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百家，更尊孙子

　　——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让当代如此混乱不堪的世界走向清明，让地球获得安宁和欢乐，需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同时需要东西方文化互补，而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正确的态度。
　　一、孙子思想，兼容百家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真实含义就是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深刻和广博是两个不同方向，需要深入分析讨论才能理解。
　　中华文明经历过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实实在在地“百家争鸣”时代。尔后汉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看是一统，其实质不过是各种不同观点都打同一旗号“儒”而已。因此，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首要的是如何对待诸子百家?是融合百家，还是独尊一家，采取文化霸权主义?
　　只要站在中华传统文化立场上，就必须承认需要兼容百家。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正是如此。他所采取的办法是：看各家各派都有什么长处，拿来为我所用，自己组织一套理论系统。他这样的兼容百家，就不是简单地把各家各派的观点罗列在一起;更不是杂乱无章地组合;而是通过自己深入研究，经过深加工、精处理，取精华去糟粕，让别人的观点成为自己理论的组成部分。甚至天衣无缝，混然天成。这是主张“更尊孙子”的第一个理由——他是兼容百家的模范。
　　历来的研究者，往往只把《孙子兵法》当成兵法来对待，没有看成是精确的政治理论、治理国家的基本纲领。更有甚者，把它只看成“阴谋诡计大全”，就彻底偏离了孙子思想的宝贵精神。
　　二、孙子“五事”，治国纲领
　　孙子，名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大约与孔子同一时代。孙武是田书的后代，因战乱逃亡至吴国。后经伍子胥推荐被吴王重用，领兵打仗屡立奇功。他和他的祖先生活在战乱频繁的年代，研究兵法而有所收获，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打仗的体会形成《孙子兵法》。但因此就把他看成“好战”，则大错特错。孙子和孔子同时代，孔子曾经向老子学道，可见老子比孔子稍年长，三个人同时代，思想交流，相互了解是必然的。
　　按流行的《孙子兵法》共十三篇。“始计第一”是总纲，这总纲中就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大量内容，但不仔细分析，未必能体会得到，所以说混然天成，丝毫不留痕迹。
　　孙子说的“五事”内容极丰富，这是治国的纲领。“一曰道”中之“道”，显然与道家有缘。但老子的道是自然之道，即“道法自然”，就是说道以自然的存在为依据，它不是人为的东西。用今天的话讲，是自然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孙子在整个十三篇中吸纳了道家的主要思想，但他比老子更进一步，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对于道作如下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上下一心者必胜。道就是民心，民心决定论是唯物史观的要害，失去民心就失去一切，必败无疑。这就是孙子的五事之首，也是历史一再证明的客观规律。
　　对照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可见孙子与道家关系极密切，印证了李约瑟和鲁迅的观点：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道、天、地、将、法五事的排列秩序源于道家的上述判断。这里把“人”换成了“将”，这一点不同反映了孙武思想的创造性;“将”是指军队的各级指挥员，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与孙子一脉相通。但如果强调人的作用而到达忽视其前面的道、天、地的决定作用，就违背了孙子的教导。这就是不讲客观条件的“干部决定一切”，属历史唯心主义。孙子把道摆在首位：无道之战，不管天、地如何有利，将领如何英勇善战，这个仗都不能打。道则是决定打不打的问题，违背道之战无论如何都不能打。所以道统帅五事。
　　孙子并不排斥法家，而是把法摆在最后落实的地位上——当落实前四事的战略部署以后，成功的责任才会落在法制上面。兵法如此，社会治理更是如此。法制要干部来贯彻执行，干部不好法制就成了空话。然而好的干部必须通晓民心、天时、地利，所以最终由民心决定。孟子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
　　道家更重要的思想是互补观念，道是古代百家中掌握辩证法最好的一家。老子说“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君王必以民为本，地位高的人以处于下层的人民为基础。这里讲的是君民互补、官民互补，孙子则要求上下同心。道家双鱼图案，是互补原理的形象化描述。孙子用兵作战中的奇正互补;对待有利与不利地形，孙子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后人改为“置之死地而后生”意思一样，这些都是辩证的思考。
　　道家另一个重要观念是“无为而治”。对于为与不为的辩证法，道家有所偏离，强调“无为”而轻视“为”的作用。孙子摒弃了道家的这一观念，在“军争第七”中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这是对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要求：化被动为主动。这说明：孙子对于其他“家”的学说，决不照抄照搬，而是经深入思考决定取舍。道家的无为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所作为，而是要求政府少管事，实现村民自治。这对于政务简单的古代很有可能;对于行政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相当困难;对于需要全军统一号令的部队则根本不可能，所以孙子摒弃“无为”。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取舍，这是对待其它理论(包括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孙子是最没有教条主义的学者，他从来不引用什么人说来加强自己的论述。
　　三、整体一致，以智为首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二是整体观。整体观在孙子兵法中反映突出。天下一家的思想几乎是中国很多学派的共同主张。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那种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的时期。而孙子的整体观又有自己的特色，他强调“势”的作用。他在“兵势第五”中专门讲势：“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故善战人之势，如转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这样看势，就是所造成的一种不可阻挡的客观态势。所谓整体，不是简单地把大家聚在一起，而是必须发挥整体一致的作用。传统文化讲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就是源于孙子关于势的思想。西方个人主义的正面作用是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不压制人才，支持个人奋斗;其负面作用，则是不能拧成一股绳，分裂成一盘散沙。孙子坚持全军一致，纪律严明，遵守号令。中外战争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在军队提倡个人主义，就是走死路。
　　孙子所处时代，周天子已经有名无实，列强都想争霸，进一步统一中国。孔子想恢复周的权威自然是逆潮流而动，处处碰壁。孙子并没有完全排斥儒家，而是取儒家之“仁”。孙子对将的要求有五条：智、信、仁、勇、严，把孔子的仁摆在对军队干部提出要求的第三项。对于军事干部的这五项要求，其排列秩序也很有讲究，不能颠倒、混乱。孙子把智摆在对将领要求的第一位。后人常说“将贵智、兵贵勇”;严格地说，这种理解不对，孙子决没有士兵不需要智慧、只需要勇敢的思想。战争实践也告诉我们：即使是小兵或下级军官，聪明同样是第一位的;在战争中容易上当受骗，不打败仗才叫怪呢!
