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看陈国恩教授“挺方方”计穷

　　陈国恩教授写了篇文章力挺方方主席的《ruanmai》，虽然陈教授所示范的读书方法完全不靠谱，辩论时也未能抓住对手的真实观点，但他的政-治-敏-锐-性还是很赞的，他发现了一个知识精英与草民沟通问题上的根本性困境——洗-脑-洗不动，后果很严重。为此，陈教授建议要以各种权力管制去补上主流知识精英对草民“洗-脑-洗不动”的巨大欠缺。
　　为了帮助网友理解陈教授这种主张的根源，本文也初步分析一下，在意识形态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暴发户世代”的形成过程，及其进行意识形态生产的工艺特点，方方主席及其同学童志刚和陈国恩教授都从属于这个世代，也共享了一些规则性的意识形态生产特征。

　　一、教授原来不读书
　　读了陈国恩教授的评论文章，只能感叹，到了教授实在是太好混，基本上可以不读书了。同样是讨论《ruanmai》，郭松民是认真读过原著的，说方方通过“造假账”去“算旧账”的张永峰也是读过原著的，他们的评论和发言，都基于《ruanmai》的全书情节设计和故事展开，以及由书中人遭际而把握到的褒贬和善恶。仔细阅读全书之后才能够获得全面的把握，这个方式方法是所有草民都使用的方法，哪怕读《ruanmai》读得感觉不适都要呕吐了，他们都坚持读完才之后发言的，以期对这本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避免以偏概全。
　　一位985高校的博导教授陈国恩，引用一下书中人物刘晋源的几句言论，就可以对全书的倾向下判断了，还能够以此对照其他人发现的无效和不对，只有自己最正确。草民最服膺教授们的权威性了，因此这次才从陈教授那里获得点颠覆性的收获，原以为读小说就是要读全本，通过书中主角和故事的演绎过程，据以沟通读者和作者的审美情感，最后才能够看出全书的褒贬善恶。陈教授示范和推荐的则不是那样子滴：可以直接就书中某个人物的个别言论概括出全书倾向。不过教授毕竟是权威，不能够轻易不相信，这样一来，草民有个小小的疑问：要是跟陈教授一样引用作出软-埋-决策的老地主的言论，或者书中戏份最多的丁子桃所揭示的看法，是不是也同样起到你所说的那个引用和证明效果呢？为什么你陈教授就能够慧眼一扫，不用看全书，就能够找出那个最代表全书立场的几句话呢?

　　老田说“教授原来不读书”，不完全是说教授很懒很烂，而是说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不需要读书，也能够比你得出更加权威靠谱的结论来。最让草民羡慕的，就是陈教授这种权威，既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搜集靠谱的信息，也不需要学习新知，还无需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就就能够得出最最权威的结论，还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结论。陈教授叫我们充分地领略到了什么叫做学术权威，权威就是不需要搜集靠谱信息，能够就任何一个片段就能够得出比你更权威结论的高人和高高人。陈教授好像天生就是脑袋灵，外加目光锐利，哪怕是向一个磨盘石扫一眼，也能够比草民看得更加的深刻。陈教授不需要读完全书，就能够找出最合适论定全书的人物和言论，还能够就此盖棺定论，颠覆一切其他人的看法，这中间的奥妙普通草民估计是学不会了。
　　陈国恩教授说郭松民的文评是本质论则是纯粹的瞎说，权威的说法肯定还是能够找到现实的针对性的，这个国度里还真有不少本质论者，下面这个著名公知就是典型的本质论者，这种人存在就是陈教授权威性的体现——说明陈教授任何一个信口开河都不是百分之百的瞎说。兹向陈教授举报一下，要是陈教授下次见到他可以敲他的脑壳。

