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提出，由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不管是“文化大革命”前还是之中的上山下乡，其本质是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产物。广大知青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开垦荒地，科学种田，大大地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文化和医疗卫生落后状况。其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之中，走上了一条为祖国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正道，是中国青年运动长河中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段。
　　中国的志士仁人经过反复的摸索，付出了沉重代价后，终于发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只有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然后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要完成这个使命只有像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号召的一样，到工农群众中去，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把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和他们变为一体，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一、上山下乡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
　　尽管很多社会现象是以政治形态出现的，但都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状况，并且随之发生变化，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如此。
　　第一，新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要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明白了，只有发展工业，国家才能强大，不受列强的欺负。然而，1949年我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开始经济建设的。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而连年战争的破坏，再加上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几乎全部黄金和外汇，造成建设资金严重缺乏，社会主义制度又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工业，只能靠当时占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70%的农业来积累资金。这是当时面临的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必须服从这个主要矛盾，所以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的配置中必然要首先考虑农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
　　第二，发展农业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劳动力。当时农村人口文盲达到90%以上，几乎无法推广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就无法发展现代化农业，也无法完成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更无法解决发展工业必需的新增工业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而要尽快提高农业粮食生产水平，只有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两个办法。这就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去发展农业。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一方面大力号召，安排城镇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开垦荒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第三，城市经济不能充分满足城市知青的就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存在着受教育的人数激增与薄弱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1949年，中学数量为4045所，在校学生1039万人，到1966年中学数量增长至55010所，在校学生12498万人，分别增长了136倍和12倍。因为经济基础薄弱，高中教育不能普及，平均只有371%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其他人需要安排工作。高中毕业生也大都不能上大学。新中国成立时，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5页)
　　几经调整，到1966年全国有高校434所，到1989年有1075所。(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8页)
　　1965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2%《大学教育科学》2009年第5期。，1970~1985年大学毛入学率停留在1%左右，1986~1991年在2%左右徘徊，1995年达到5%。(杨明：《中国教育离现代化目标有多远》，《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8期)
　　所以，高中毕业生也大多不能上大学，也需要安排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还是这样。
　　这些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能否都安排到工矿企业呢?
　　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平均每增加一个劳动力需要6250元;重工业每增加一人需要20000元。(金大陆、金光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为例，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为850亿元，重工业所占比例为511%，轻工业占44%，其中还有续建工。(程周道炯：《当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还剩下340亿。按照轻、重工业比例，重工业剩有17374亿，轻工业剩有1496亿。即便全部用来安排知青，轻、重工业总共能安排11081万人。“老三届”的一部分人被安排到了工矿企业，而“老三届”总共10016万人，不具备安排所有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工厂去的能力。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工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昂贵，农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相对低廉，又有土地作为劳动对象，知识青年到缺少先进文化知识的农村去，很快能形成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所以毛主席1955年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刘少奇1957年说：“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
　　1963年，周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并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964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在1963年12月4日接见参加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上的代表时说：
　　知青下乡有三个必要性，一是建设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没有有知识的农民是困难的，需要知识青年去当农民;二是城市青年下乡，可以团结农村青年，稳定农村青年，改变他们不重视农业劳动的精神面貌;三是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消灭流氓、阿飞产生的根源，消灭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还指出，改造农村生产落后面貌主要靠青年，靠我们加强领导，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一代。(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时，城镇动员了23686万人知青下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1975年10月20日，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代表联名写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邓小平在信上批示：
　　“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由此可以看出，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是党和国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具备可行性的情况下，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前就已经制定，“文革”中继续执行的一项政策，并非“文革”的产物。只是因为1966、1967年应该安排的没有施行，集中在1968、1969年。从每年安排1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考察，第三个五年计划应该安排近600万知青，实际情况是安排了5734.(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完全在计划之内。
