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官员会抑郁？

　　4月9日下午，安徽蚌埠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肖超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警方调查后排除案件可能。据了解，肖超失眠已达半年。
　　4月10日上午，湖南娄底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邹利民在湖南省检察院东来苑家属区坠楼身亡。有娄底市政法干警称，邹利民生前有抑郁症。
　　两名官员坠楼身亡的时间相隔不到24小时。
　　调查数据称，自2009年至2016年8年间，统计有248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其中约半数被明确诊断为抑郁症，自杀官员年龄集中在45岁到55岁之间。历年非自然死亡官员的数字分别是22人、25人、23人、17人、11人、60人、 51人、39人。
　　对此佐证一则新闻是，2009年以来有243位官员自杀，专家称半数确认抑郁症。
　　从公开报道中进行统计，发现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
　　有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超过2600万人，自杀死者四成抑郁。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官员因抑郁而自杀的比例高于普通人。但被曝光的部分自杀官员，是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中途，选择了坠楼。“组织调查”所构成的现实压力，可能是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是属于官员自杀原因中特有的方式。
　　比较典型的就是刘志军案中，中国中铁总裁白中仁于2014年1月4日下午从自己家中楼上跳下自杀。而在他自杀前，铁路系统已有一名年仅39岁的南宁铁路局总调度长李智，因为抑郁症而跳楼身亡，当时是刘志军案爆发后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例处级干部自杀。除了白中仁，另一家央企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公司一位高管，也曾在哈尔滨出差期间坠楼意外身亡，坠楼原因，据说也是因为抑郁症。
　　李智自杀前，就传出涉前局长邵力平双规案。当时，铁道部派来的检查组对南宁局进行了大检查，很多干部都被叫去谈话，李智的自杀被认为与邵力平被双规有关。有人说，李智在南宁铁路局属于少壮派，位高权重，事业正处于上升期，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不是特别的原因和非死不可的理由，很难想象李智会这么不理智。心理学家分析认为，现在很多官员自杀都是被抑郁症，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抑郁症，从李智家庭背景和自杀的一些情况来看，他应该是作了充分的计划，肯定是作了权衡之后才选择了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迄今为止，抑郁症病因与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也无明显的体征和实验室指标异常，概括的说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抛开生物和心理的原因，社会因素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且跟患者所处的社会阶层有关。官员相比于普通人，承受的压力可能更大，尤其是在接受调查前，或者接受调查期间。
　　不能说，是身居要职导致了抑郁，但不能否认是重要位置上的压力促进了抑郁。我相信这些因严重抑郁而自杀的官员，在组织人事考察的时候，是以健康的心态通过选拔和提升的，他们原本也并不存在严重的心理疾病。那么后来又是什么使得他们不堪重负呢?
　　是工作压力太大，殚精竭虑，忧国忧民?
　　是为中国改革的未来积劳成疾，夜不能寐?
　　是遭受迫害后以身殉国证明自己的清白?
　　还是因为高压反腐形势逼迫他们为了牺牲自己保全他人?

　　至少我认为，他们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合格的公务员，这样的心理素质完全不适合为官，承担艰巨的社会责任。组织上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这些带病工作的同志呢?
　　如果他们因抑郁不能从事工作，为什么不让更为健康的同志上?
　　人民不是让你们来当官，是让你们来干事，至于因为涉嫌F·B而抑郁吗?
　　我这些年来所看到的社会阴暗面，所承受的压力，绝对比普通人大得多。在坚持正义之路上，我还不断地受到各种污蔑、诽谤、威胁、恐吓和打压，甚至因为实名反腐而经常处于危险当中。按理说，我应该也很抑郁，但是我的心理却非常强大，没有一丝一毫的抑郁。
　　去年，我在朋友圈发过一组关于抑郁指数的心理测试题，一共15道题目。0-4分为没有抑郁，5-10分为偶尔有抑郁情绪……31-45分是有严重抑郁症并需要治疗。我测了一下，我的得分是0，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抑郁。

　　像李达康或者侯亮平那样的有挑战有压力的工作，你们官员觉得抑郁，可以让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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