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兆平的包袱

人这一生犹如走路，有坦途也有坎坷，有阳光也有风雨。有的人可能一路平坦顺畅，洒满阳光。有的人可能道路曲折，充满风雨。我属于后者。

我出生于一九五六年。孩提时，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尽管那时物质匮乏，一穷二白，但我全然不知艰难困苦为何物。上学之前还是独生子，受到了奶奶、父亲、母亲和叔叔们的疼爱，得到了姥姥、舅舅们的呵护，可以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父母和奶奶省吃俭用让我衣食无忧；姥姥和舅舅把好吃的都留给我，把我宠成了公子；叔叔当大队统计员期间用自行车带着我各村去转，让我乐此不疲，在他们的呵护下我慢慢的长大。

大约八岁那年我开始上学，上学前几年，每天只知道到校学习，放学吃饭，无忧无虑，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境况就发生了变化。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当权派遭到批斗，地富反坏右被列为专政对象，地富子弟也被贴上了标签，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常被人鄙视，好像矮人一头。我家的成分不知道是地主还是富农。据老人们讲，我家解放前，有一二十亩薄地，三套院落，一个炭圆及马房。爷爷弟兄五个，如果按五人去分，房子都不够住，不知当时是怎样划的成分，也怪我的老爷不分家，才落得如此下场。反正我家成分划得不好，上学期间最害怕老师问及成分，老师也时常让学生填写成分表，这让我非常头疼。每当填写成分的时候，我真的无地自容，好像犯了错误的学生。地主、富农这些词汇，那些年就是妥妥的贬义词，非常扎眼。常有一些心术不正者，把地富子弟作为被欺负的对象。有一个年龄比我稍大一点的，自恃家庭成分好，每每见到我，无缘无故的就骂我地富子弟，我真的既无奈又无助。到了初中，班上又有两个同学得知我家成分不好，时常用成分嘲笑讽刺挖苦，我也只能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好在社会还是好人多，还是公平公正的。初中毕业后通过考试让我上了高中，真是上天有眼，天无绝人之路。

成分的好坏还直接影响着年轻人找对象。那年月，人们谈成分色变，没人愿意找成分不好的人家成亲。高中阶段及毕业后，同龄人订婚的订婚，结婚的结婚，而我家门庭冷落车马稀，没有人愿意上门提亲。十六岁那年，好不容易有好心的人上门提亲，但因家庭成分不好而无疾而终。那些年成分一直困扰着我，成为我一个难以启齿的痛。

高中毕业后，有的招工、参军，有的推荐上大学或当民办教师，而我只能回生产队里劳动，整天在田地里摸爬滚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在上天有眼 ，社会又一次眷顾了我，让我有机会到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当教师在别人那里再正常不过了，但我却不能说一帆风顺。先是有人把小字报贴在校门口，攻击我，让我滚出学校。后有一同事心眼小，见不得人好，觉得我能当上教师心里不平衡，处处刁难我，讽刺挖苦，让我非常困惑。平素间我只能处处谦和忍让，逆来顺受夹着尾巴做人。那些年成分这个无形的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直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淡化了成分，我才慢慢地卸下了这个沉重的包袱，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

好景不长，又一个包袱向我压来，那就是超生。八十年代，国家号召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虽然有政策，但当时只是提倡，没有配套的措施。尤其是农村，老百姓普遍对计划生育政策认识不足，政府的管理力度又不够，没有向老百姓发放过计生用品，也没有对育龄妇女跟踪检测，生育还处在一种盲目随意的状态，无措施无计划，顺其自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孩子出生后，户口在农村，我和妻子到大队交了罚款，并且把第三个孩子的户口落到了父母的名下，一切归于平静。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以后，计生干部到学校对超生教师进行一次性处罚，让超生的老师补交罚款。由于三胎交的罚款太多，我只交了二胎的罚款，这下子为我日后工作埋下了隐患，成了我后来工作的一大包袱。一九九八年我被任命为樊村高中副校长，没多久，就有计生干部到学校找到我，说有人告我超生，让我说明情况。听到此话，我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由于第三个孩子的户口不在我的名下，静下心来后，我和妻子找熟人、托关系摆平了此事。但是，超生这根刺一直扎在我心里，让我隐隐做痛。这是我的一个软肋，捆绑着我的手脚，成了我一个大包袱，一直压着我直到我离开学校。

天道有轮回。解放前户主雇个帮工，说是剥削。现在，老板招收几十、上百人干活，说是安排就业。八十年代后，养两三个娃，说是超生，轻者罚款、抬家具，重者结扎、开除公职。三十年后，放开生育，并且还鼓励生育，给予奖励。正可为，此一时彼一时，对也是错，错也是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生的道路又何尝不是这样，曲曲折折，是是非非，对对错错。有包袱不一定是坏事，它会释放出一种动力，他会鞭策着你负重前行，自律自強。约束你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要相信，道路虽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当你卸下包袱的那一天，你会走的更快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