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归来》导读

来源：“批判传播学”公众号      作者：赵月枝     原标题：《马克思归来》导读

　　原编者按：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99周年(1818.5.5——2016.5.5)。保马特推送赵月枝老师为《马克思归来》一书中文版撰写的导读，以表纪念。美国学者福克斯和莫斯可主编的《马克思归来》，是由一批西方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马克思的学说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尝试。这篇导读梳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归来”的四种不同学术路径;同时结合中国马克思传播研究的语境，指出《马克思归来》一书的局限性——归来的马克思，到底是谁的马克思?书中归来的马克思，是一个经过了冷战意识形态过滤的、去历史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马克思;是西方白人学者的马克思。而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是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践面临着“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敌意。如今进入网络时代，中国面临关键的历史当口，作者呼吁让马克思主义回到网络时代的中国传播理论与实践中。
　　本文转自“批判传播学”公众号，感谢赵月枝老师授权保马推送此文!
　　如果说，正是资本主义的长寿，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那么，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激活马克思主义、彰显其批判和解放潜力的最佳转机。
　　《马克思归来》英文版出版于2012年。它的出现，是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新一波“马克思归来”热在传播学界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国外学界在网络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最新努力。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危机日益深化，矛盾不断凸显。在这种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可谓正逢其时。当然，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全球学者超越语言、历史和地理障碍，共同探索。
　　本文包括三个主体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中，介绍本书不同于其他两部国外大型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文集的特色;第二部分讨论“马克思归来”的不同学术路径，提供理解本书内容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背景;第三部分在如何发展网络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语境下，探讨本书的启示及其局限性。结论部分简要讨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机遇、挑战与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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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
　　文集中的学术史
　　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马克思都是现代批判传播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本人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实践者;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关于社会交往形式、传播技术、知识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论述。从卢卡奇(Georg Lukacs)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这些思想为现代传播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然而，颇具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建制的学科，在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中，现代传播学几乎有一个最为“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冷战社会科学”起源。
　　实际上，就传播学而言，“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并成为传播学科“史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回应，美国主流传播学就此产生。在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科经典性文献中：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有关美国小镇选民是否受广播宣传影响的研究 ——《人民的选择》，从一个侧面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体大众宣传作用的担心，证明美国自由多元主义的存在，以此来消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在美国出现的担忧;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奠基作——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基于对处于冷战前沿的中东地区所做的关于“美国之音”的受众研究，其所倡导的传播与现代化框架是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更是在美国官方与学界密切合作基础上推出的冷战新闻理论文本，用简单的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来诋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媒体制度，在冷战时代影响深远。
　　然而，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批判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具体而言：在英国，在汲取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蓬勃发展;在北美，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冲破了麦卡锡主义的思想牢笼，在达拉斯·斯迈思与赫伯特·席勒等一代先驱的努力下，在传播学内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而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研究案例。
　　正是在如上历史情境下，出现了这一时期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之一——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他联合独立文化人和出版人塞思·塞格拉伯(Seth Seigelaub)在1979-1983年间编辑和出版了国外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大型文集《传播与阶级斗争》（第一卷与第二卷）。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学编著。其中，共收集了128篇涉及“传播实践、传播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全球社会斗争的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文章，涵盖已经出版、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文章和原创文章三个种类。第一卷出版于1979年，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两个总揽性主题，聚焦马克思主义关于传播过程的基本理论和对资本主义传播机器、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分析，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现有传播秩序;所收集的64篇文章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第一次在英语世界出版，还有一些甚至是全球首次出版的文章。第二卷出版于1983年，以“解放”和“社会主义”为主题，分析不同历史条件下，民众和工人阶级在传播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实践及当代表达，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第二卷同样收入了64篇，其中，38篇是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或原创的文章。与本书相辅相成，法国传播学者伊夫·哈耶（Yves de la Haye）于1980年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方式》(Marx &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一书，对马恩著作中有关传播问题的讨论按主题划分进行摘要和整理，以求为发展“唯物主义的媒体理论”和“反击主导的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做出贡献。
　　《传播与阶级斗争》影响了英语学术界的整整一代批判学者。今天，翻阅这部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史上的巨著，它的国际性、它强烈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取向，它的批判和建设并重的追求，尤其是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有机知识生产定位，不仅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世界革命的记忆，令人荡气回肠，而且真正体现了马克思这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精髓。这里没有经院哲学，没有绕来绕去、不知所云的文献综述，更没有为了学术而学术的花拳绣腿。这里的许多文章甚至没有个人署名，而是革命的主体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报告、工会罢工委员会文件、甚至上海工人有关如何在计算机发展中体现群众路线的圆桌讨论的报告。仅从128篇文章中的部分作者名单就可见其国际性，及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机知识品格：马克思、葛兰西、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阿连德、法农(F. Fanon)、布尔迪厄(P.Bourdieu)、列斐伏尔(H. Lefebvre)、古贝克(T. Gubeck)、英国电影委员会(the Film Council, UK),《工人生活》(Workers’ Life)、自由传播小组(Free Communications Group)、社区媒体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Media)。
