收效甚微，杀婴、溺婴之风一直持续到民国。朱德在《我的母亲》中回忆：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但是只留下了前八个。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鼓励寡妇守节，减少人口出生就成了巨大的现实需要。所以到明清时期，面对中国人口接连突破两亿、三亿、四亿的严峻局面，守节的寡妇越来越多，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这样贞节牌坊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大，从而成为了中国城乡一道血泪风景线。  

作者：黄建中，山西稷山人，毕业于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现任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稷王传说》运城市传承人、运城市地名专家库成员、运城市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