　　仅仅是眼光独到那还不是陈教授高明的极限，陈教授还能够摆出一副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然后，陈教授似乎就占据了道义地位，轻而易举就超越了左右对恃。更为难得的是，陈教授还会说乖话，去肯定“中国革命是在排除了左右干扰的艰难历程中取得成功的”，进而说文革式文艺模式“要求文艺作品按其认可的理论模式直接表现革命轻而易举地走向胜利”，提醒一下，陈教授你说谎超越底线了——说谎的底线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别人都知道真相你就不难瞎说的呀，文革期间的代表性文艺作品在全国民众中间熟悉度很高，例如《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中间的重要角色如小常宝和雷刚，都不是一贯正确的超人还都是从错误中学习的呀，你公然这样编谎言瞎说，这个到底是要说谎还是廉价“卖脸皮”？
　　公正地说，说谎或者卖脸皮不是陈教授的追求，而是要借此捏造一个二元对比：方方主席的《ruanmai》是承认革命的艰难和错误的合乎革命的实际，而批评者则是文革文艺继承人“只承认一个阶级只能够有一个典型”的简化论者还是背离现实的。就这样，陈教授试图告诉人们方主席的小说不过是针对了革命的错误而已，但这个方方主席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方方主席明确说她写这本小说是要为受到土改影响的“何止千千万万人”——地主申冤出气的。方方主席从不是为中国革命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更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真实的丰富内涵，陈教授你闪展腾挪制造的各种说法，都被方主席预先打脸了，顺便说一下，下次陈教授说谎之前还是参考一下方方主席发布的权威资料、打一个说谎草稿比较稳妥。
　　二、教授与草民在公共性问题上的尖锐对立
　　为什么草民那样鄙视和蔑视文坛精英们呢?陈国恩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缺乏了解，我打算向教授级权威陈国恩教授告个密：草民始终对精英们怀有红眼病，认为很多精英们手握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只服务于自己的小圈子，这是零公共性的体现。草民们多主张各种权力天生就具备公共性特点，需要关注和服务于公共性要求，教授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完全是见不得精英们过得好，正是从这个红眼病出发，草民往往怀有民粹理性——要求一切学术或者文学都需要关注其社会功能和内涵，假如某个作品或者学术研究宣讲“零公共性”，这肯定就要受到草民的反对和批评了。草民红眼病的主要症候是：手握强大的政-治-权-力和话语权都算是“公-器”，不能够私用，如果这样那就是腐朽堕落，就是追求零公共性，就需要对其开展公共性追问。换言之，公共性要求就是草民们的红眼病所在——见不得精英们的先富先贵或者独富独贵。

　　在这个公共性的谱系中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具有最高的合法性，因为两者都否定了先富先贵和独富独贵，而资本家阶级则比封建主阶级的公共性水平要高一些，方主席为地主阶级哭坟是为过时的极低公共性招魂。
　　很多草民对中国革命有好感，起而维护其合法性的原因就在于：革命意味着可以组织起来埋葬公共性无限接近于零的旧统治阶级及其狭隘利益，建设一支服务于公共性要求的新权力，为所有人寻求出路，换言之，革命是通过颠-覆-旧-统-治-阶-级-的零公共性而提升权力等关键领域的公共性水平，从而有利于草民的大多数。
　　在很多草民眼里，一些知识精英以绝对的创作自由或者学术自由为借口，真实目的是追求“零公共性”的借口，这当即就被看做是中国统治阶级成员群体中间最为腐朽堕落的一部分。其次是资本尤其是其中的投机资本，也很接近于零公共性水平，反倒是很多工业资本因为受制于消费者的选择，所以还需要关注公司和产品的形象，最低限度还要做做公共关系工作，因此，反而是公共性不为零。而政治场域的权力资本运作中间，至少在表面上需要完全保持着那种高水平公共性外观，不然的话就没有政权合法性了。所以，在草民那里，一些知识精英完全是零公共性的代表，所以最讨厌他们，其次是讨厌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例如任志强等，再次是讨厌官员的贪赃枉法，这个讨厌顺序，是按照草民印象中的公共性含量来排列的，老实说，很多草民讨厌方方一流人物远超贪官，电视剧中间的祁同伟都还有草民同情他。
　　有了关于公共性的初步理解，就可以剖析陈教授对郭松民的错误解读在哪里了。陈教授特别痛恨郭松民对江青在文艺方面成绩的某些肯定，这个不奇怪，一大批今天的奢遮教授都是依靠深揭狠批四人帮而上位而评上教授博导什么的，要是江青还有可取之处，那教授们不就不那么纯洁干净了。这个地方也要向陈国恩教授举报一下，通过研究样板戏来曲折地肯定江青和文革文艺的人，学界着实不少，随便一搜就找到数百篇之多的论文，还都是发布在学术刊物上的，其中相当部分对样板戏是做了这种或者那种肯定的。陈教授可能多年来不读书不看报，放任这些个牛鬼蛇神出笼还大成气候。据老田看，陈教授要是去跟那些人辩论估计不出三回合就要败下阵来，恐怕陈教授只能够组织一个斧头帮去砍他们了，这大概是陈教授唯一能够对付那些人的取胜方法。

