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四个三十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致可分成四个三十年。从1920到1950年是中国革命的三十年，从1950到1980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十年，从1980到2010年是改革开放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三十年。从201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第四个三十年。怎样定义这个历史时期?这要看是否有新的目标和任务。
　　伟大的中国时代：三个三十年的曲折道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去美国读博士。兜里只揣着10美元就上了飞机，10美元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当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合黑市价1美元。带10美元就敢上飞机出国，胆子够大。可我当时没觉得害怕，只有去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学习的兴奋。
　　到美国后的第一天，我就被密密麻麻的高速公路和城市夜晚的灯火震惊了。要是中国建那么多高速公路，我们到哪里种粮食吃?美国人家晚上只有卧室关灯，而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是“节约用电，随手关灯”。到美国一年后，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从沈阳到大连。今天，中国的发电量和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远超美国。
　　在美国读了好多年书以后，我才有幸在大型连锁超市见到了第一件“中国制造”，那是吹头发的电吹风，售价2美元。把购买收据寄给批发商，批发商还会寄还给我1美元支票，实际上卖1美元。那时美国的5毛钱只能买份报纸。兴奋地把咱的国货带回家，插上电源，打开开关，仅1秒钟就烧坏了。没问题，小概率事件，立刻去超市更换。换了后，头发还没吹干，又烧了。只好退掉，因为去超市换要花油钱和时间。仅仅二十年后，想在美国买任何不是“中国制造”的日用品已经很难了。我读博士的学校距“金门大桥”不远，那座大桥建于上世纪20-30年代，是美国制造业发达的象征。但二十年后，金门大桥附近重建规模大得多的“海湾大桥”，只能是“中国制造”。
　　三十年就时空倒转。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不再以挨饿和落后挨打著名了。十年前我去拉美的秘鲁教过书。那里的华人告诉我，他们过去常称自己是日本裔，不说自己是华裔，以免遭歧视。可在我去教书的时候，日裔常称自己是华裔，华裔背后是一个比日本更强大的国家。在我留学的时代，无论在哪国，买一件贵些的商品店家就会问，“你是日本人?”而今买一件贵些的商品会被问，“你是中国人？”
　　“中国奇迹”是我们40后、50后、60后这辈人拼命干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回母校北大教书，我一个学期教7门课，月薪仅3000元。学生数量迅速增加，教育水准迅速提高，工资也快速上涨。我在北大读本科时，“国际政治系”30多个教员里只有三五个人通洋文。稍早些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不少没见过外国人，系里就把学生拉到天津港，仰望靠港补给货轮上各式各样的外国人。而今，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知名，每个教员都精通至少一门外语，三成学生来自外国，而且主体是美欧白人。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梦想过：有那么一天，美国人也来中国的大学读书，像我们用英文答考卷那样用中文答考卷。没想到这梦想居然实现了。每次期末闭卷考试，我都给外国人额外增加半小时。作为曾经的留学生，我知道他们用中文答考卷比我们当初用英文更艰难。
　　中国革命是两代人接力干成的。19世纪80～90年代出生是第一代人。20世纪20～30年代出生是第二代人。毛泽东是“90后”。我的硕士导师陈翰笙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同事，也是“90后”，当年他是北大最年轻的正教授，107岁去世时是北大年龄最长的教授。我们这一辈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长大的，我崇拜他们干革命的功绩，他们把祖国从任人欺辱的弱国变成了世界强国。我更熟悉我们这代人，革命后成长起来的20世纪40后、50后、60后。我们这代人只用了三十年就把我国人均收入翻了6番，中国从一个世界最著名的贫困落后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这代人还远未完成中国建设。
　　中国革命是靠两代人接力才完成的，中国建设也要靠两代人接力完成，靠70后、80后、90后继续努力，在未来三十年把中国的人均收入翻3番。从8000美元翻到1.6万，再翻到3.2万，再翻到6.4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时，中华民族就应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民族。中共的三个三十年在世界上开创了一个“中国时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再是梦想，只差这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三十年了。
　　80后、90后这代人会与我们这代人经历至少同样的困苦，将走同样曲折的道路，也可能面临重大的挫折和失败。然而，如同前三代人，只要不背叛信念，不屈不挠，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你们。
　　如果你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的历史有基本的了解，会知道那是从失败走向胜利。但如果你熟悉走那条路的细节，就知道道路非常曲折，走得跌跌撞撞，步步染血，屡战屡败，充斥失望、绝望甚至背叛，屡败屡战才赢下最后一役。
　　马克思指出了一条革命的路——制造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成熟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时代就降临了。列宁指出了另一条革命的路——尽管资本主义不发达，但依靠城市工人起义就能成功。中国呢，在南湖那条船上开中共一大时，毛泽东几乎插不上话，似乎并不明白他的同志们和洋专家都在谈论什么，后来一连串的失败让他摸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路——依靠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建设那30年同样充斥血的教训，改革开放30年的路走得同样曲折。很多事情回头看，当评论家很容易，可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领导集团?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也可能一败涂地。