　　如果说，马克思曾同时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导师在场于传播理论与实践，而且产生过巨大影响，那么《传播与阶级斗争》就是其最好的历史见证。当然，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传播与阶级斗争》问世的1979—1983年，正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运动进行猛烈的反扑，并在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关键性进展的年代：在英、美两国，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上台;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的发展，开始成为全球性主导意识形态。到了1984年，在国际传播领域，为了反击以不结盟国家为主体、达拉斯·斯迈思、赫伯特·席勒和阿芒·马特拉等一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积极参与的“全球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美国和英国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后，正如《马克思归来》的两位编者在《导论》中所描述的，在国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可查到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明显缩减。
　　当然，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1990年代，马克思也并没有完全失踪;而对有些学者来说，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1980年代以来，在斯迈思、席勒、马特拉等学者的引领和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并不友好的学术氛围和缺少学术资源的条件下，在与来自这一传统内部、外部以及处于内外交界的“灰色地带”的各种学术思潮进行持续的论辩，并不断在开拓中推进。所有这些争论作为积累，为2008年以后马克思在传播领域的“归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实际上，早在《马克思归来》出版前一年，英文批判传播学界就出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这本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权威和最高水平的《手册》，聚集了自19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学术语境下一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研究的一批国际学术中坚的总结性、综述性和开拓性论文，是一部长达600多页、包括26篇特邀论文的大型文集。
　　因此，对于《马克思归来》而言，如果说《传播与阶级斗争》提供了纵向的历史性比较、从而清楚地显现出马克思主义传播如何从一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国际性事业，到英文学术界的一个学术项目;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则提供了横向的比较。从它们的组织、生产和出版方式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和《马克思归来》又有明显的互补性：前者特邀资深学者，以工具书的形式在学术出版社出版，具有更高的组织性和权威性;后者以资源开放的网络学术刊物《资本主义·传播·批判》特刊的形式，通过征文活动组织文章，在作者层次方面更有代表性;在主题方面，后者因为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也更有广泛性。
　　《马克思归来》的两位主编中，首位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新锐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其次是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 ，现已退休的加拿大知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福克斯在这个项目中的主导角色,以及本论文集的作者构成中在读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的显著地位，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出现了“后继有人”的新局面。实际上，19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加速了其把信息、知识生产、高等教育和学术出版当作资本积累新场域的过程，这让年轻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论文集中有不少文章研究的就是这些领域的问题，自然也毫不为奇。当然，就其出版和传播方式而言，本论文集以开源网络出版形式出现，摆脱了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知识产权关系，也体现了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实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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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马克思回到网络时代的传播研究？《马克思归来》的学术路径
　　《马克思归来》包含了马克思与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与媒介使用；马克思和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共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显示出“商品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两个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的核心位置。这两者中，前者关注传播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信息或网络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化过程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的深化、资本积累的新形式以及剥削和不平等产生的新形式;后者分析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被合法化的。正如两位编者所言，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因此，虽然第三部分以“马克思与媒介使用”为题，却只有两篇文章。最后的“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部分，不但只收录了7篇文章，而且其中只两篇聚焦社会运动中的传播问题。这一点与《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批判与建设并重的内容设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败。
　　如前文提及，传播学学科内部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研究是在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世界反帝反殖运动、以及西方内部以1968年“红五月”为标志的社会运动的启发和鼓舞下，通过挑战美国主流实证传播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本书所代表的后2008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学术脉络和研究路径方面，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1.在解读马克思原著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理论框架的构建和对当下传播问题的分析;2.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对“占统治地位”的传播思想的批判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3. 在经历了19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这两个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原本“一体两面”的研究取向的论争甚至“分道扬镳”以后，新世纪以来，面对文化和传播领域的新发展，一些学者重新走向了这两个面向的有机融合;4.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内部，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盲点辩论”(围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的“盲点”的讨论)基础之上，自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以来，受“自主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一代传播学者，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者片面强调资本的主导性力量，忽视劳资关系中工人抗争的主体性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结果是，围绕“知识劳工”、“一般智力”、“社会工厂”和“盲点辩论”的讨论中，出现了诸如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的2.0版本——网络和新媒体“生产—消费者”(prosumer)等概念，构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创新性思想。
　　总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的阐发和具体运用、对1980年代以来的资产阶级传播思想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创新，是“马克思归来”的基本途径。当然，不是所有文章都包含这四个面向;不同文章有不同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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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马克思的原著和基本概念再出发