　　至于说到郭松民这个人，据老田所知，他比那些研究样板戏的人还要坏，他基本上认为今天文坛的腐朽性和堕落性已经到了历史最高，不仅在公共性方面远低于文革时期，而且艺术性方面不仅远远达不到及格线，他甚至认定很多主流的文艺生产者往往不自觉地与消费者的审美意识相对立，充满了愚蠢的偏执性和低级趣味。所以，陈教授批评郭松民没有抓住要害，下次陈教授专门考证一下今天文坛的公共性水平和艺术性水平，是如何远超文革时期和毛时代(顺便说一下论证艺术性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艺术西化程度高作为依据，那样就落入郭松民的套中了)，那才算是彻底可以驳倒他，才可以让他乖乖地闭上嘴巴。
　　草民老是想要追问文坛的公共性水平，这个实在是坏透了。郭松民如果是一个人这么想这么说，那就算了，问题在于，已经相当多的草民都认为文革后精英们已经彻底堕落，公共性水平极度倒退的原因在于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相互结合。对于文革后的权力公共性衰退大潮，很多人还对照着《十六条》中间“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联手实现公共性倒退的预言，拿这个来对照理解现实，这个实在是太糟糕了。相当多的草民认为贪官嚣张的原因，在于知识精英不懈的“零公共性”宣传——这解除了一切权力都需要服务于公共性要求的草民信条，结果使得贪官无所顾忌，所以，相当部分草民对学术上的“公器私用”极度讨厌，甚至胜过了讨厌贪官。
　　更为严重的是，在很多人头脑里文革时各种权力服务的公共性水平远高于今天，哪怕是持文革和造反派立场的人，也依然肯定那些镇-压-造-反-派的坏-官和瘟-官的公共性水平高于今天，而且还认为是文革当年镇-压-群众的坏-官群落在改开搞年代进一步变坏之后，才导致公共性退化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这才是最值得忧虑的判断。很多草民认为毛时代或者文革时代掌权的坏人，也好于今天的那些权势人物，或者说文革时那些官也很坏但没有坏到后来他们那个坏程度，这才是最值得忧虑的问题。甚至还有些人把这个看法应用到四人帮身上去了，这就更值得陈教授去忧虑了，好几年前还有人做了一首“而今愧对四人帮”的诗在网络上到处流传。
　　三、占主导地位的“暴发户世代”及其意识形态生产特点
　　在研究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生成过程时，“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逻辑层面的自洽性，因为任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都无法无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常识结构、直接取而代之，都无法凭空捏造出一套全新的理念加以推广、使人们信服。”(张跃然、骆斯航：《逝世八十年之后的今天，葛兰西的思想为何仍然重要?》，原载于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 栏目)
　　也就是说，过度否定民众常识的意识形态生产，是很难被民众接受的，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生产方法。中国今天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除了有着与民众经验和常识直接对立的特点之外，还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起主导作用的“暴发户世代”自身的政治不认同状况紧密相关。改开后早期几届大学毕业生现在居于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霸主地位上，这群人所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残缺性很大，但毕业后很短时间内就成了学界的霸主。此后，资源垄断和分配、话语权把持和维护，就成了这群人的主要努力方向，投入学术研究的兴趣和精力都严重不足了。由于这群人在短短几年内，就获得了正常情况下往往需要一二十年努力才能获得的学术地位，这群人中间形成较为明晰的意识只有一点：毛邓时代两重天。在毛时代他们努力多而收益小，邓时代他们短短几年就爬上了统治阶级上层的高位，这样的对照而支撑的对毛时代的绝对政治不认同，就成为他们臧否历史和现实的主要依据。对前三十年的过度否定和抹黑，就与这样一个快速成功的世代相联系在一起。这个在目前中国意识形态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世代，老田命名为“暴发户世代”，他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对三十年采取一种绝对不认同的态度，过度抹黑前三十年为此需要还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对待历史事实和逻辑要求，则是其写文章的主要特点。有人评论说，中国的知识精英抹黑毛时代的历史，业已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

