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为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的“伪争论”选边站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一个理性成年人他会有自己未来生活目标，会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及未来影响作出预测判断评估，这种预测判断评估的准确程度视预测类型、预测期间，各种内外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所在国家、地区、民族、民俗的文化特性、个人智力状况、个人履历经验等而定;甚至性别也是因素之一。据研究，涉关个人婚姻事务方面，女性预期的准确率要远高于男性，他们的目标成功率远远高于男性。确实这是自然选择在性别上的具体表现，男性预测或目标落空，他们的重新定位或重新选择机会远远多于女性;自然必须赋予女性另一种能力，具有较高的预测或选择准确率。
　　——选择机会少就赋予他较高的选择成功率；选择成功率低则赋予他较多的选择机会。你仔细观察的话，人类社会及自然现象所耦合的天道大尺度系统中，类似规律普遍存在，不仅仅两性选择。
　　这是人的基本特征，他有自我意识――孩童一般4～5岁才能形成;人会追求目标，不管他对未来事务判断的准确程度如何，首先他肯定具备这样的追求和判断力。那么一个国家也会这样，他有国家追求目标，他会对国家行为的未来可能影响作出判断、采取预案?也即国家会不会象自然人那样存在“自我意识”？
　　这!可能你错了!似是而非。这个“国家”观念是近代意义上的，并且以西方文明和观念为蓝本――他是建立在一系列相关文明文化保障，一些列制度保障，一系列术语解释保障基础之上，比如法人与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国家法人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其他文明类型缺乏这样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是血缘家庭的推演放大，没有“法人与自然人”相对立的概念，更甭说“企业法人与国家法人”更高一级概念了。传统文化中的“国家”以及他的具体形态(比如中央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不具备现代“法人”意义上的某些特质。
　　国家具备自然人的某些能力(比如对所作所为后果进行预测)，这确实是近代观念，并且确实建立在西方固有观念上。所谓“所作所为”用个形象比喻：你做了某件事他对未来产生a、b、c、d、e、f等各种可能结果，对各种可能结果你要作出概率判断，并做出各种可能情况下的预案。预测类型可能是涉关国家生死存亡，比如战争、重大的外交抉择;可能是重要的国家级重要工程，比如航天宇宙，卫星发射，计算机国家主干网络等。预测期间可能有短期、中期、长期。短期一般三到五年，中期一般十年左右，长期的一般都要超过二十年。
　　这些观念我们国家还是刚刚开始，还有一段路程要走。那或许要问：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古代国家是怎么行事方式的，难道没有国家意志，没有国家目标追求，不考虑未来预期吗?那只是成千上万官员们的个人行为，从未形成“国家意志”――最多只不过最高皇权意志。非但如此，更不可能形成文本以供后世继承。没有这样的观念，也不存在产生这类观念的文化土壤。
　　你看见过中国明清以前的古代文本，比如诸子百家、二十四史等，存在类似以下表达国家意志的文字内容：我们这个国家（或“汉族”之类）需要怎样的行事方式？产生怎样的后果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努力争取的愿望是什么？我们需要谁的帮助，对帮助过我们的他族应该怎样报答？对戕害过我们的他族我们的后代要怎样的报仇？等等等等你可以举一反三。中国古典文本是否有这样的体例?
　　对!确实没有，或者很少这类体裁，最多也就帝王集团血缘家族而已。那或许要问;难道西方或外国就有?确实!西方外国文明这类思维比比皆是。别的不说，他们的《圣经》就是这样一种体裁――你把《圣经》中的宗教术语或观念或信仰内容完全剔除，然后替换为世俗和当今科学术语，结果你看看，多么象一份短期、中期、长期国家计划。《圣经》的最长远“规划”就是引导信徒走向天国――而世俗国家规划一般不会超过五十年，大都二十多年了不起。
　　看似宗教思维，然而就“方法论”这种思维对真实世界的行为举止影响巨大，无处不在。今天可不是讲《圣经》之类事情，而是阐述一个原理：我们今天谈论的某些事物，他都存在文化根子上的原因，表层事物的摹仿是无济于事的。“国家是否存在自我意识”是众多中西文化差异中的一则，与我们今天话题有关。“国家自我意识”的形成是个漫长历史过程，其中法律建制是重要一环，法律建制的重要意义在于“统一意志”――这与我们今天讨论有关。涉关众人的话题，我们这儿总是纷纷扰扰无法形成统一意志，所谓“统一意志”更多的表现为威权意志，没有上升到法律意志。这种“意志”的传承古代社会主要靠血缘传递或个人忠诚得到保障;到了现代社会这类保障不复存在，没有法制保证则“统一意志”往往不超过二十年就要面临一次重新洗牌抉择，一般不超过两代人――比如你研究一下“计划生育”国策之六十年舆论变迁，大致可以明白;更要命的是面临“亲美还是亲俄(苏)”这类涉关民族未来的重大国家外交抉择事务也是如此――就象北方人形象比喻：中国的百年外交是“甩来甩去”，一个“甩”字多么形象。