　　作为对编辑意图的直接回应，学者们回到马克思的原著，围绕马克思思想的不同侧重面，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这些思想在后世学者中的发展，来确立马克思主义媒体和传播研究的基本概念，分析信息资本主义或网络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体与传播现象，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篇论文，加拿大约克大学博士生妮可·科恩的文章《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针对文化研究中“马克思缺失”和广义上的媒体和文化工作，尤其是在劳动过程中游离于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在劳动内容上相对于物质生产富有更多自主性和创意性，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越来越普遍的自由撰稿人或更广义的文化自由职业者现象，作者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剥削理论为基础，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的劳动过程理论，提出了以下的研究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已经彻底渗透到文化产业，如果剥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础，那么这个动态在文化工作如何体现?如果文化工人在创意阶段获得相对自主权，那么资本如何应对?”作为论文的核心和实证部分，作者以自由撰稿人为案例，结合加拿大文化传播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分析了在当代文化产业里自由撰稿人和资本的关系中，资本是如何通过剥削自由撰稿人的无偿劳动时间以及控制作品的版权，获取剩余价值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论文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导向或动态历史导向，以及对工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方面最鲜明的表现是，作者将文化工作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资对立的动态关系中考察，描绘了文化生产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一方面，自由撰稿是在文化工作者希望自己摆脱资本控制的斗争中推动的，反映了他们寻求自主性、想要从事有创造性和灵活性工作的追求;另一方面，为了回应工人的反抗，资本调整了策略，重组了文化传播业，还通过对法律等国家机器的掌控和影响，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就这样，自由撰稿“一方面代表了工人的终极自由，另一方面也是资本的理想安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21世纪“传播与阶级斗争”这个主题的最新演绎。
　　与妮可·科恩对价值创造领域的关注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位女性学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米歇尔·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则从意识形态领域切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萨拉·佩林的反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作者借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乔治·莱尔因(Jorge Larrian)在总结马克思于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论述后得出的理论分析，通过列表对比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中的不同元素与佩林式“反女权主义的女性主义”的不同表现，系统地解构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女性竞争者萨拉·佩林对女性主义话语的挪用、转换及其意识形态工作，指出她的政治实质，是以女性主义之名，行维护父权资本主义秩序之实，进而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反攻倒算。罗迪诺-科罗奇诺的研究展示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美国政治生活和理论领域的复杂斗争，以及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理论“进一步，退两步”的现状。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往往缺乏女性主义的立场；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中，则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这个问题在传播领域由来已久。虽然也有努力,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传播研究还是凤毛麟角。这项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对理解性别、种族等身份认同政治的局限性，尤其是西方社会不断出现的右翼女政治家现象背后的阶级政治和性别政治等复杂交互关系有普遍意义。
　　与科恩和罗迪诺-科罗奇诺的深入质化研究形成对比，土耳其资深学者艾尔番·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 在《失踪的马克思》长文中，首先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主流学术中的地位进行了量化研究，描述了资本主义语境下学术是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然后，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关于传播与大众传媒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从而与前文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方式》一书形成了学术承接关系，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研究。
　　作为本文集的第一主编，福克斯本人在《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中，分析了网络批判研究的路径，指出不同流派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斗争的基础，梳理了辩证法、资本主义、商品/商品化、剩余价值/剥削/异化/阶级、全球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阶级斗争、公共财(commons)、公共领域、共产主义、美学等11个(组)基本概念，进而提出了在此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网络研究的宏大学术构架。与福克斯无所不包的学术框架相反，莫斯可则在自己的文章中设问“到底是哪个马克思回来了？”，聚焦为《资本论》做铺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的新闻实践，力图把当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重心引向信息劳工问题和新闻实践问题。基于“自主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莫斯可指出，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把关注的重点明确放在了“信息对资本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而这一点也是使信息时代的传播研究回到以社会的“一般智力”的提高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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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占统治地位”学术思想的批判
　　本书的第二种学术路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对1980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的批判，并在此过程中发展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这些作为批判和分析对象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信息社会理论、网络社会理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以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技术决定论。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 的《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艾尔番·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 的《失踪的马克思》的前半部分、延斯·斯楚罗特(Jens Schroter)的《因特网和“无摩擦资本主义”》、克里斯蒂安·加兰(Christian Garland)和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的《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以及米丽娅姆·奥拉格(Miriyam Arouagh)的《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
　　学术研究本身即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对此，埃尔多甘的以下结论有一定代表性和批判力：
　　本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参与到有利可图的关系网中去,增加从不同资源中获取财政补贴的可能性、在大学院系中获得正式认同和成功的可能性、在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圈中赢得受人尊敬的地位的可能性、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出版的可能性、从基金组织、资助机构和专业协会获得资助的可能性，都需要如下的学术立场：1. 完全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取向;2. 表明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3. 采用一种基于文化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等理论的安全的、有利的取向，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无效;4. 给出最为错误和歪曲的解释，比如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意识形态的终结、民主化、知识社会、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去殖民化、身份和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等。
　　当然，这段话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存在诸如“文化主义”、“民主化”、“去殖民化”等概念缺乏准确定义的问题，而批判者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作者自己也直言其研究得到了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资助。的确，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项目有时也会得到国家资助机构的资助——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发挥双重作用的表现。