　　暴发户世代的论文写作技艺，很接近于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所说的“不认同巫术”，诉诸各种方式甚至包括情感的方式，来捏造出一个不认同的结论来，许多暴发户世代有关党史国史的论文就是这么写成的，在这样的文章写作中间，就谈不到靠谱的证据和论证过程了。在1990年代末期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之后，这种早期的不认同巫术写作，逐步地收敛为“公知体”——以民主自由这样的“绝对真理”否定一切历史事实和制度实践的合理性，这种公知体写作中间，基本上不需要靠谱的证据和严格的推理过程就能够直接地得出结论。由此可以提炼出暴发户世代的意识形态生产的工艺特点：能够就强烈的不认同本身直通结论，而或多或少地省略掉了搜集和甄别事实并进行严格推理的过程。不认同巫术和公知体就是暴发户世代的意识形态生产工艺的两个典型特点，陈国恩教授和童志刚的反批评文章，在材料处理的随意性和对逻辑要求的轻忽态度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浓缩了公知体的工艺特征。
　　不认同巫术和后来的公知体，及其对前三十年的过度抹黑，相当于把意识形态生产建立在与经验事实完全对立的基础之上，结果，导致意识形态生产与草根民众的经验记忆出现严重对立，导致教授们的意识形态产品就此无法深入民心民意，出现意识形态生产仅仅停留在学术圈的“空转”现象——意识形态无法履行在草民那里制造同意的社会职能，而仅仅与教授们的职业利益有关。而且，由于暴发户世代论文的工艺特征方面的内在缺陷——忽视事实甄别和逻辑严密性，往往也说服不了严肃的读者，因此就缺乏对公众的良性影响力。
　　由于这种“空转”的意识形态生产仅仅关联着职业利益升降的事实，又在实际上助长了学界的小圈子现象——对小圈子内部人是无条件支持，对圈外人进行无条件反对，这种普遍化的党同伐异现象，则是一种追求宗派和小圈子职业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化”过程。我们从方主席的小说《ruanmai》获奖及其反批评人士的发言方式，可以清晰地领略到小圈子是如何进行无原则地运作的。也就是说，只要是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空转”现象不消除，那么，小圈子和无原则就成为精英们的第一行事规则。
　　圈子和利益成为意识形态从业人员的第一行事规则，以及公知体的流行，助长了一种机会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采取彻底的机会主义态度来对待材料和事实。陈国恩教授就是这样处理材料和事实的，任何一个人的讲话都会被他们恣意曲解、为我所用。
　　“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但在实际的理解中，存在左右两种的不正确认识。右的是要否定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主张走西方式的宪政民主道路。而‘左’的，……想用‘文革’方式来解决当前社会的矛盾，”
　　在这一段中间，陈教授表现出强烈的“头脑短路症”症候：一个人的任何看法或者对事物的臧否，就陈教授那里就只能够被解读为你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某种制度实践主张，这相当于你任何一句话都能够被陈教授用“头脑短路法”甄别出你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了，也就是说，只要是陈教授一讨论跟你的歧见，潜意识里陈教授就已经在那里召唤警察出面了。不得不说，作为改开后第二届大学毕业生，陈教授的推理能力和材料解读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这业已成为很多暴发户世代意识形态生产者的共同特征(当然，还是有少数例外的，老田就认识几个认真对待学术的)。