　　智摆在仁之上，是不是就“不仁”呢?恰恰相反，只有聪明的仁才是真仁。糊涂蛋讲“仁”，不是东郭先生之仁，就是怀蛇农夫之仁，一定倒大霉。什么叫傻?不智之信是傻的主要形式。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违背兵不厌诈的信条。不讲信的仁就是说了不算，口惠而实不至，假仁假义。所以信要摆在仁之前。在智、信、仁的前提下，才能讲勇敢和对部下的严格要求。勇首先是对干部自己说的，自己打仗怕死，就没有资格对下属和士兵严格要求。不智之勇是匹夫之勇，有害无益。不信之勇是骗人把戏，假的。不仁之勇涉嫌残暴，不可提倡。所以提倡勇以前三者为前提，当然就有资格对下属严格要求。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知道：对于军事干部的五项要求秩序不是乱摆的，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后人的愚兵政策，欺骗下属和士兵的种种做法，都是见不得光的阴谋诡计，与孙子并不相干。曹操为了让士兵为自己卖命，谎称“前面有梅林”，虽然一时可以摆脱困境，最终会失去下属和士兵的信任。救急措施可以做，事后必须向下属和士兵道歉，说明不得已的苦衷，请求原谅。
　　对比儒家对“仁、义、礼、智、信”五项要求的摆布顺序，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孔子与孙子的差别在哪里。孔子把“智”摆在那么后的地位，你不能说孔子“愚民”，虽然他宣传“唯上智下愚不移”。但不智之仁是什么?前面已经讲过，所以中国历史上会有那么多迂腐的知识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与儒家的仁字当头，不分是非有很大关系。说得好听，用仁骗人，也是常事，因为信摆在最后。孔子经常讲“克己复礼为仁”，就有许多不讲是非、不问真假的荒唐之举。宋襄公之仁，就是对儒家“仁”字当头不问是非的有力讽刺。
　　以智为首是孙子对干部修养的主要要求。智包括知识和智慧两个方面，知识多了不一定懂得运用;运用知识的手段高明，才显得人有智慧。马谡知识丰富，却缺乏智慧，充满教条主义，所以打败仗。中国人如果不能克服其思想方法的盲目性，不能排除“官多大理多大”的官本位思想，即使拥有再多的知识也不会用。中国人需要反对教条主义，有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四、和战辩证，唯物史观
　　说孙子反战，主张和平，是从战略高度考虑，不是仅仅从主观愿望出发。以战求和，民心至上，是和与战的辩证法。单纯的和平主义，达不到目的。在谋攻篇中，他总结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讲了攻城之害后又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认为，能够通过政治谋略解决国与国的争端最好;如果不行，也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用兵。“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即总结了孙子的观点。所以孙子会打仗决不等于好战。这一点，也可以认为孙子与后世的墨子“非攻”观点相通。但墨子晚于孙子，所以《孙子兵法》中缺少墨家痕迹。如果墨子与孙子同时代或较早，则定会强化孙子的反战思想。
　　更尊孙子的第二个理由，是孙子兵法是中国最早的系统论。即他的观点符合系统理论的要求。所谓“五事”，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五大条件群;五事之下，又举出具体条件。前面说过，“将”分五条。地，更有专门论述两篇，分析得非常细致;其他三事也一样。这是一个递阶系统，归纳取得战争胜利所需要的条件群。所以第三个理由就是：孙子兵法是条件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孙子把“道”理解为民心决定论，直接预先说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要害。与马克思主义高度一致，更是我们“尊孙”的理由。以上四条理由，就足以说明：《孙子兵法》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政治纲领。其创始性和先进性高度统一，让我们感叹祖先的智慧和远见。
　　五、孙子兵法，治国圭臬
　　《孙子兵法》作为政治纲领的现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法家，个个都是出色的政治家，是总理之才。如姜子牙、伊尹、管仲，后来的诸葛亮、刘伯温等等。因为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极端形式，是特殊性;政治斗争是不流血的战争，是普遍性，二者很多道理是相通的。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而军队的管理最为严格，向兵法学习管理，是当代管理内容的重点之一。
　　“道”就是上下同心。这是政治清明的第一要义。《孙子兵法》虽然是古代政治纲领，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改革，依然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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