　　到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固定资产投入1400多亿时(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为了满足工业战线对有文化劳动者的需要，知青从农村一批批有计划地被抽调出来，笔者所在的大队到1975年底知青就全部回城了。到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时，固定资产投入2200多亿(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1979年回城的知青达到149046万人，(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页)占到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人的839%。(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页)1980年，中央书记处原则批准了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
　　《意见》明确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可以不下。”(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
　　由此宣告了上山下乡即将停止。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加速，城市有了更多就业岗位。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固定资产投入3300多亿元(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各地基本立足于城市消化中学毕业生。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插队知青只剩96万人，占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人的54%。(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根据世界人均需要热量和粮食转换成肉、蛋类的指标，当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时才能觉得吃饱——达到温饱。(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人”》，海南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88页)只有超过温饱线后工业才能大发展。我国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后，全党抓农业，知青到农村去推动了粮食生产，产量不断提高。
　　1949年人均粮食209公斤，1968年275公斤，1970年289公斤，1975年306公斤，1979年340公斤，1983年突破温饱线360公斤。(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年度数据/1996/2009/人口、主要农产品产量)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投入850亿元与第六个五年计划投入3300亿元和人均占有粮食(1979年340公斤/人，接近360公斤/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知青大规模的返城，完全是我国人均占有粮食能够基本满足工业快速发展、生产要素中劳动力配置的主要方向改变的必然结果，也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社会上所说的，是知青“闹”出来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去做建设强大工业国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解决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吃饭问题。正是广大知青和农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使我国每年的人均粮食数量，在1979年达到340公斤，1983年突破了世界公认的360公斤的温饱线，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知青架起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桥梁，把科学和文化、城市文明带到广大农村和边疆去。大批知青担任了农业技术员、教师和赤脚医生，不少知青还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了农村的中小学教育，提高了农村的卫生健康水平，缩小了“三大差别”，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尽管是以号召、动员等政治形态出现，而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
　　二、上山下乡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西方国家看到用武力已经无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对中国的第三、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使中国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沦为他们附庸的设想。
　　1959年，毛主席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指出：
　　“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4页)
　　“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能否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始终保持下去，对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挑战。出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的青年一代身上。
　　另一方面，生长在新中国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由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制定的“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他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
　　从毛主席关于“再教育”的指示将大学毕业生也列入其中可以看出，上山下乡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因为当时的大学生不存在就业问题。
　　“存在决定意识”，社会主义觉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的实践中来。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造成了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争”最突出。青年人到农村去，经受大风大浪，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贫穷，感受到青年一代的责任，了解工农大众的利益诉求，转变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成为一体，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也不能脱离那一代人的整体环境和认知。
　　甚至蒋介石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金大陆、金光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663页)
　　他还说：“凡是能够到乡下去服务的人，一定是有志气的青年，凡是能够牺牲个人安乐而去助人的人，必定是最有血心的第一等人格。”(师永刚：《蒋介石自述》，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阎锡山的父亲曾经对阎锡山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到煤窑背煤)，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作家文摘》2011年10月21日)
　　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出发，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一贯提倡青年人到实践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周恩来总理1963年6月在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上说：“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侯隽：《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传统的所有制决裂后，必然要与传统的观念进行决裂。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是“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这种传统观念不摒弃，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存在思想基础，就可能变为现实;而使千百万知识青年，永远牢记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农民群众，是关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能不说是“大事”。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革命的基础在农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了解了农村、农民，才能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举措。
　　三、正确客观地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正是由于上山下乡对于发展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项必然和必要的措施，因此客观地评价上山下乡尤显其必要性。
　　历史事实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由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其本质仍然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青年运动长河中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段。它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82年结束，是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产不断提高而变化的。只是在整个过程中经历了“文革”，受到了干扰。即便不搞“文革”，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上山下乡也是要进行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也不是“失败”，也没有“终结”，而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不再需要大批知青上山下乡，城镇则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甚至需要农民进城来填补劳动就业岗位时结束的。由于中国现在还存在“三农”问题，所以有了新形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生村官。