　　在漫长的屡战屡败的过程里，不少同志抛弃了理想，离开了党，甚至加入敌对阵营。这不仅发生在革命时代，更发生在建设时代。在我的同代人里就有不少，其中有我的朋友、同学、同事、老师、领导，还有学生。然而，更多的人忠诚于理想，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复兴大业，于是跟着党屡败屡战，熬过了艰难困苦，与祖国一道进步，分享荣耀。
　　第三个三十年：改革开放时代产生的新问题
　　世界上没有没成本的收益，成就越大，成本就越高。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对黑人实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发明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欺负和掠夺其他国家的人民，是美国成为伟大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如同上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曾经历了难以言状的磨难，在个人成长道路上的重大挫折，等等。你们在大学教室里听到过很多中国建设时代的辛酸故事。而且，开放让我们不少大学文科老师粗通西方的政治教条，经常用“民主、法治、市场”三个抽象概念来解释中国几十年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凭着这几个抽象概念去推理和想象西方国家先进的原因。更有少数老师通过讲述中国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市场机制和物质财富的迷思模糊了不少大学教师的思想和信念。可以说，我们大学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已经失效。习惯于讲授政治教条的老师们，自己对那些教条也越来越怀疑，加上缺乏研究问题的专业能力和与外部世界交流沟通的能力，就有一些教员反戈一击成为宣扬西方政治教条的生力军。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了“培养谁的接班人”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谁在培养接班人”。[1]不仅大学的思想政治课，连中共中央党校“姓什么”都已成了问题——总书记不久前强调，党校“必须姓党。”
　　由于中国人财富的快速积累，我国大学生去外国交流的机会迅速增加，几乎一半本科和研究生有机会去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看看，甚至生活一、二年。他们比很多文科老师去过的国家还多，见识更广。他们知道不同国家的发达或不发达，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不再相信由“民主、法治、市场”三个抽象概念组成的药方能够包治百病，包治所有国家在所有时期的病。
　　浮夸遇到现实就显出苍白空虚。书本上读到并向往的伦敦、纽约、洛杉矶，在基础设施上明显不如上海、深圳、北京。北京中关村二小某学生头上被同学扣了厕纸篓就轰动全国，可美国公立学校门口立着金属探测器是为防止学生们带枪上学。在美国大中型城市晚间出门散步已经不可想象了，有的城市甚至长期实施宵禁，监狱里人满为患，所以自由美国的警察也有使用枪械的自由。兴趣更广泛的学生还会去巴西、印度等欠发达国家，发现那里有比美国激烈得多的竞选，有更多的言论出版自由，也有司法独立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却到处都是赤贫和贪污F·B。他们未曾想，在大学学到的中国六十年“悲惨世界”却反证了“中国奇迹”。有了游历外国的实地经验，尽管对思想政治课深度怀疑，想不染上些红色也难，于是有了“粉红”，懂得了海外华人华侨为什么心向祖国。
　　既然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获得了震惊世界的巨大的成就，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包括不少大学教师，会有那么多抱怨，为什么向往西方政治制度?巨大的成就伴随巨大的成本。抱怨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成功之路太曲折了，代价太沉重了。
　　开拓向上攀登的路只能是曲折的，天上掉馅饼是小概率事件。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困难。终结人类历史的、所谓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无异于“永动机”。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文明的一种，是从脚下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个聪明人“设计”出来的。那种好制度导致好结果的判断是标准的历史唯心主义。辩证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解决一个主要矛盾的方法本身会导致一个新的主要矛盾。“开创新时代”就是开始着手解决新的主要矛盾。中国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中快速进步的。
　　改革开放前，“患寡”是中国的主要矛盾，缺乏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挨饿是中国延续千年的老问题了，特别是在农业发展导致人口暴增的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们主要靠市场机制解决了挨饿问题，也解决了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机制逐渐催生了“患不均”这个新的主要矛盾。而今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困境不能仅靠市场，更要求政府提供比较均等的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医疗、退休和住房安排。改革开放的成就催生了下面三个新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
　　党不能蜕化成为行政机构
　　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三十年市场经济建设和财富创造事业的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可是，在完成这个新任务的半途，环境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变化。中国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励精图治，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但也再度患上了官僚主义、贪污F·B和党内充斥投机分裂分子的老病，国民党被自己亲手创造的市场和新财富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经济奇迹在规模上远大于台湾经济奇迹，掌握的财富量更远非台湾可比，是否会陷入被市场和财富埋葬的危险中?
