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思路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常凯申
原标题：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思路
　　宗教问题解决起来非常麻烦，非常麻烦。
　　解放之初本来是个很好的机会，靠史无前例的高组织度的共产党，在西北地区以阶级矛盾压过宗教，发动底层群众斗争吸教民血的宗教上层人士，曾经一度让宗教问题大大缓解。
　　但这个努力在八十年代化为乌有。这里面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在全国都放弃阶级斗争，转向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经济接轨的大背景下，不可能在西北还单独搞阶级斗争为主，这是做不到的，也不利于发展西北地区经济。而一旦开始市场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管控必然放松，被压制的各个宗教必然出现复苏，这是必然性的体现。
　　但你不搞阶级斗争，并不代表对宗教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过度放任，更不能走到另外的极端。这是历史的偶然性，某些八十年代的领导人应该对这个自己造成的偶然性承担历史的责任。如果没有这个偶然性，那么今天中国的宗教问题仍然还会有，但不至于这么严重。
　　接下来怎么办呢?有治标和治本两种手段，这两种手段都要用。
　　治标的方法，是在政府层面严格控制宗教场所的修建，抑制宗教势力的扩散，打击宗教势力的财源，不允许宗教势力以宗教符号建立族群隔离。换句话说，就是在上层建筑层面暂时压住它，不让问题进一步扩散，不至于成爆发之势。
　　治本的方法，还是要回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上。宗教也是一种上层建筑，它的产生根源是基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宗教也会受到很大冲击。
　　以现在的西方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基督教在年轻人中就在处于不断退潮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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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吗，资本主义的现代生活给了人们越来越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而做这些事情又需要有金钱的支撑。那么挣钱和享受生活也将自然成为被工业化裹挟的人们自发的选择，如果宗教阻挡了这些事的发生，那么宗教也会被人抛弃。就像下面这段新闻中描述的那样：
　　人们经常强调，周日要早起还要保证孩子们在那里乖乖坐几个小时太难了，这一说法解释起来似乎颇为有趣：如今许多人将宗教活动视为可去可不去的事情，这跟过去大不一样。五六十年前，教堂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现在，很多人仍然雷打不动地坚持着。然而，这项调查显示，很多人开始在宗教以外发展社会生活了——或者说是完全抛弃了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社会生活。
　　宗教最害怕的，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是能从宗教内部打开缺口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这是“腐蚀信仰”的东西。是能从根本上摧毁宗教的东西。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仪式性，他们要用这种标签式的仪式性来强调共识，强调和外界的不同，强调对内心的坚持。而现代化快节奏丰富多彩的生活，是对这种枯燥的仪式性的重大打击。有了花花绿绿五光十色的诱惑，有了改善生活和挣钱的现实吸引，一天非要在固定时间念几遍经的心理就会逐渐淡化。
　　把越来越多的宗教信徒裹挟入工业化的大潮之中，他们就会越来越厌烦无聊的宗教仪式、腐朽的宗教教条、那些收宗教税的神职人员。同时，工业化给了他们，尤其是女性获取经济能力的来源，这让他们可以更加能够脱离宗教，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
　　回想一下，当年新中国是如何搞妇女运动的，不止是在婚姻法上明确了一夫一妻，更重要的是，让妇女出来工作(这需要工业化来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让她们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有了经济来源，妇女的地位必然提高。因为她们不用再听命于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才能获得生活资料。有了经济来源，妇女就更有可能去挑选自己中意的丈夫，而不是听从于宗教和父母的强制压迫，去嫁给初中小学没毕业的宗教内部混子，进而对男性形成择偶压力导向——你这么穷学历低谁跟你?念经有什么用?能找到媳妇吗?
　　有了独立收入来源的妇女也更有资本去脱离宗教家庭，寻求自己的幸福。工业化的第一代可能改变还不是太明显，而从工业化过程中长大的、受着现代化生活生产方式“诱惑腐蚀”的第二代、第三代，将会对宗教越来越淡漠，和自己父母的冲突也会变得剧烈。
　　当然，这个对宗教冲击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宗教的反抗，也会出现“荣誉谋杀”，也可能会出现恐怖和暴力。宗教势力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新疆有的宗教势力浓厚的地方，就恐吓阻止百姓看电视，就是害怕教民被现代化带来的信息“腐蚀”掉。政府应该站在这种宗教反抗的对立面，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而不是以妥协来求稳定。
　　插一句嘴，解决中国农村宗教泛滥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思路。提高社会服务的能力，提高农村的组织程度，提高农村的现代化水平，丰富农村的娱乐，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去“腐蚀”宗教。
　　当然，把更多的人裹挟进工业化，不是要搞成欧洲那样，把难民放进来，那样是错误的。想想吧，一些根本没经过现代文明和工业化文明洗礼的中东人，猛然进入西方现代工业社会，他们又没有竞争能力和立足能力，必然会立刻处于最底层，而文化的巨大差异，更加深了对他们的刺激——这是对我们文化的压制，我们要抱团，最好能把欧洲变成“我们”的。
　　工业化一定要“在地工业化”，要把宗教势力强大的本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起来，用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去逐渐渗透这块土地，让当地人民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逐渐适应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把他们直接拉到已经成熟的、且族群构成不同，文化差异较大的异地工业化社会中，那样会出现激烈的排异反应，欧洲就是先例。
　　再一个就是学校教育，坚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提高西北的中小学有效入学率，努力在全国各族学生当中培养相对统一的共同经历，用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去抵抗缺乏逻辑的粗陋宗教灌输。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传教的违法犯罪行为。
　　当然了，要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地方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难度是很大的，这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新思维的胜利往往不是通过说服旧思维的拥有者而获胜的，而是靠着新思维占领年轻人的头脑，而旧思维者在时间面前逐渐凋零而实现的。这也意味着，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两三代人才能完成，也可能是三到五代人。
　　这个过程可能还要和人口组成的变化抢时间，要抢在中国人口组成结构明显变化之前，把宗教问题基本解决掉。如果动作不太慢的话，时间应该是够的。
　　总之，用治标的方法盖住锅盖，用治本的方法釜底抽薪。
　　解决宗教问题，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失败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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