　　当然，学术光谱非常复杂，并不是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一致的。用动态的观点来看，由于阶级斗争态势的变化和争论焦点的变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与“批判思想”也具有相对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一文，就展现了在“批判语言”上的这种变化：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它也同时成为学术批判的对象。面对新自由主义者对曾经作为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一部分的公共广播电视攻击，许多批判学者把捍卫公共广播电视及其所体现的自由多元主义民主当作规范性目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其结果是，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个不被言说和指称的存在，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嘲讽的那个“不喜欢被称呼名字的绅士”。这种以捍卫自由主义民主为目标的社会改良主义立场，排除了对资本主义及其媒体——包括商业媒体和公共广播电视——的结构性批判，从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作者指出，“无论如何，以政治经济的标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在许多方面已经结束，也许现在是时候放弃新自由主义作为分析范畴了。”
　　当然，在学术历史上，也有原来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偏离甚至走向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可能。在1980年代以来的传播学界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alCastells) 的网络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离和修正。卡斯特曾是一位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社会学家。1990年代以来，他的“网络三部曲”在批判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敢于挑战学术权威卡斯特的恰恰是一位初生牛犊——当时笔者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指导的博士生罗伯特·普雷。在《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这一文章中，普雷关注的是网络时代如何理解权力和分析权力关系的问题。众所周知，互联网本身可以溯源到上世纪最大的摩擦之一——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而产生的“冷战”。实际上，资本对信息技术的拥抱——也即资本主义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需要所驱动的。但是，网络的出现，还是激发了诸如“历史终结”、“世界是平的”等种种意识形态幻想。网络乌托邦思想把网络当作能一劳永逸地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终极解决方案”。作为网络时代最大的资本家之一，比尔·盖茨更是在自己的书中期待能进入“无摩擦资本主义”的佳境。当然，这个幻想很快就被2001年的网络经济危机所击破，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也对此做了深刻的分析，指出：网络的出现，反而深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本书中，延斯·斯楚罗特(Jens Schroter)的《因特网和“无摩擦资本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与斯楚罗特相比，普雷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更深入一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卡斯特。作为一位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根基的学者，卡斯特对网络社会的分析当然不能与“世界是平的”等浅薄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修辞同日而语。在从《网络社会的兴起》到《传播权力》(Communication Power) 等一系列鸿篇巨著中，卡斯特对网络时代所产生的不平等有深刻的批判。然而，基于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佩罗(Eve Chiapello)的观点，普雷分析了卡斯特基于“包容／排斥”这一网络隐喻的权力观及其对不平等的批判，及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根本区别，指出“排斥主题”实际上是否定了马克思社会批判中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理论。更为重要的是，普雷不是简单地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层次上否定网络隐喻和“排斥主题”，呼吁阶级和剥削分析的回归，而是深入到本体论的层面，指出“排斥主题”实际上是基于世界是由一种“内/外二元体”(inside/outside binary)构成的本体论立场，而这与马克思在分析“生产”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过程关系本体论”有根本的区别。这一看似复杂的讨论实际上可以被推到以下的极致来理解：如果用“包容/排斥”的隐喻，那么，奴隶之所以是奴隶是因为被排斥在奴隶主的行列之外，工人之所以是工人是因为被排斥在资本家的行列之外，而事实上，如果大家都被“包容”进去，就没有资本家和奴隶主了。普雷强调，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如下重要论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剥削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形容这种关系的术语。也正是在解释“过程关系本体论”是如何把剥削理解为一个内在关系的过程中，普雷回到了马克思的“矛盾”概念，指出这一概念描述的是在一个系统内两种同时彼此依赖和否定的结构性原则。他还指出，卡斯特错误地把网络社会中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定位于知识本身，而不是知识工作者，从而在价值生产的源泉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总之，《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呼唤对资本主义的指认，《因特网和“无摩擦资本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网络乌托邦的幻灭，《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则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让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内核回归到了网络时代。
　　与网络和平等主题相对应的，是“网络带来自由和解放”这一“传播技术带来解放”主流意识形态的最新版本。虽然早在1983年，美国主流传播学者伊锡尔·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就在《自由的技术》一书中表达了这一立场，但是“网络带来自由和解放”的主题被主流媒体和学者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则发生在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毕竟，连这场革命本身都被称为“推特革命”。在《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一文中，英国学者米丽娅姆·奥拉格(Miriyam Arouagh)对阿拉伯革命中社交技术的角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如果说普雷针对卡斯特捍卫了剥削的概念，那么可以说，奥拉格针对“推特革命”的话语，重申了网络时代帝国主义概念的相关性。在她看来，把阿拉伯人民自己的革命看成是西方技术带来的，这一假设本身遮蔽了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和线上／线下传播的多面性，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是“信息通讯技术帝国主义”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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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政治经济研究和文化分析的辩证融合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的区分及其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辩论的核心问题。由于其同时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重性，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与传播领域，可以说是位于核心的核心。在这个时代，商品化在传播领域的深化使得传播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重性质更加明显，这也使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旷日持久的分化有了新的、辩证融合的契机。在《马克思归来》中，许多学者都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索了这种融合的路径。理论探讨方面，赫布尔怀特(William Hebblewhite)在《“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中，对互联网同时作为传播和生产工具进行了分析，并创新了“生产－传播”(promunication)这一复合概念;乔治·佩雷斯(George Pleios)在《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一文中，以资本积累方式的演变历史为经，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角度讨论了符号资本主义是如何消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与传播之间界限的;布莱斯·尼克松(Brice Nixon)的《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一文，则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之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意义，认为辩证法不但是使政治经济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的方法，也是历史的、革命的和“唯一可以避免思想与现实脱离的方法。”