　　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空转”现象，占据统治地位的小圈子规则，往往还与改开初期几届大学毕业生进入学界形成的“暴发户世代”的超额话语权有着密切联系。老田在分析邓相超以造谣传谣的“卖立场”方式垄断话语权时，指出过恢复高考之后最初几届大学生在意识形态生产领域占据了过高的话语权份额和资源，却未能够生产出合意的意识形态产品满足社会需要——这群人汲取资源过多同时生产贡献极小，从根本上损害了意识形态在草民那里制造同意的能力。偶然发现，在《ruanmai》的反批评中间跳出来的几位高人都从属于这个“暴发户世代”，陈国恩、童志刚还包括方主席自己都是1978年进入大学，都是这个暴发户世代中人，并具有暴发户世代的典型特征。意识形态场域的暴发户世代，汲取了过多的资源和话语权，却对于意识形态的合意生产的贡献甚微，由此带来了意识形态的重大欠缺，而在说服力方面的绝对欠缺又激发了一种强烈的机会主义策略选择：这群人动不动就扯大旗作虎皮，想要援引政治力量来介入舆论场域的争端，确保自己胜出。
　　换言之，暴发户世代坚持一种零公共性的追求，并把这个应用到一切方面，也为此拒绝反思改革的公共性含量变化，这就是童志刚和陈教授很难与草民进行有效对话的原因。陈教授这种状况不是个别人的坏表现，而是具有普遍性，一位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的年青教师，体会到自己一些教授同事的一般倾向是“支持暴发户”。在教授群体中间，支持各种毫无底线的改革成为一种常态，这就妨碍了他们承担自己理应担当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也缺乏理性地反思改革并引导民众理性思考和支持正确的解决问题政策。
　　陈教授说“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比如反腐、共同富裕等，要求按照十八大强调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用改革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否定改革开放。”教授们喜欢扯上邓小平的大旗，但至今没有人证明过邓小平是否持有他们那种支持暴发户的观点。当然，这个说法显得面面光，既承认了改革的不足，又公正地提出了解决方案，草民下去等着就行了，不过有一个教授级公知萧功秦极度鄙视这个说法，取笑这个说法是“用火上加油的方法来灭火”。
　　更为可耻的是，邓小平并没有主张公共性为零，作为参加过革命且跟着走完长征的人士，邓小平设计的改革还是有底线的，陈教授最好不要扯邓小平的大旗为无底线的“所谓改革”辩护：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如果依据邓小平的改开底线和党中央的明示政策，以多数人的长期贫困为代价支持少数人的富裕，是不能够接受的颠-覆-性-错误，但这个却得到很多暴发户世代教授们支持。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与这一帮子暴发户世代的教授，还是有着严重不同政见的，他认为这个中间蕴含着“闹革命”的巨大政治风险，而暴发户世代的教授们似乎格外勇敢不怕洪水滔天。培植大量暴发户去垄断学界文坛，虽然有助于实现非毛化，但意识形态生产的消极后果是渗透一切的，邓小平似乎对此一政策有所后悔，1989年他曾经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败在教育”。
　　四、洗-脑-洗不动，后果很严重
　　应该说，学术和文坛的生产数量，比起文革时期是急剧膨胀了数十百倍，但是对草民的洗脑效果却下降了不只千百倍，结果，一边是精英们过度生产，一边是草民的低消费或者拒绝消费。关键原因恐怕是知识精英对于草民所思所想过于隔膜的缘故，结果是不能够针对性地打压草民的很多危险想法，导致很多危险想法像野草一般蔓延疯长。这种状况，迫使陈教授不得不转型为政策解说员，试图以此结合政策和政府权力来解决草民的危险思想。

　　说服不了就期待压服，压服就需要援引政治力量的介入了。陈教授和方主席都很熟谙“乌龟大法”，遇到自己辩论不过的对手，就把乌龟头一缩，在乌龟壳上写上“谁批评我就是反-对-改-革”“谁批评我就是复-辟-文-革”，然后，就义正词严地向警察局提出抓人要求，或者更为艺术一点说政府要承担起打压极-左的责任。因为自己完不成意识形态的忽悠功能，教授们往往不加反思地具有“向警察卸责”的冲动。这一次又是如此，陈教授扣完帽子就巴望着警察来把对手抓起来，难道警察干活不会累吗?
　　陈教授和方主席一样机智，老是有一种通过“扣帽子”去解决辩论对手的冲动，这意味着他们至今拒绝履行自身作为意识形态生产者的社会职责，也拒绝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琢磨让草民信服的方法，总是简单地扣一个“否定改革开放”的帽子，想要向警察局移交打垮对手的责任。长期的意识形态生产严重落后，导致草民头脑中的同意水平过低，结果导致暴力和强制手段的过度运用。
　　据老田所知，2004年就提出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想法，这个意见说白了就是要教授和作家们提高意识形态生产力，但是至今无甚大的改观，政府为此投入经费不少，估计又被暴发户世代拦截下来，分了花了，意识形态建设效果依然不行。至今为止，只要是遭遇到说服不了的对手，大多数教授的本能表现得就跟陈国恩教授一样，把对手扣上帽子想要丢给警察叔叔去处理。
　　葛兰西关于强制与同意之间的关系剖析，至今依然深刻：
　　“葛兰西敏锐地认识到，一个只靠强迫和压制来维持统治的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牢固的。”
　　“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政体，都很难仅仅将‘强迫’作为统治的基础，因此大多需要一个公民社会作为表达、传播、再生产‘同意’的场域。”
　　“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正是因为它通过常识化，把很多未必经得住仔细推敲的问题，转移到了根本无需推敲、全靠‘理所当然’的常识领域。”(出处同上)

　　今天，强制服从的成本已经过高，有点不堪重负的感觉了，现在迫切需要同意的建设。2004年就说要教授和作家们努力点，好好地提升制造同意的水平，但是教授们至今依然没有多少进步。可是从《ruanmai》获奖以及反批评意见中间，我们看到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作为暴发户世代的意识形态生产在陈教授和方方主席等人从门户私计出发，依然拒绝承担起他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还“看戏不嫌事大”，一次又一次“扣帽子”，无穷无尽地向警察局提出新的抓人和其他管制需求。
　　唉，教授无能，累-死-警-察。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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