　　当官做老爷，支配大量财富，是常人很难拒绝的诱惑，何况官员们对巨大财富的创造确实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按期完成一条高速公路建设，省公路局长没时间顾家。为应对和协调资金、规划、拆迁、承包商、工人薪水、还有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的种种要求，他每天数次参加酒席，喝到深夜，喝到胃溃疡。自己月薪只有3000元，但每天过手的资金上亿。面对来“打点”的各路承包商和利益相关方，自己可以拒腐蚀过苦日子，但有几人能拒绝自己孩子被“承包”去英美澳留学的诱惑?
　　而今中国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数量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然而，普通党员与“党政系统”之间几乎只剩下交党费的关系了。很多大学生入党为“当官”，而进入私营企业就连党费也不交了，成了“失联党员”。私企为我国每年毕业的6-7百万大学生提供了最大的就业市场，但在私企里建立党组织是要支持雇工还是雇主?或者雇主的市场决策需要党来指挥?
　　市场机制严密覆盖了我国的全部工作社区。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也有严谨的组织。然而，我国百姓生活的居住社区却是一盘散沙。人们不是为工作而工作，而是为生活而工作。一年不仅有工作日还有节假日，一周有7天而非5天，一天有24小时而非8小时，一个家庭不仅有上班的壮年人还有退休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还可能有无业或在家自谋营生的人。城乡的居民们无组织，就得靠自私自利来“自救”，彼此占彼此的便宜，占社区共有财产的便宜，国家的便宜更是不占白不占。这是我国社会道德沦落，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高到不可思议的原因。不爱自己居住的社区怎么会爱家乡，爱祖国?居住社区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根基。
　　而今我国党政体系中流行一个“先进”的社区治理办法——把居住社区的组织工作“外包”给非政府组织或社会企业。有些地方的党组织甚至把“党建”也“外包”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执政权就是组织社会的权力。美国法律规定富人投入社会组织的钱免税，也就是说，政府把税收转让给富人，把组织社会的权力“外包”给了富人。因此，美国连平民的社会组织也对资本主义深信不疑。这就叫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谁来组织基层社会，谁就拥有执政权。
　　“执政”远非仅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那是执政的果而非执政的因。执政党首先是“党”，因为有了党才能执政。党是做什么的?党的核心任务是组织社会。美欧政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党工去家家户户敲门派传单，说服居民投本党的票。如果社会组织工作都“外包”出去，为什么要近9000万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中有一个？党员难道不是组织社会的义工？且不说“外包”的对象需要把从官方所得经费的至少一半充作“行政成本”——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成本通常超过其总经费的80%——更大的问题在于党本身消亡了，成了科层化的行政机器。成为科层行政机器就必然脱离广大群众，甚至脱离不属于“党政系统”的8000多万中共党员。
　　在政治生活里，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行政机器天生脆弱，向来是泥足巨人、空中楼阁。自汉朝以降到清朝，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为何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政府的真正基础是乡村社区自治。组织领导社区的乡绅们大体属于孔门弟子——儒党，为大家庭服务的党，一只脚在社区里，另一只脚在政府里。他们不从政府领薪水，所以社会治理成本极为低廉。
　　在革命时代，获得了执政权的国民党有钱有枪，党员们却脱离广大群众，热衷当官做老爷，不复在意“以民为本”的古训，就在居民区丧失了根基，迅速腐化。国民政府并非于1949年才丧失了执政权。当中华大地的村庄成了权力真空，国民政府的执政权早就丢失了，只是谁来取代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各种势力纷纷来我国基层社区“填补真空”，包括宗教势力。
　　市场化高潮时，官员中流行过一个说法，“只要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从那时起，我们不少官员染上了花钱“平事”的坏习惯。
　　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是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组织成人民，把人民当成上帝，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人信仰移山，是带着家人挖山不止的“愚公”，靠“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人心齐，泰山移，组织起来的人民力大无穷，就把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搬走了。共产党不是上帝，人民才是上帝。信仰钱财，靠发慈善笼络人心的是国民党；信仰人民，组织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是共产党。
　　群众组织起来才是人民。有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有了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执政党才不会F·B、不会脱离群众，才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党的行政化有两大恶果。第一，入党为做官，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办国家的“大事”不办百姓的“小事”，党就逐渐脱离群众，F·B、变质、消亡了。第二，因为党的行政化，行政体系变得高度政治化，打着政治旗号滥用人力、物力、财力，行政专业精神越来越差，专业水准越来越低，尽管官员们的学历越来越高。