　　古代华人没有“国家存在的意义”或者“国家发展目标”这类思维传统，不存在自然人那样的“自我意识”，缺乏这样的文化土壤;古代华人对国家未来不存在长期目标之类的计划，对国家未来没有恒定的意志表达，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都是随遇而变，都因外界原因而随机变动;缺乏“如果a、b、c、d，那么就甲、乙、丙、丁”这样的事先安排，缺乏这样的内在机制。到了近现代，华人国家百年来一会儿向德国学，一会儿向大日本学，一会儿向前苏联学，一会儿又向美国日本和欧洲学，一会儿又向新加坡学…。学习外国是这样，反映在民俗方面莫不如此。这种游移不定肇因与人格意志没有上升到国家意志。国家意志必须以法制和更底层的文化观念作保证，国家意志虽然也会变化，但毕竟有法律保证;人格意志当然隶属于社会优良精英阶层，然其稳恒性无法与法律保证相比。
　　这并非华人民族天然不具备这类素质而是文化传统使然。外国包括西方曾经也是这样走过来。今天华人社会处在新旧交替，必然有个过程。西方的国家观念并非完全无可挑剔，也在不断试错校正。特别中西文明交流以来，他们也在考察华人传统观念，特别“国家存在的意义”这类根本法则上，华人传统文化有更多值得借鉴之处――华人的“天人一体”观与他们国家意志人格化观念的比较就是其中之一。华人最接近产生“国家自我意识”当属两千多年前的黄老思想，包括法天则地、天曲日术、月令等一整套术语组成。黄老思想在华夏大地迷失后再也未曾复现，直到近现代。
　　今天用了这么长一个开场白，想说些什么呢?
　　去年也即2016年8月，张维迎和林毅夫挑起了一场辩论：是否需要国家产业规划。引得社会纷纷站队，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左翼论坛也未免俗。我看了好几篇，但未做声。
　　为什么没有做声?这纯粹一场伪辩论，伪争论。甚至不相信“阴谋论”的道一人也怀疑两人是否合谋设局，预设各自目的，不在场内而在场外。这场伪辩论预设了一个“陷阱”，要大家做非黑即白的选择题。在众媒体推波助澜下倒更像一场选秀，一场大众娱乐。众媒体非常时髦的娱乐类型：在“是”与“否”之间让大众选择，然后引起轰动，达到娱乐效果。
　　是否需要国家产业规划?在“是”与“否”之间两难选择，不是娱乐是什么?不是两人合谋又是什么?不是大众媒体合谋推波助澜又是什么?一个看似高大上的辩论，纯粹一场合谋秀。
　　国家难道不需要产业政策?不需要国家引导?张维迎以他典型的张式夸张，张式极端，张式“语不惊人死不休”进行了否定回答。这个曾经“政府主导市场化”的推手，此时国家意志“荡然无存”。这个市场经济旗手对美国西方无所不在的国家产业政策似乎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个旗手周期性的向社会抛出一些“琐碎”、“具体”、“肤浅”的事务话题以吸引公众――归纳而言，这类“琐碎”、“具体”、“肤浅”的事务话题叫做“政治上小骂大帮忙，经济上制造两极分化”，意图永远影响甚至控制社会。美国这样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社会，而象曼哈顿原子弹工程、阿波罗登月工程、基因测序工程、ARPA互联网工程等哪项没有国家意志参与?中国太需要然而也太缺乏这样的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国家意志”又无所不在，无不打着国家政府旗号行私利之实――昨天我们讨论过的《再次呼吁：国家公权请赶快退出娱乐圈》中的“剧组”就是一例。
　　这个极端者煽动的所谓“市场经济”，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步入资本主义几乎走了200年，尚且充满了“圈地运动”、“羊吃人”这样的血腥，而他只需短短十几年就可完成。不仰仗“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又依靠了什么?他的每次“市场经济”煽动都需要“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之类的国家意志做保证;每次煽动后都是一次赤裸裸的暴力强权活动，弱势群体被强势剥夺，哪来他的“市场最公平”?这个极端狂从一个极端到另个极端，今天又在否定国家产业政策。
　　再来看看“预测哥”林毅夫又是什么货色?“有为政府”、“不断的预测三十年后的中国经济”、“弃暗投明的人生传奇”是他三大标签。当然今天对他的“弃暗投明的人生传奇”不感兴趣。
　　他所有的理论和说教都或明或暗强调“政府有为”，几乎不分话题不分场合。虽然偶尔也会强调一下“有为与有限”的平衡，但毫无实质意义，要旨全都在他一贯，不在一词一句、一文一稿。他的个人人生其实也是与“政府有为”绑定在一起。“小政府大社会”成为广泛共识的今天如此的逆潮流而动，人们不得不怀疑他的真实性。
　　他的另一个标签是动辄“三十年以后中国经济怎样”，一个“不负责任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弃暗投明来到大陆后做过多少个这样预测?不得而知。也许497个?也许781个?他到底是怎样做预测的?497个预测他用了哪些工具?781个预测工具他们的方法论基础在哪儿?众多花稍语句包装的方法论，他们的哲学基础在哪儿?从未看见“预测哥”林毅夫明确表述过――让你有限的人生到“三十年以后去验证”。上帝预测1万年以后的人类会怎样，邓小平预测100年以后的中国会怎样，林毅夫则谦虚一点，预测三十年就够了!