　　与以上这些偏重于理论阐释和文献综述的文章相比，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几位资深学者，则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扎实研究，展示了走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研究融合路径所能带来的深刻洞见。在《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一文中，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以明确的问题意识，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原先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术“一体两面”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是如何产生分歧，并在1980年代分道扬镳。麦圭根把分离的迹象追溯到“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主要奠基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那里，指出威廉斯早在1950年代就不满于当时对英国文化的一些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而，麦圭根把霍尔(Stuart Hall)定位为导向分离的关键学者。当然，正如麦圭根所指出的那样，是“英国文化研究”到澳大利亚，尤其是美国的“理论旅行”，使这一研究取向最终走向碎片化，从而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主流”可言。这其中的一些研究，不但完全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而且表现出了“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以其对消费的过度关注和对消费者能动性的过高估量而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合流。
　　需要指出的是，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英美学者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有了深刻的认识，出现了以米勒(Toby Miller)、斯崔特(Tom Streeter)，以及麦圭根本人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他们努力恢复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并有意识地吸收政治经济批判的精髓。随着从“英国文化研究”滑向美国式的“文化民粹主义”深渊的标志性人物费斯克（John Fiske)在学界的销声匿迹，也随着媒体和传播产业大规模的政治经济转型给学界带来的“现实效果”的冲击愈加明显，麦圭根在文章中所倡导的结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优势的“多维分析”取向，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和努力方向。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回应和对经济化约主义的警觉，也是促使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走向建设性的辩证融合，从而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有机的一体两面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就国际传播和文化研究层面而言，文化研究者对政治经济学者对其批判的反批判，并没有做出有力的回应。这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文化研究学者并没有对赫伯特·席勒1991年那篇著名的《“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来》的反批评文章做出回应。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席勒就非西方国家生产的媒体(如巴西电视剧)算不算挑战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逆向流动”;如何理解“活跃”受众对霸权话语的“抵抗”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回击了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在上文提及的奥拉格对“推特革命”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来》中的论点在网络时代的回音。在麦圭根对“酷的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和他对包括苹果产品在内的“酷”的多功能移动电子产品的全球生产和消费链的分析中，我们也能听到同样的回音。
　　与佩雷斯有关生产和消费领域在“符号资本主义”语境下如何融为一体的理论探索形成互文，美国政治经济学者苏斯曼(Gerald Sussman)的《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一文，分析了意识形态宣传在当代美国资本主义“营销经济”中无所不在的存在，由此展示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高度融合，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角色的交织。在苏斯曼看来，无所不在的“营销经济”兜售的不只是普通的消费品和服务，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此过程中，狭义的营销扩张成“系统性宣传”，使整个社会成为“宣传社会”。令人回味的是，“宣传”这个源于上个世纪的战争宣传的词汇，开始并没有贬义。但是，在美国“冷战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宣传”最终与美国本国的传播现象脱钩，只用来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成了贬义词。如今，这个已经被赋予贬义的词汇，又被美国本国批判学者用来描述美国自己的传播体系。总之，由于意识形态涉及人心背向，而“资本从来就是追求权力与控制能力的极大化，因此尚未完全掌控的意识形态领域遂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后战场”。
　　毫无疑问，在这场维护和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战争中，国家的角色至关重要，而这也是在网络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归来》有两篇颇有份量的文章。由于它们均关注拉美，而且一个是旨在通过传播政策和意识形态调节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阿根廷，另一个是旨在通过传播政策和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委内瑞拉，因此，这两篇文章形成了富有对话性的互文关系。
　　在分析阿根廷自1970年代以来媒体政策演变时，阿根廷学者帕巴罗·卡斯塔尼奥(Pablo Castango)把该国从法西斯主义控制到民主化转型，再到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媒体政策，置于阿根廷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政治策略变化，以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周期性变动脉络中考察，从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避免了媒体中心主义的视角和超越了“国家对市场”、“民主对专制”等机械的、二元对立的分析视角。与此同时，作者又把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变革与阿根廷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放在一起考量，在分析中突出了阿根廷的统治精英是如何通过政策变动，以及用不同统治方式来调和阶级矛盾和克服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危机，从而在一个充满冲突和不稳定的过程中，推进阿根廷的政治经济作为跨国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的再生产。
　　与阿根廷案例研究中所展示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中的结构性角色相反，在《21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推进革命》一文中，美国学者李·亚茨(Lee Arts)以极大的热情和详实的实地研究，分析了委内瑞拉在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传播领域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及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积极角色。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通过议会民主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案例非常少见，亚茨的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亚茨这篇文章基于他的专著，也是唯一通过观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尤其是国家决定性的积极政策，探讨在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如何建设民主的、参与的传播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案例研究。从建立旨在挑战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区域性公共电视——南方电视，到培育社区媒体，让劳动阶级与原住民以主人的姿态参与社区和文化建设，把自己锻造成一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主体，再到抵抗西方媒体指控其压制新闻自由的负面宣传，通过立法和规制管制那些资产阶级寡头垄断媒体——这些媒体曾在2002年的政变中不惜赤膊上阵、企图推翻查韦斯政府。可以说，查韦斯政权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建设社会主义传播体系的经验和教训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这项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比较性历史背景，那就是马特拉在《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有所涉及的智利案例。1970年代初，智利民选的社会主义阿连德政权被推翻，马特拉从文化方面分析了其原因。与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一样，阿连德领导下的智利，虽然政府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国家依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媒体更是在寡头垄断者控制之下。因此，正如赫伯特·席勒和达拉斯·斯迈思所观察的那样，阿连德建立另类传播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空间非常有限。在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努力中，查韦斯多少汲取了阿连德政权的教训，在社会主义传播体系的建立和文化领导权建设上下了大力气。当然，随着查韦斯和卡斯特罗的相继去世，随着拉美“粉色革命”潮流的消退和右翼的反扑，整个拉美在传播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在这场持续的斗争中，国家在国内外和区域传播中的角色都非常重要。卡斯塔尼奥和亚茨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理论框架。
