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缤纷忆故园——解放《万荣村名文化》序

与解放先生初逢于1976年的万荣县委通讯组会议。印象中，他高个瘦脸，整天乐呵呵的，兴致来了还会说几句顺口溜，逗引得大家免不了夸赞几句，他也不推辞，照单全收。1978年，我上大学后，我们便再也没有机会晤面。一晃47年过去了，真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故乡何事又重来？万荣，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故乡不是故乡、不是故乡又是故乡的地方，始终掺杂着一些半喜半忧的故事。毋庸讳言，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那里度过的，但人生的多半光阴是在西安消磨的，欣喜的是高中毕业后曾在王亚公社待过一段时间，现在回过头来想，那终究是生命中难以忘怀的部分。

解放先生的《万荣村名文化》让我对故乡的记忆再次鲜活了起来。这是一部万荣村镇简史，是一本后土文化大观，是一座“非物质遗产”丰碑，是一面“知兴替、明得失”的镜子。

解放先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荣笑话的传承人。他数十年来勤勉治学，笔耕不辍，曾在国家、省、市等报刊发表文章上千篇，公开出版的著作有《万荣史话》《万荣古今名人》《万荣笑话探源》《峨岭走笔》等，创作成果之丰硕、涉足题材之广泛非常人所能比。后来，即便耄耋之年，他依然埋头在撰史修志的田野上深翻细作；即便体迈多病，依然往返于拾遗补缺的阡陌间低吟浅唱，把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乡村文化建设上，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万荣村名文化》收录了先生近7年来撰写的万荣县13个乡镇106个村庄的史志，共计25万字，虽未把全县207个行政村悉数囊括其中，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已经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既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垂万年的善举，又是一件彪炳史册、流芳山河的大事。虽不能与“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相提并论，足可在民俗文化的百花园里大放异彩。

万荣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后土祠更是历史悠久，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土地的崇敬和对祖先的追思。“看不见你拔地而起，却能听见你奔涌千里，你的亿万年很短，我的千百年很长。”为此，作者在《庙前村》一文里用了近5000字的篇幅，详细论述了后土祠的来龙去脉，规模建制，以及盛况空前的朝拜仪式。寻根问祖是华夏儿女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作者在对相关村镇的考察中悉数列举了张仪、王通、王勃、王绩、薛仁贵、薛道衡、薛稷、薛瑄、董永等才俊人杰，简要叙述了他们的事迹和功德。

关于“村名”的由来，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百姓，尤其是长大后在外的游子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2015年，一位北京来的客人询问“东孝原”的来历，解放先生便萌生了编写一本村名故事书的想法。尽管按照一般规律，大部分村名多以方位和姓氏命名，可是由于朝代的更迭、原住民的变迁，甚至当朝皇帝的好恶、历代名人的影响等，名称常有变化。比如，张仪村、通化村、薛稷村是以名人命名，自不用说，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乌停村和潘朝村。前者是根据唐朝大将军薛万彻的灵柩迁往故里时，一路有乌鸦伴飞的传说得名，后者则是因兄弟三人为了避祸，几易其名最后敲定的，现村里80%的居民姓牛，并没有姓潘的。集贤村也一样，原名“沟壑村”，因三面临沟而得名，后因唐初著名教育家王通在此讲学，他的学生魏徵、房玄龄、杜如晦、薛收等人从长安前来为老师送葬（一说祝寿）在此聚集，才改名“集贤”。偏店村因地理位置处于地形偏斜的交叉路口且店铺密集、生意兴隆而得名。宝鼎村原名汾阴，系原荣河县城所在地，公元723年，唐玄宗李隆基祭祀后土期间出土了青铜宝鼎，遂被赐名。

每一个村名演变都伴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古老美丽的传说，尽管背后有夸张的成分，但能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绝非空穴来风。要对其真伪进行甄辨，对其成因进行探赜，对其年代进行考证，除了走访当地村民外，更多的是查寻方志，翻阅典籍，梳理资料，去粗取精，小心求证，大胆推理，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件细碎繁琐的事情、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没有思接千载的执着，没有矢志不渝的意志，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没有披沙沥金的洞见，是绝对办不到的。

文化作为软实力，能在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被转化为物质力量。诸如“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的奋斗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等，已经成为中华儿女“日用而不觉其鲜、常思而不觉其怪”的做人准则，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在《万荣村名文化》一书中，几乎每个村寨都能看到这样的人和事——无论是造福一方的guan员，还是读书万卷的学子；无论是保家卫国的战士，还是熙来攘往的商人；无论是开疆拓土的先祖，还是固守家园的后辈；无论是勤劳致富的平民，还是闯荡江湖的游子；无论是“吹拉弹唱”的艺人，还是“犁耧耙耱”的把式……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喜怒哀乐都体现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耳濡目染的古训影响。

所以，这本书不仅局限于“村名”的刨根究底和正本清源，更深层的内涵在于对传统文化的阐释和弘扬，对民风民俗的拓展和补充，对建设美丽乡村的贡献和启迪，这也正是作者的初衷。

孙爱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