　　为什么我国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高科技、大数据、摄像头，以及城管和协警上花掉了巨额税款，但社会秩序却依然未见好转，甚至每况愈下?科层体系不可能单独治国。在治理体系里，居民自治恒定比政府治理分量更重。这个道理适用于无论大小贫富的所有国家。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办不了“小事”，居民自治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但民心系于“小事”，所以“小事”恒定重于“大事”。
　　从社区居民中来，到社区居民中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自治”，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们党就能深切地感知群众最需要什么，把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上。
　　社会不能从团结走向分裂
　　当今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也是资本的全球化。全球的市场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甚至赢家通吃，导致了普通百姓日渐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平民的愤怒最终汇聚成席卷整个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这个浪潮在进入欠发达国家后将会更加猛烈，因为市场在那里制造的贫富鸿沟更宽、更深。
　　例外的仅是一些人口很少的北欧国家。那里收入和“养小送老”的平等异常坚固，而且在世界市场上维持着一流的竞争力，战后仅几十年就从欧洲的穷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类似的亚洲国家只有新加坡，彻底的自由市场伴随政府给全体国民提供均等的住房保障，并以住房为抵押提供事实上的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新加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惊人，独立仅半个世纪人均GDP就超过了6万美元。
　　在我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先是地区差距扩大，接着是城乡差距扩大，再下来是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巨大的收入鸿沟。我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十来年后，做公务员的年薪几万块，在制造业做管理者的年收入十几万，在IT业的年收入百万，在金融业的年收入有达千万以上的。他们在北大期间都很出色，毕业论文写得都很好，但毕业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至百倍。这是我们社会原先没有过的事。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各领域都市场化了的时代，收入鸿沟将意味社会分裂。
　　如何看待这个瞬间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中国社会?我们的普通百姓也分裂了。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们在各自小学、中学、大学同学的“微信群”里抱团取暖。但只要涉及时政就开始骂战，价值观水火不容。社会分裂不可能不引发党和政府官员们在思想上的混乱和分裂。敌对势力也看到了机会，国内外联手，雇人在微信群里循环散发各种政治谣言，主题恒定是西方各国政府纯洁高尚，中国政府一团漆黑。辟谣后一、两个月，同样的谣言就又传过来了。
　　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市场的冲击下，中国社会赖以存在的居民社区组织也逐渐崩溃。没组织的居民们只能“自助”、自私自利。黑社会和互坑互害的六合彩赌博在乡村盛行，城市居民则为解决种种互坑互害的“小事”绝望地企图建立“业主委员会”，却因为分裂总也建不起来。我们要讲社会公德，但只有个人没有社会哪来的“公德”？我们要社会治理，只有个人没有社会怎么可能“治理”？信奉“以人为本”和信奉“以民为本”是有重大区别的。
　　市场竞争中的输家不仅有个体，还有区域性的整体，有族裔，有“锈带”，有城市贫民窟和准贫民窟。因此，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充斥着阶级与阶级斗争，民族与民族斗争。我国的发展要保持可持续，不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团结是必要条件。
　　自然环境恶化必须治理
　　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被我们自己破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提到经济发展成就也会相当尴尬。钢铁和煤炭曾经系着我们最大的梦想和希望。我们实现了那梦想，甚至遥遥领先于世界，但华北平原上的浓重雾霾却让那巨大成就失去了光彩。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是中国人，生活里就都有光山秃岭、肮脏的河流、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污浊的空气、不安全的食品。人类正在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人自己在摧毁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此，保护自然环境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
　　然而，改善我国百姓的生活显然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电力、玻璃、煤炭、化肥、农药、石油化工产品——在目前技术条件下都是高污染行业。我们想要干净的空气，但我们也想拥有和使用家庭小汽车。我们的人民还不够富裕，对价格很敏感，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廉价就意味着最新的环保技术“太昂贵”。我国可以从更穷的邻国进口那些高污染工业的产品吗?我们有那么多高科技产品可供出口吗?发达国家全部人口加起来才10亿，而我国人口接近14亿。即便答案是肯定的，那也将污染邻国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各地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从政治取向上都是反市场、反资本主义的。