　　4
　　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承传与创新：
　　“受众商品论2.0”和自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毫无疑问，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主力军。由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再到“自主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社会工厂”概念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学术创新路径。在《马克思回来》的许多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脉络。
　　1978年至1980年代初，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分野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一个折射，发生过著名的“盲点争论”。这一争论由达拉斯·斯迈思发起。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只关注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没有关注媒体尤其是广告资助的媒体，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也就是媒体资本家在把受众当商品卖给广告商，让受众成为消费者，从而让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斯迈思看来，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及其唯心主义取向的表现，而他要发展的，是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也就是说，如果说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者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析中的经济简约倾向早就颇有微词的话，那么，斯迈思则干脆把经济简约主义进行到底：在“受众商品论”中，被卖掉的主要不是媒介的产品和文本，而是受众，受众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在劳动，创造剩余价值。1986年，斯迈思在西蒙·弗雷泽大学的两位同事出版了一篇有关受众的意识是如何被价值化的重要文章。自那以后，这一争论就基本结束了。
　　与此同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出现了源于意大利、受其北部工人运动理念和组织形式(也即“自主”理念)影响的“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ous Marxism)流派。针对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到弹性积累、从工业资本主义到信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后果——传统白人男性产业工人作为潜在革命主体的弱化和消解，“自主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资本论》，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重新解读，以及对“社会工厂”、“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等概念的阐述，强调在理解新的抗争主体的形成过程中，工人之于资本的自主性和抗争性以及广义的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性。在北美传播学界，最早系统阐述“自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信息时代的社会斗争主体和新形式，从而希望激活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和政治性的学者是尼克·戴尔-威瑟福特(Nick Dyer-Witherford)，他的著作《赛博马克思:高技术资本主义中的斗争周期和线路》(Cyber-Marx：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s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在《马克思归来》中被广泛引用。在“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看来，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广义的知识商品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作用的扩大，以及消费和生产界限的模糊，使整个社会变成了工厂——即社会工厂；同时，剥削和社会抗争的场域也随之延伸到了整个社会。沿着这些学者开拓的思路，莫斯可在他的《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一文中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不但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信息之于资本的重要性问题上，而且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后果是“为思考、创造以及提高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整体水平提供了可用的时间。”基于“固定资产最重要的体现并非是生产流水线，而是‘人自身’，”“价值之源是信息、创造性工人”这样的认识，莫斯可得出了结论：“根本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认为理解知识工人、文化工人和创造性工人的劳动是理解资本主义未来的核心所在”。总之，在分析中，知识工人或“非物质劳工”（immaterial labor)被优先化了。
　　在强调广义的知识工人作为信息时代社会抗争主体优先性的同时，“自主马克思主义者”又把“社会工厂”的概念与斯迈思在大众传媒时代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结合起来，演绎为“受众商品论2.0”版本。在这里，大众媒体时代的“受众商品”变成了新媒体时代既是消费者又是内容生产者的生产消费者（prosumer）。“受众商品论2.0”版本与一系列“自主马克思主义”概念相结合，成了《马克思归来》中近一半作者理解网络时代的资本剥削和社会抗争的理论资源。其中，斯洛文尼亚学者詹纳吉·浦若迪尼克(Jernej Prodnik)的《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英国学者安德烈亚斯·维特尔(Andreas Wittel)的《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以色列学者伊安·费舍尔(Eran Fisher)的《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是突出的代表。
　　然而，从作为“自主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版的《帝国》一书出版以来，围绕这一理论框架及其核心概念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马克思归来》出版以后，“盲点争论”也有了新发展。止于1980年代中期的“盲点争论”留下一个如何计算作为商品的“受众”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在本论文集中，许多作者依然接受了“盲点争论”中关于受众创造了剩余价值的假定。然而，罗伯特·普雷在2015年答辩的博士论文中就提出，“受众商品论”中，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时候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一观点，违背了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普雷认为，在以广告为基础的商业媒体模式中，媒体资本家分到的，其实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租金的一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有关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不断创造空间的过程这一洞见，普雷认为，媒体／网络资本家创造了媒体／网络空间，通过把这一空间出租给广告商，以租金的形式得到了雇佣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普雷对“盲点争论”的最新推进，对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从基于《资本论》的马克思，到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再到主要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自主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术发展路径中可能存在的“盲点”，有重要的意义。更确切地说，普雷的最新研究，对理解“自主马克思主义”学术所隐含的知识地缘政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本文最后一部分关于此书之于中国意义的关键点之一：如果认为在休闲时间上网和玩手机的时候，人们都在创造剩余价值，那么，考虑到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劳动分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富士康工人的“生产”和北美的消费者看手机时的“生产”，难道是可以等同的吗？他们受的剥削也是可以等同的吗？质疑“受众商品论”中受众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目的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来源学说，从而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看电视和上网时的“劳动”在分析层面依然分开。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面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不平衡分布，这一区分有重要地缘政治和阶级政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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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马克思？
　　《马克思归来》的局限与中国
　　正是以上的问题，使我在美国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关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克思，通过阐发这一传统，来解决当时的问题”[1]这一以时间为维度的观察上，不得不补充一个以空间为维度的问题：马克思归来，但是具体在哪里落脚？与此同时，我希望把莫斯可提出的“到底是哪个马克思归来了？”的问题，转化为更广泛意义上的“谁的马克思归来了？”的问题。事实上，正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克思，每个地方也有自己的马克思。就《马克思归来》而言，书中归来的马克思，究竟是谁的马克思，或者说，操什么语言的马克思思想和事业的继承者?