　　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有几千万知青到农村和边疆，不论是去兵团还是去插队的知青，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开垦荒地，科学种田，大大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文化落后和医疗卫生的状况。
　　1、在农业生产方面
　　由于大批知青的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耕地总面积增长425%;粮豆总产量增长513%;大牲畜存栏增长313%;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增长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仓”。北安管理局龙门农场党建网。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第一年就生产粮食200万公斤，6年中，农业团生产粮食16787万公斤，上缴国家肉类706万公斤。(《北方新报》2010年9月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把那里建设成了粮棉生产基地。更有云南兵团的知青和当地农工通过科研，打破了橡胶只能种植在北纬17度线以南的世界共识，将橡胶种到了北纬229度，扩大了我国橡胶种植面积茂名新闻网。，开垦种植橡胶25万亩，使云南省橡胶总面积达68万亩，生产胶片17万吨，比组建前增加58%，(《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页)改变了橡胶这种战略物资依靠进口的状况。
　　在知青柴春泽的推动下，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从1975年试种50亩水稻开始，扩种水稻1700亩，1977年发展到7000亩，现在达到了20000亩，年产水稻1000万公斤。后来又带动全旗开发了20万亩水稻，亩产也由过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
　　山东省垦利县黄河农场的知青，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硬是把海边几千亩盐碱地改造成出产大米的稻田，使这片黄河三角洲成为整齐的条田，成为林网密布、沟渠纵横、粮棉丰收、六畜兴旺的粮棉基地。(山东档案局：《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辽宁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一个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会战，实现了盘锦地区的旱田改水田，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的稳产、高产，才有了今天闻名全国的“盘锦大米”。直至现在，辽宁盘锦县、市领导还对知青们讲，现在盘锦的水利工程还得益于盘锦十万知青的艰苦奋战，没有你们的巨大贡献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新盘锦。(《知青风采报》2011年11月25日)
　　1968~1971年，延安地区27000多名知青中有1/3参加了农村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革新工作，那时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使粮食增产。(《人民日报》1972年1月24日)
　　广东省扶绥县有37%的知青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内蒙古黄河湾的某军队农场，知青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马铃薯有性杂交试验，解决了马铃薯退化问题。江苏宝应县11个生产队，队队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由下乡知青组成的小组负责制造5406和920生物激素、4115农药、糖化饮料;引进、培育良种;推广双季稻;进行病虫测报、天气预报等，收到良好效果，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广东四会县大旺农场的知青小组种了4亩甘蔗科学实验田，创造了平均亩产13450斤的记录。(《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在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
　　正是由于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由于一些知青担任了农村的扫盲教员，很多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及了农村教育，为后来农村以及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教育没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即便有少数人受到高等教育，也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再好的科学技术最终也要靠广大有知识的劳动人民去实现，才能形成生产力。上山下乡不是使中国的教育、文化出现了断层，而是促进了全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
　　也正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农村医疗状况得到改观。
　　1974年5月，在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兴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知青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贡献，为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是无法用几百亿金钱来衡量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切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3、知青在上山下乡中与工农相结合做出的成绩，群众和基层政府有目共睹
　　大量接收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陕西、黑龙江、云南、内蒙、新疆、各生产建设兵团等地区的政府和当地人民都对知青上山下乡给予了高度评价。
　　东风农场的老职工、工会主席刁光明2009年在上海“情系勐龙相聚世博”座谈会上深情地说：
　　“没有知青就没有东风农场，没有东风农场就没有橡胶产业。你们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一代，你们把青春留给了农场，你们为东风农场做出了贡献，为我们老工人做出了榜样，我们老工人经常以你们知青的榜样来教育我们的后代。”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林管局局长宋希斌对知青说：
　　“你们为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共和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荣史册，永远铭记在大兴安岭人民的心中。”
　　内蒙古阿荣旗政协在文史资料《知青记忆》的前言中说：
　　“从1962年到7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曾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再教育，演绎了一场空前的、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运动……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这场运动对阿荣旗的影响是积极的深刻的，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城镇知识青年的到来，对阿荣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层次的提高、生活习惯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不会忘记他们，黑土地不会忘记他们，阿荣旗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中共扎兰屯市委和政府2008年7月在《致曾在原布特哈旗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慰问信》中说：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扎兰屯开发建设时期，是你们在这块热土上奉献青春、抛洒汗水，为扎兰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你们为当年闭塞落后的北疆带来了城市文明，将荒蛮的土地注入了活力和生机;是你们以青春的激情和不屈的毅力，为扎兰屯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综述”中写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跨省青年来到边远落后的云南边疆，无论是自愿走入这个行列，还是被卷进这场洪流之中，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能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农村建设事业和边疆建设事业。云南的山山水水到处留有知识青年的青春足迹，他们洒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整个知青群体都曾在特定的年代，做出过贡献。
　　1、传播先进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段时间，云南边疆充满了知识的活力和科学的生气。
　　2、知青下乡成为传播文化知识的纽带，加强了动员城市与下乡农村的联系，搭建起文化知识在边疆农村传播的桥梁。
　　3、举办“广阔天地的新大学”，把函授教育办到云南边疆。
　　4、为云南民族地区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资和技术支持。
　　5、披荆斩棘，变荒野为胶林,为祖国橡胶事业做出贡献。
　　(《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6页。)
　　云南傣族村寨的妇女主任对前去采访的人说：
　　“我们傣家就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一个是知识青年，把城市文明、新观念带给了我们。如果知青再晚走几年，我们傣家会发展得更好。”
　　为了让历史铭记知青的贡献，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在市、县、乡乃至村都建起了以知青为主题的广场、雕塑、纪念碑(墙、石)、纪念林、博物馆、桥梁。目前不完全统计有142个。这就是人民的态度!人民的评价!人民的结论!