　　我们或许都同意，被破坏的环境应当得到修复。但修复被工业破坏了的环境非常昂贵。那需要我们每个生产和消费了廉价工业品的公民交更多的税，而且恢复环境的努力在本质上不是市场行为，不可能靠市场机制自动完成。那需要坚强、有效、廉洁的领导集团才可能落实修复环境的政策。
　　上述三大问题是我们这代人遗留下来的。为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建设成就，为了那巨大的财富，我们这代人建设了市场体系，或多或少支持并参与了拆掉医疗、教育、住房、收入的平等。但是我们不应给下一代人留下一个分裂的社会，被严重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特别是质量严重下滑的执政党。
　　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第四个30年之前，我想先讲个道理，或许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追求。
　　“人之道”与“天之道”：物质欲望与精神文明
　　驱动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是什么?是物欲，物欲是人的“本能”。人的本能可以分成贪婪和求知两种。人的贪婪没限度，对财富永不知足。人的求知欲没限度，知道得越多就觉得越少。人的“本能”远比兽性强烈，强烈到可以轻易摧毁人类自身——比如发明和制造了原子弹。若人类仅有物欲本能，就会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而陷入杀、偷、抢、骗，遗弃老弱病残，很快毁灭。但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人除了有“本能”还有与本能反向的“人性”。人性平衡人的本能，让人类长久生存。
　　什么是人性？为人类彻底平等的未来后世，限制乃至牺牲现世的物欲，就是人性。如果我们把人类创造的财富称为“物质文明”，人性就是道德情操，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文明”。市场经济学家经常说限制这个或那个不符合“人性”，其实他们指的是人的本能，而非人性。所以我们把自私残忍的行为称为“没人性”。
　　自文明的曙光诞生以来，本能与人性之间始终在博弈。电影“少年派漂流记”讲一个印度少年与一只老虎同船在大海上漂流，生动地描述了本能与人性的博弈。自出现财产私有制后，越来越深重的不平等一直困扰人类。物欲的本能创造了越来越富足的物质生活，也制造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分裂;而人们同时向往平等，向往社会平等团结亲如一家的未来。
　　从本能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似乎始终是（物质）需求与供给（短缺）的矛盾。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市场创造了空前庞大的财富，也创造了空前强烈的财富短缺感。因此，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根本问题是物质生产越丰裕，人们的短缺感越强烈。他的这个判断显然符合我们最近三十年的感受。
　　为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描绘了一个彻底平等、彻底自由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基于私产的家庭，没有固定分工，也没有法律和国家机器;人们以劳动为第一需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充分闲暇享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马克思不是第一个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描述过类似的“理想国”。与柏拉图同时代的中国孔子也描述过人类彻底平等的理想。《礼记·大同篇》这样记述孔夫子以“大同”著名的共产主义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认识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再说宗教。对平等的渴望是宗教得以被广泛信仰的基础。现世是不平等、苦难的，但佛耶穆三大宗教都许诺现世的苦难能换到来世平等。死后与神同在是平等，苦修成道是平等，报应轮回也是平等。共产主义者批评宗教是麻痹民众斗争精神的鸦片，认为平等不应是来世的许诺，而应是在现世对不平等进行不懈斗争而取得的社会进步。但佛耶穆三大宗教追求人性和道德情操，体现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具体的宗教不会永恒，但精神文明永恒。
　　共产党人唯物，却有精神信仰，即对人类进步、最终彻底平等的信念。到目前为止，精神文明在逻辑上最完美的表达是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共产党人的信仰代表进步和先进。从“小康”到“大同”的中国传统思想也有这样的先进性。小康是一个私有社会，但又是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平等的社会，社会至上。而且小康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还要继续进步到“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这里的“为”读二声，意思是“归属于”。“天下为公”即普天之下的人和物都不属“私”，人们相亲相爱不分彼此。这是中国古典思想的先进性。
　　建国时，共产党只有几百万人，党员是“百里挑一”。如要保持“先锋队”性质，党员数量大概不应超过2%。当中共党员不应是为了执政，不是为脱离百姓当官发财，而是为扎根普通百姓中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生活的居民社区服务。
　　中国的文化体系确实很特殊。中国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应对中国式的不平等，即从“小康”到“大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西式理论体系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中国人而言，中式的理论简单、亲民，不太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但就“以社会平等求社会团结”的社会主义目标而言，中西理论体系是相通甚至相同的。