　　不言而喻，基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尤其是当下的金融/网络资本主义的全球性，今天归来的马克思应该比当年的马克思本人更有全球性。本书的问题意识和许多具体分析，不管是基于欧美网络资本主义现状的研究，还是为数不多的有关拉美和中东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普遍意义，值得中国有志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学者借鉴。同时，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我们也要看到这部书的局限，从而寻找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马克思主义化的路径，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内部再生产西方中心主义，甚至学术殖民主义。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洒满了鲜血;今天，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途中，任何教条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都意味着沉重的代价。
　　首先，虽然本文集的作者来自全世界，而且征文的方式也很广泛和公平，但是他们全部是学院学者，而没有《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所囊括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通实践者，如同时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再如1975年参与上海某工厂关于如何在计算机发展中体现群众路线圆桌讨论的工人。总之，这个归来的马克思是学院派的马克思，而且正如书中不少文章所展现的，还是一个颇有经院哲学色彩的马克思——德国学者彼得·鲁德斯的《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一文，可以说是这种经院哲学倾向的集中表现。
　　其次，这是一个经过了冷战意识形态过滤的、去历史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马克思。在本书中，没有涉及任何列宁主义思想和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理论与实践；不仅如此，这些思想、理论与实践还被隐形地看成是发展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负资产。虽然本书有一篇对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但是它没有任何对20世纪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实践历史的研究。同样，虽然学者们也对在网络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以此作为让马克思归来的重要学术路径之一，但是，西方传播学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没有被批判和清算——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和传播学界的边缘地位，恰恰是与基于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概念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苏联和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诋毁相关，或者是建立在这一学术意识形态工作之上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对《报刊的四种理论》进行过清算的马克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位主编在《导论》中套用伊格尔顿的《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不但显得无力和流于口号，而且对伊格尔顿的观点没有任何从新闻传播角度的演绎和深化。仍以彼得·鲁德斯的《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为例，文中一方面展示了宏大的构建普世理论学术雄心，另一方面不但教条化地直言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满足一个无产阶级社会所应具有的前提和特征”，而且在其有限的讨论中国现状的文献中，赫然包括充满**色彩的张戎夫妇的书。在这里，也从作者在中国和印度的农民问题上还停留在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片言只语中，我们仿佛听到了西方学者傲慢的声音：你们不配有马克思，你们不配革命。
　　再次，虽然这是一次英语学术界全球性征文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来自非欧美国家甚或这些国家内部少数族裔的学者都非常少。这不仅仅是地理和人口上的代表性的问题，而且是在视角上的缺失问题。因此，虽然书中有罗迪诺-科罗奇诺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章，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从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角度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文章，也就显得毫不为奇了。英国学者米丽娅姆·奥拉格那篇有关中东革命的文章，也因前半部分大量抽象的理论讨论，失去了对中东革命提出更明晰和更全面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传播学分析的机会。
　　第四，也与上一点密切相关，即使就西方学院马克思主义而言，本书呈现的也基本上是网络时代的西方白人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他们对“自主马克思主义”的青睐，激活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使它更具有政治性，并找到了新的可能的抗争主体;另一方面，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体制，他们对“知识劳工”作为抗争主体的片面强调，也隐含了有关民族国家、主权、主体性等问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知识遗产。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西方白人（男性）学者为主体的“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有可能在有意无意中把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当作网络时代的“革命先锋”和处于“霸权地位”的潜在革命主体。他们因“生产消费者”的出现而强调消费领域中的剥削和抗争，或者取消生产与消费界限的倾向，也可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欧美消费主义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达。与此同时，与罗迪诺-科罗奇诺、李·亚茨、帕巴罗·卡斯塔尼奥、苏斯曼等学者不同(他们有着葛兰西主义倾向，关注国家、意识形态运作的复杂性和文化领导权斗争问题)，“自主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基于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激进个人主义倾向，他们在意识形态斗争问题上的盲点，以及他们在主体性问题上对民族国家认同、阶级、种族、性别、区域等复杂关系交互性的忽视，很可能导致他们对西方社会知识劳工作为抗争主体的乐观，显得是那么的一厢情愿。
　　苏斯曼在自己文章的结论部分以“回不去了：即将瓦解的国家合法性?”为小标题，写道：“既然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交织，将消费者卷入生产过程的社会工厂生产形态也广为采用，”那么，资本家因为拥有资本而独占所有生产知识与劳动成果的“理所当然”的所有权概念，“也就显得越发可议了。”由此，他提出了建立于私有权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性会不会瓦解的问题，并进而指出：
　　当社会一般智力成为生产体系的基础，最适当的所有权形态就理当采取集体所有制，也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有可能实施吗?在营销经济时代，没有比此刻更加清晰的显示劳动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了整个国家的财富，也更有合法性据此要求拥有政治权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苏斯曼对消灭私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的信息时代合理性的阐述。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像苏斯曼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最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也无意识地因忽视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和“阶级”这两个层面的复杂交互关系而陷入了方法论民族主义，忘记了今天美国“国家财富”生产的全球性——从在中国世界工厂里的农民工到在美国本土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他们都在为美国信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劳动。
