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请直面“主流社会”

　　“邓相超事件”发生后，中国当代左翼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亢奋期”，大家乘胜追击，趁势又“拿下”刘勇、左春和等“辱毛份子”，接着，长沙教会主题公园的巨型十字架也在左翼一片打杀声中应声而倒。毕竟，一直致力于为党、为国家“锄奸”的左翼被执政党“主要防止”的时间太久，而上述事件的地方党政机关对相关人、事的处理，让左翼终于看到了曙光。
　　然而，短暂的阳光并没有给左翼带来真正的春天，主流媒体的冷淡、“右派”言论的收敛，以及网络对左翼言论的收紧，让左翼如坠五里雾中。而王长江出现在“两会”、接受媒体采访，更让左翼不解——一个被左翼定性为“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怎么还能在“两会”上“高调亮相”?如此，左翼去年对王连篇累牍的批判岂不是做了无用功?
　　也不完全是无用功。按照人们对左翼的传统定义，左翼是一个极容易发展成为“街头政治”的群体;而左翼对“文革”的主张、对邓相超等人的“斗争”方式，刚好应证了这一点。所以，近几年以来左翼的所作所为，提醒了执政党：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话没有错。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会容许“街头政治”，即便是“宽容”，也是有限度的----对中国当代左派，执政党采取的态度也是如此：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可以给，但不能触碰“社会稳定大局”这根底线。
　　由此可见，不管左翼如何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是“爱党爱国”的，执政党并不认可。那么，左翼指望通过执政党全盘接纳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想法，也就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至于在自己实力不敌“右派”的情况下指望执政党“帮助”自己打压“右派”，那要等执政党全面权衡“右派”的作为对自己的利弊，但这与左翼无关，目的也不在于“抬举”左派。
　　不赞成执政党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等等方面的具体政策，甚至从心底里将执政党的性质定性到自己的对立面，却声称自己爱党爱国，而把支持执政党具体政策的人定性为反党、汉奸，这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大家心知肚明。作为这个逻辑的“补充”，左翼祭出了“人民立场”这面旗帜。的确，与党派利益相比，人民利益为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左翼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就十分高大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左翼网站、左翼“公知”的言论看，左翼的主要关注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国家的“主义”、“道路”和伟人、英雄的“福利”上。这从左翼网站与其他媒体对社会热点公共事件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当人们关注“雷洋案”的时候，左翼“公知”在关注王长江“反党”，当媒体关注“于欢案”的时候，左翼“公知”在关注小说《软埋》“反革命”。当然，左翼有自己的解释，左翼认为，国家的主义、道路与百姓生活相关，关注这些，是对更广大群众的关注;而在目前的政体下，要寻求社会的改变，只能通过执政党的“改变”来实现。问题是，左翼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执政党的采纳，左翼也没有“揭竿而起”的决心和能力。那么左翼这些东西，在民众那里基本是个“然并卵”的东西。
　　左翼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执政党的认可，左翼的理论，在广大民众那里也没有太大的市场。不客气地说，左翼许多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理念、理论，本质上有太多封建主义因素;而这些东西，与当代社会已经格格不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死伤几十万人，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也不会责怪决策者。但在今天，如果政府发动、参与一场战争导致本国军人死伤如此之多，就会引发国内动乱甚至执政者下台。这是没有大道理可讲的，民众只看结果。再说广大群众对毛主席的崇拜。不可否认，因为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人格魅力，今天中国崇拜毛主席的人占多数。但这不等于人们愿意“回归”毛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格局，因为，大家都清楚，“前三十年”，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发展了，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是很缓慢的，到了“文革”后期，人们的生活物资“凭票供应”，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除了战争时期，都是罕见的物质匮乏的表现。而那个时候的“社会清明、治安秩序好”，也是建立在执政者“严管”的基础上;对人民严管，就是更普遍地剥夺民众的自主权、自由权，用贬义词来表达，就是“残酷统治”。
　　左翼的“理论”，对于50后、60后的人而言，都是一些过去听得耳朵起了茧的陈词滥调，对于年轻人而言，则近乎无法“落地”的浮云。左翼或不接受我的这些观点与看法，但左翼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纪念、座谈等活动，参与者基本是一个固定的群体，去年是这些人，今年还是这些人;而其“主力”，大多是些白发苍苍的“老同志”，鲜有年轻人的面孔。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当代左翼已经过了“生长期”而进入“器官萎缩”阶段。要摆脱这种局面，必须注入新鲜血液，避免在岁月中慢慢“老死”。
　　故而，我认为，当今中国左翼必须抛弃固有的藩篱，融入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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