　　“小康”是中华的古典思想，即力图在人的物欲本能和人性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不走极端。希腊、罗马是高度解放物欲的社会，而中世纪又是激进精神主义、压抑一切物欲本能的社会，被再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黑暗时代”。当今，西方的民众觉得资本主义物欲太过分，主流历史学家就开始为中世纪平反，说中世纪不是黑暗时代，民主、法治都源于中世纪。他们在极端的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之间来回摇摆，在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走极端。反观中国历史，取中庸之道，没有这么明显的文明断裂，而是绵延不绝。今天欧美的左翼平民主义、右翼平民主义、左翼精英主义、右翼精英主义打成了一锅粥，到处是“黑天鹅”，政治风向和前途越来越难预测。而今的中国成为政治取向可预见的、走得比较平稳的唯一大国。
　　2500年前的老子著述了《道德经》。他讲：“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即人的本能就是让赢家通吃。他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法自然，国家要设法让赢家补贴输家就是大自然持续之道，即天道。天道符合我们在前面反复提到的“人性”。天道不可违，违背天道人类就没法持续生存。所以，老子告诫一切治国理政的人要“损有余而奉天下”，让天下苍生太平有序。这就是小康社会比较平等、均富的道理，是动态平衡的道理。人的本能需要人性来平衡，物欲要用精神文明来平衡。
　　我将用这个“损有余而奉天下”的思想解释中国共产党第四个三十年的新任务。
　　第四个三十年：“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个30年里，我们期待“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全球化时代的“天下”不仅有我们中国，还包括整个世界、全人类。中国一直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禁运，武器禁运，而且他们拒绝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说可以不顾“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随意给中国出口产品施加惩罚性高关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所谓“国际社会”的责任，为西方国家俱乐部惹出的麻烦承担责任，却不发给我国俱乐部会员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们中国仍愿以身作则，号召全世界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做贡献，损有余而奉天下。中国带头支撑世界可持续的繁荣与和平，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呼吁建设互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道义立场和先进的世界观与美国地产商总统以邻为壑，赢家通吃的企图形成了鲜明对比，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然而，中国毕竟还不很富裕，也还是个落后国家。在72亿世界总人口中，中国占了13-14亿。所以，中国办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就会成为广大欠发达国家的典范。
　　针对我们在第二节提出的三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创人民共和国的新时代，在新的三十年里要办成三件大事，从严治党、实现共同富裕、恢复自然环境。
　　从严治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看从严治党，我们能批评这个还没解决，那个做法不令人信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严治党仅四年就取得了明显成就。总书记说“久久为功”，甚至“反F·B永远在路上”。我们党就是要成为一个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党，一个重新融入百姓生活里的党。
　　如果我们定下这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二十年后的共产党将面貌一新，会与现在很不一样。那时的舞台上是你们这代人那将是你们持续努力的结果。在市场的时代执政，拒绝财富的诱惑和权力的傲慢非常难。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持不懈地做，挖山不止，就一定能做成。
　　怎么做?除了现在对违反党纪的严厉惩罚，我们还需要一步步恢复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把支部建在每个居民区里，把居民们组织起来，互帮互助，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就像我党在电视广告上说的，“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
　　现代城市居民区里的“小事”早已不是满足人们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要求了，而是关于诸如喂养宠物、商住混合、噪音扰民、垃圾处理、违章建筑、乱停车等各种纠纷，还有送小孩上学需要合作拼车，还有老人们需要有人帮买菜做饭、陪伴说说话，以及临终需要有医院接纳，等等，等等。党组织和党员们要关心群众生活的“小事”，与自己居住的每个社区的群众同甘共苦，动员和组织居民齐心解决这些“小事”，并调动基层派出所、居委会、城管、街道等政府资源都来支持党组织解决居民们的困难。这关系着我党能否得“民心”，是党的声望和生命力的源泉。如果能做到这些，共产党就能恢复与广大百姓的血肉联系，就会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这是中华“以民为本”的悠久道统。
　　“损有余而奉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念。共产党人信奉的是共产主义，那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大量释放人类本能的市场时代，党员特别需要恢复和不断重温对未来大同社会的信仰。首先，先进的信仰是这个庞大政治组织先进性、进步性的必要。其次，信仰体现党员个人的先进性，因为信仰也是一种个人修养。共产党人的修养凝聚在毛泽东的三篇文章里，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第二篇是《纪念白求恩》，第三篇是《愚公移山》。信仰还是一种个人情怀，共产党人的情怀。党员不是教士，不是和尚尼姑，党员有私产，有配偶和孩子。但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在需要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利益的时候，共产党人应比其他人更能站出来，更肯做出牺牲。
