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改革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synbada
原标题：赫鲁晓夫的改革
　　对于赫鲁晓夫给予正面评价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打破了个人崇拜。
　　2.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模式。
　　1955年5月27日至6月2日，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访问南斯拉夫，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和布莱厄尼岛举行会谈，签署了苏南两国政府宣言，其中有下述内容：“相互尊重并互不以任何(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或思想体系上的)理由干涉内政，因为发展的具体形式的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发展双边的和国际的经济合作，消除经济关系中一切妨碍商品交换和阻滞世界和各国经济范围以内的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3.进行了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上，打破终身制。在经济体制上做出了改革，主要体现在农业和建筑业上。
　　从客观效果论，实际变化体现在农业和建筑业上，政治体制上的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1953 年苏联粮食产量为8250 万吨，1954 年为8560 万吨，1955年10370 万吨，1956 年为1.25 亿吨， 1957 年为10260 万吨，1958 年为13470 万吨。
　　其它方面并没有多少变化，对于改革失败给出了如下分析。
　　赫鲁晓夫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首先要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谈起，不认识这一点，就难以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 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 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 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二）与上述因素相联系，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过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从经济理论上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摆脱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理论来说，到1961 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 根本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方向， 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 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 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提出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 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 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又如，他通过干部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选拔干部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
　　产生这种情况虽有多种原因， 但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权力过度集中。著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与阿尔巴托夫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他说：赫鲁晓夫“本人肯定没把扫除他前任所建立的那种政治体制当成自己的任务，相反，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以及实施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 他还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
　　以上分析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 都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 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互为需要，从而成为阻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
　　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 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 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 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 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
　　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 年大改组确实是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改组的结果使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大改组后，使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 从而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致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 泛滥，“差不多在每个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况。”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从改革方法来看， 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 他的头脑日益膨胀起来，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
　　（四）从政治角度来看，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
　　（五）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 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六）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
　　1956 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盖子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 而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以及其他因素， 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大论战。
　　synbada：通过上述总结，人们看到的实际效果不大，而其对共产主义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西方国家共产党员有30%退党，东欧阵营发生动荡，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产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不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分析，是一个片面的机械的表象报告。这样的实事求是比没有更坏。对历史做出错误评价，比历史本身的曲折对人类伤害更大。
　　在以上评述中，把中国和东欧改革失败的经验当做成功的经验。比如在改革开始阶段， 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 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中国改革从1984年到1989年的5年中正是遵循这样一个思路，到1989年动乱发生，宣告了这种改革的失败。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南斯拉夫到匈牙利改革也是这样的思路，事实上都失败了。
　　笔者认为在经济细胞组织发生了癌变，管理者变成脱离物质劳动的精神管理者，形成了关键分工的壁垒，这是私有制产生的原因，压制人的自由意志与劳动创造的结合，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本原因。客观上必然造成生产力的呆滞和低下。在这种事实下，改变血液循环，大的机体，无法改变癌变细胞的机理，只会加剧癌变细胞变异的功能。中国的大寨道路与鞍钢宪法组织是社会主义经济细胞，是改变癌变细胞的基因。但是整体上，也就是宏观上没有相应的输血管道，循环组织，他们被窒息了，泯灭于整体的习惯势力。微观经济必须有宏观体制作为保障，计划不是错误，错误的是少数人制定的计划和相应的体制。
　　中国自90年代的第二步改革，也就是“增量”改革，实际上是增加经济总量中的私有制经济，用强迫方式以劳动者需要的生存物质为要挟条件，以享受物质为吸引，以环境破坏为代价形成总量的增加。市场短缺现象减少了，直至商品丰富，有效需求不足。生活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实质问题却回归到马克思时代，如同《资本论》揭示的社会问题。站在物资的客观和劳动者的角度，这种增量必然产生不同的评价。以物的增量做标尺，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在短期内形成高速度，连马克思都惊叹。以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作为社会性质的评判标准，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
　　给赫鲁晓夫唱赞歌，夸大其历史作用，无非是为了现实中的改革。我们也可以从中寻找其共性与异性。东方的历史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不管是前进与曲折。赫鲁晓夫代表了改革的趋势，这是积极的因素。他被赞成的一点是没有毁灭社会主义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他的改革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改革。除去他个人对权力的热衷，本质上缺乏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唱赞歌的也不否认这一点。社会主义不但是对物质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还要求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合一，消灭管理与劳动的壁垒。毛泽东时代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路前进。缺陷是微观上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细胞，宏观上没有相应的机体。精神方面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却把劳动者和人民的物质需求当成私有罪恶进行批判，把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进行分离，造成了一些人的虚伪，劳动者的积极创造与懒惰并存，大寨与小岗成为两端的典型，压抑了生产积极性。
　　从1978年到1984年，做足了舆论和政治准备，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从改革文件看，没有吸取赫鲁晓夫的经验教训，也没有吸取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经验与教训，走的是苏联与东欧的老路，必然出现同样的曲折。这条道路是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这就是1989年以前的问题。1990年以后，有了一些本质变化，类似南斯拉夫80年代的变化，对于生产关系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把生产关系与一定生产力存在的必然联系，理解为生产关系必须得适合生产力，因而改变社会主义的基础，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形成短期经济增量，现阶段的经济呆滞。与初衷相去甚远，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顽症在五年努力下都无法消除。
　　斯大林还有一些哲学见解，之后的苏联没有哲学家。戈尔巴乔夫只是普世观的追随者，自以为聪明的蠢货，比机械庸俗的哲学家对社会主义危害更大。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需要作出哲学的分析，就像毛泽东那样，才有可能带领劳动者走出正确的道路。
　　原有的缺陷是把人们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当做私有罪恶，这是把人们合理生存享受需求，与不劳而获超过个人合理需要的占有混淆，利己与利他，性善与性恶缺乏界定的标尺，造成人们物质与精神的矛盾与虚伪。对于人本质的曲解必然造成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对意识的极端放大。要求全体人民大公无私，斗私批修必然引起人民的厌恶。这是无视人们的物质性，空谈意识的极端和教条。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是这样评述的："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批判意识极端化走向物质实在性，实践的物质性，从发挥意识积极性的极端走到物质的极端，把发挥人的意识当做唯心主义。走向物质极端，也迎合了人们物质的需求。这是采取隐晦的引导方式，没有正面回答精神与物质的对立矛盾问题。短期内人民喜闻乐见，而今的事实：社会财富向5%内的少数人倾斜，多数人的辛勤劳动为他们做基数。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现在对社会发展麻木，失去关注。对人本质没有哲学上的高度认识，对于社会主必然缺乏本质上的理解，把物质与意识对立起来，对比所批判的教条主义也不高明，都是对人本质的曲解。矫枉需有度，过则偏，中庸在哲学上还是有其积极意义，对思维进行再认识和多次抽象理智比热情更为重要。
　　以1983年为例，这是除了1967年以外，解放后治安最混乱的年代。这难道与意识形态变化没有关联吗?这是在毛泽东离去七年以后。毛泽东在解放后七年，率领人民消灭了黄赌毒，经济上大跨步，社会治安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历史就怕对比。改革未必有利于人民，有利于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也许是历史的倒退。改革是人民的愿望，结果未必是人民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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