　　――大尺度坐标下的预测，经济现象也好政治现象也好、社会现象、外交现象等等，人们本不在乎你预测的内容本身，而是更关注预测所涉及的“工具论”、“方法论”、“哲学基础”。社会地位如此显赫的“经济学家”难道这个常识都没有？你到底是如何取得这个社会地位的？你背诵了许多《唐诗三百首》以表明你是我们正宗的华夏传人，可你做了这么多的“三十年以后中国经济怎样”后人们竟然无法感知你的“工具论”、“方法论”、“哲学基础”在哪儿！让人们雾里看花，你到底是谁？无神论的你也许要人们到天国去验证你对现世的预测？
　　――有时道一人确实想起了疲秦计中的“郑国渠”之类，中邪了！然而想想国民党人也不至于恶毒到这样的地步，再怎样毕竟兄弟。你真干那事，你不怕身后万世骂名？相信不会的。
　　国家职能和政府有为该强化就得强化，该退出就应该坚决退出，该限制就应该完备法制坚决执行限制。“有为”与“无为”是个更高层次上的话题，古代华人道器之辩中把他列为“道”的范畴，本不在abcdefg这类具体话语上，而他俩却合谋给社会下套，在这类具体事务上做是非选择题。他们俩已不止一次这样骚扰社会。
　　诚如导言所述，华人传统文化中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并不存在诸如“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国家在未来三到五年、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该做些什么?”、“国家要采取哪些措施?”、“万一出现a、b、c、d各种情况，国家应该采取何种的甲、乙、丙、丁措施应对之?”这类与“自我意识”有关的思维方法。这些对我们今人而言还是刚开始，还在开始摸索阶段。虽然现代概念，但西方存在早先的文明铺垫，因此这种观念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水到渠成”。这种国家观念本身就产生在他这个文明土壤中。
　　这些都是我们华人必将面对的新事物，包括精神和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工具层面。精神和观念涉及文明和文化的更深底层，是个漫长过程，根本无法预知的遥远未来;制度层面所涉及的“有为”与“无为”，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哪些领域应该体现国家意志、政府有为介入?哪些应该限制?什么时候介入什么时候退出?如何介入如何退出等等更多表现为一系列规则和原则，规则的规则、原则的原则;工具层面的“有为”与“无为”则是对这些规则和原则的具体运用，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从不存在黑白是非选择题。
　　这类原则比如政府的功能定位是：(1)别人不愿干的比如公共产品;(2)别人干不了的比如三峡工程;(3)国家不愿别人干的比如军工、造币、烟酒盐等垄断行业;(4)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比如铁路交通;(5)…。这类规则比如“如何保证代际传承”，比如“一系列原则的导出和推演”等等。
　　“是否需要国家产业规划”最多也就落实在工具层面，指向具体对象。他必须建立在一系列规则、原则和准则上。而他俩挑起的辩论却将此简单化。并非处于无奈而是精心设计，
　　他们俩以人生赌博获取社会话语权而动辄转移话题。这是他俩的一贯行事风格和理念所致，与他俩身份地位相吻合，与他俩浅薄的学养功底与躁动的功名追求相吻合。张维迎和林毅夫之类社会精英长期霸占社会话语，主导社会话语，让社会做是非黑白选择题，跟着他们指挥棒行事。每当社会觉醒出现更高层次的讨论，他们就打断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始终停留在“是否需要国家产业规划”这类琐碎具体层面，具体实务领域不断的用一个错误去纠正另一个错误，用今天的错误去纠正以前的错误;不断的打补丁，补丁的补丁，陷入死循环状态;不断进行文字的排列组合创造新名词愚弄社会。
　　――这次辩论他俩像模像样来来回回十几次，像煞有介事。不得不涉及根本话题时却又故意闪开，双方默契、闪烁其辞，将陷阱设在具体琐碎的事务方面；有些还相当专业，别说社会大众即使专业人员也难回答――他俩更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不在规则、原则和准则等制度层面引导，却要社会用“是”与“否”来回答具体事务，让大众陷于两难。
　　――实质无论支持谁，他们俩都是借题发挥、不在场内而在场外各取所需：一个用来强化自己“政治正确”的形象，一个用来强化自己“企业家利益维护者”形象。全都不在话题本身而在话题之外，稻梁谋又借助高大上。
　　――“不在场内而在场外各取所需”也是当下中国常见媒体现象，本质话题绕过，以琐碎事务诓骗舆论，各自达到强化自己形象的目的。社会大众实无必要起哄参与，再也不能陷入他们设定的舆论场拔不出来。他们占有更多社会资源，更多舆论资源；资源又会产生新的资源，通过这类“伪辩论”产生社会影响，以有利于他们获取更多资源，形成有利于他们的马太效应。
　　――社会话题决不应该被少数人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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