　　共同富裕
　　市场机制是中国创造财富的工具，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共享的小康，是社会主义。以市场为工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平衡本能和人性，我们走得比较平稳，前途是光明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分配经济要素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接下来的四中全会要建设成熟的法治，为市场机制保驾护航。对此，国内外不少人认为中国没有社会主义，而是亲商、亲精英、亲市场、亲资本主义。建设市场机制并不容易，在建设市场机制的时代当然强调市场的作用。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努力已经不太为公众所知，被流行于新闻界的价值观过滤掉了。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们先看到的是地区差距迅速扩大。孔雀东南飞，西南、西北收入直线下降，问题日渐严重。但在最近十年里，我国用很大力度进行“转移支付”，用今天的价值算大概近百万亿元，占我国同期财政收入一半。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财富转移。如果你来自大西北或大西南，家乡的县城和地级市也和内地一样有了发达的基础设施。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的区域差距已经在明显缩小。那么，做这种事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市场加法治？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们还看到了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扩大到“三农”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但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推行了医疗保障全覆盖，占我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农村人也被纳入了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将近十四亿人口纳入国家医保体系是非常难的事，发达国家总共十亿人口也没能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全覆盖。尽管我国的农村医保水平还很低，但正在年年提高，报销率已达80%以上。虽然看病自付的绝对额还在提升，但那是因为控制看病成本的手段还落后。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还实施了牧民定居工程、贫困地区移民工程，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仅这三项就建造了五千万套以上的住房，让至少一亿五千万穷人住上了新房。这是半个美国人口的规模。我国用水泥和沥青“硬化”了通往几乎所有村庄的道路，而且目前还正在执行耗资巨大的、在乡村消灭绝对贫困的五年计划。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城乡差距在迅速缩小。
　　然而，我国国民收入的不平等还在迅速扩大，而且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我国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穷国，8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的人均收入差距还很大。我们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依靠开放的市场机制来积聚财富。我们靠市场机制解决“寡”的问题，靠社会主义解决“不均”的问题。这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平衡精英与平民的需求，所以我国的路走得比其他大国稳健。
　　和谐共享、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期待着，在未来三十年，你们这代人能坚持走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继续创造财富的同时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让改革开放之初我党“先富带后富”的许诺成为现实，发扬光大中华大家庭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优秀传统。
　　恢复自然环境
　　我们用三十年血汗才建成了“世界工厂”，却也成了“世界烟囱”。治理污染，关掉污染环境的工厂，恢复青山绿水蓝天，要付很高的代价。世间没有无代价的成就。我党反腐倡廉的代价也很高，但代价高我们也还是下决心要做这件事，要为以往的成就还欠账。
　　为应对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三大新问题，我们的新时期有三大新任务。第一个是“从严治党”。第二个是建设“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和谐小康社会。第三个是恢复制造业大发展时破坏了的自然环境。如果未来一代人三十来年里能完成这三大任务，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富裕、平等、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世人羡慕的先进国家。
　　看到缺点和错误是很容易的。但知识由经验和教训两方面组成，有知识的人不仅能看到缺点和错误，还能看到正确的、需要坚持做下去的事。而且，人类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希望和信念。对人类而言，信念是个好东西。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华民族不会倒在复兴的门槛边上。
　　(作者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来源：《经济导刊》4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