　　知青修的电站现在还在发电，知青修的水库现在还在蓄水，知青修的干渠现在还在灌溉，知青修的道路现在还在通车，知青开垦的荒地现在成了粮仓，知青种植的橡胶树现在还在出胶，知青抢救的病人现在还在健康地生活，知青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知青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走上生产、科研的一线，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知青英烈现在还在受到人民的祭奠，知青的事迹现在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
　　知青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精华，在经历过几番风雨洗礼、烈火锤炼之后，已经作为对社会文明和国家发展的贡献，深深镌刻在人民的心里，并且深刻影响着新时期的历史创造活动，因此我们应该有自信，有信心，敢于并且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评价上山下乡，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都一直关心、支持、鼓励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其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说：
　　“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79年，胡耀邦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说：
　　“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干下去，这方面的话说得太少……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得不够。”(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山下乡知青(包括回乡知青)有3000多万，涉及上千万的家庭和上亿人口，不可能一点都不出现问题。尤其是1968年以后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人数过多，时间上过于集中，加上实践中缺乏经验，干部水平参差不齐，各地自然环境不同，确实存在问题。我们不否认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问题，而且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就高度重视，并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不应以偏概全，更不应该用工作中方法的某些失当来否定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方向的正确。
　　四、仍在征程的知青
　　苏联解体后，资产阶级的学者立即认为“社会主义终结了”，有的所谓“知青学者”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也迫不及待地宣布“知青梦”终结了，“上山下乡”失败了。然而大批知青至今仍然在关心、帮助第二故乡的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大连知青孙奎连，是村里第一个入党的知青，现在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曾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种植和食用菌四个专业合作社，自己投入300多万元，一分工资也不拿，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人均1万元的收入。
　　曾下乡北大荒农场的上海知青宋新华，退休后带着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帮助农场进行土壤修复，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生产安全生态的优质大米。60多岁的宋新华亲自在水田里为农民示范，从2007年的小范围实验，到2008年扩大到1500亩水稻、4000亩大豆，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经过四年多试验和推广，2012年黑龙江农垦总局856农场有几万亩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农业技术。
　　原插队山西山区的北京女知青程炜，清华大学毕业，三次到农村插队。1997年自带资金20万元，放弃北京的舒适工作，离职舍家，到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山西省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进行开发式扶贫，经过17年不懈坚持，先后投入了100多万元，建学校，修路，取得了不小成绩。
　　当年，作为带队教师带领知青插队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农村的天津农学院副院长郝广杰，70岁时，把自己的户口从天津转回毛家山，在那里重新修路架桥，开发毛家山，现在毛家山农村成为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典型。
　　原插队黑龙江逊克县山河村的北京女知青贾爱春，退休后2011年带着自己卖掉继承的遗产获得的几十万元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辞掉了月薪一万多元的工作）结伴回到第二故乡，重新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分别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合作社董事长（社长）。在2012年遭受旱灾情况下，仍取得了粮食丰收。入社农民的收入比去年有明显增加。2015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四千元，提高到14万多元，翻了两番。
　　上海知青杨晓沪患有严重胆囊、肾脏病，被医生严令提前病休，宣判生命期不过五年。他回插队的农村养病时，应农民们强烈要求重新组织合作社，抱病挑头，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办起了合作社。经过两年奋斗，2014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千多元，提高到13万多元，杨晓沪自己却倒在了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岗位上，顽强拼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天津知青张承永，2002年只身一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山沟——天津市蓟县下营镇大平安村，出任大平安村总策划，13年来，他对村民和农村发展的资助达到10万元。在他的推动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山村成了“文明生态示范村”、“农村旅游专业村”、“民俗文化特色村”。现在这个仅有90户人家309口人的“百米小村”，2014年春秋两季仅旅游一项收入就达500多万元。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曾经的农村生活使他们与农民群众结下了血肉关系，他们深深地懂得“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实现远大理想，只有脚踏实地从现在开始去做。
　　五、结束语
　　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犹如大风大浪冲击着上山下乡的知青，使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转变了世界观，认识到自己肩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对个人来说，确实牺牲了不少。但纵观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随着牺牲，这是不争的事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之中，走上了一条为祖国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正道。因此，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被艰苦生活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民做出的牺牲。他们没有用青春时光来刻意谋取个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他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他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虽然平凡而且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都将肃然起敬。人类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理想，世界就会毁灭。
　　知识青年的人生价值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中才能体现，革命事业接班人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才能培养！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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