　　正如2016年美国大选所展示的那样，特朗普之所以能入主美国白宫，并有可能把美国引向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交媒体和白人蓝领工人阶级的结合。也就是说，被特朗普激活的政治主体不是“自主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青睐的美国硅谷知识劳工，而主要是美国内陆和乡村的白人蓝领劳工阶层。当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那句著名的结语化用到信息时代时，却发现，与“全世界信息劳工团结起来”这一愿景相反，特朗普的竞选机器和极端商业化的新老媒体组成的传播体系，正是利用信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极端不平衡的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和族群分化、文化失衡制造了社会撕裂。要理解这期间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美国内部就区域政治和文化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需要马克思、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等同时归来，而“自主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武器则显得力不从心。显然，研究全世界的信息劳工能否团结起来的问题，离不开研究分裂的欧美社会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的问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就能少一些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内部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多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地缘政治和文化政治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与此同时，本书以拉美为主题的两篇文章聚焦的国家问题，以及需要更多讨论的帝国主义和地缘政治问题，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包括网络战争问题，以及已经是网络大国的中国国家的性质与中国在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角色问题等，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而这，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当下所面临的“中国的挑战”，也正是中国传播学者在创新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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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让马克思主义回到网络时代的中国传播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达拉斯·斯迈思在1971-1972年间对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和文化实践的考察和《传播与阶级斗争》所收录的相关文献也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发展有历史性的对话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新闻传播理论方向的博士，是在通读马恩列斯文献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新闻传播学是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领域。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内部意识形态和学术政治发展态势的内因，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国内在引进国外传播学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甚至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一边倒地接受美国冷战传播学术的现象。中国传播学发展史的叙述中，达拉斯·斯迈思在1970年代对中国的两次访问被历史“虚无”。1982年，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斗士的威尔伯·施拉姆访问中国，不仅以美国传播学之父的身份受到中国新闻学界的膜拜，而且得到一位时任副总理的接见;相比之下，赫伯特·席勒这位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者直到2000年去世也无缘访问中国大陆。一方面，深受冷战意识形态和各种“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传播学界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产生了强大的张力，并且以前者在学术话语中实际上的主导地位，边缘化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内部的教条化、僵化、知识断层、“马工程”的形式主义化及其对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现实缺乏解释力和批判力的问题，也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陷入尴尬的境地。
　　新世纪以来，虽然西方批判传播学术也陆续被引进国内，一位位西方批判学者到中国开会、讲学，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但是，在这些学者的学术中，中国即使被论及，也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和一个与美国有可能进行资本主义间竞争的国家出现的。几乎很少有西方学者会认真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宣称和中国传播实践的社会主义性质。当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复杂多变的传播实践，也并非易事。更为吊诡的是，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有学生因为选择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而在学术论文开题和评审中，不得不面对在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学者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敌意。对于一些接受《报刊的四种理论》基本理论框架，并且希望传播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能带来中国民主化的学者来说，如果还有一个马克思对中国有意义，这就是那位挑战普鲁士新闻审查制度的马克思，一位自由主义框架中的新闻自由斗士。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成果的“走出去”，更由于中外学术话语权力的不平衡关系，而无从谈起。
　　然而，2008年以来，正如西方学界已然出现了马克思归来热，在美国冷战传播学阴影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传播学界，也在不断反思40年发展过程中和在试图解释与指导中国内外传播的实践中，认识到了续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有了在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界做出应有贡献的可能性。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与以美国为主导的信息资本主义的深度整合，使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和传播在其中的角色问题成了讨论信息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的两个重要领域。总之，进入网络时代后，在人类重新面临“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严峻选择的关键历史当口，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发展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和特殊条件。
　　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归来》的过程使我相信，中国传播学界让马克思和毛泽东归来的各方面正能量，正在积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中，还有对自己学术信仰的坚持者。来自海内外华人学术圈的本书的年轻译校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对所翻译文章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尝试，展示了他们对发展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初步思考。在这两者之间，一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正以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和宏大的国际主义视野，力图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在网络时代的中国大地上重新结合起来。这其中，毛泽东思想中的新闻传播学遗产和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传播技术与社会主义政治、传播产业内外的劳工分化和阶级意识形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批判以及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土文化与三农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妇女解放、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可能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环境正义与传播、“‘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来”语境下的中国民族问题和国家主权与统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理念和战略指导等，都是关键而又急迫的研究议题。它们更是中国传播业界和学界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
　　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归来》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的出版，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说明：所有注释请参照原文。原文收录于2017年重庆出版社《马克思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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