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难在哪里？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葛江波
原标题：讲真话难在哪里？

　　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实话实说”，举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提倡讲真话，不讲假话。本来这个要求并不高，可是，仔细想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着实不大容易。何以见得?不妨细细说来。
　　比如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做法。就拿考核干部来说吧，如果是考核一个普通干部，那么大家就会无所顾忌地对这个干部的优缺点都做出评价。而要是考核一个单位的主管领导干部，这个单位的人就会异口同声地只讲优点，不提缺点。因为大家早就心知肚明，自己要是提了缺点，肯定要传到这位领导干部的耳中，结果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就是一个“权”字。不涉及到权的时候，人们不惧怕权势的时候，说实话，讲真话并不难。而一旦涉及到权，人们惧怕权势时就不敢说实话讲真话了。所以说，讲真话难，难就难在一个“权”字上。这种情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安徒生的小说《皇帝的新装》中的故事是对此所作的绝妙的讽刺。皇帝被两个骗子骗得没穿衣服，可是大臣们都不敢讲真话，只有不懂事的孩子才讲出真话。设想，如果不是皇帝，而是一个普通人不穿衣服，那些大臣们还能睁着眼睛说假话吗?
　　成语“指鹿为马”说的是在宦官赵高把握权势下，连秦二世都不敢讲真话，别人就更不敢讲真话了。由此可见也不在于是不是皇帝，皇帝没有实权，成了傀儡也照样不敢讲真话。
　　所以“实话实说”节目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什么事情都实话实说的，能够实话实说的也不过是电视台本身所不惧怕的权势范围内的事情罢了。超出了这个范围，也就很难实话实说了。我这么讲是有依据的，因为别说是中央电视台，就是再大一点的机构部门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敢实话实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既使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在国家最高层会议上，代表们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敢实话实说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尽管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提倡要讲真话，可是谁敢批评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毛泽东在位时，人们甚至可以公开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可是谁也不能公开批评毛泽东。邓小平活着时，人们可以公开否定毛泽东的理论，但是对邓小平的理论却不允许有半点怀疑。江泽民如果不是党的总书记，对于他半路出家，由技术工作改为政治工作，所提出的政治理论观点，人们可能不屑一顾。可是他当了总书记，一下子就成了我们党内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惟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当然责任并不一定完全在领导人本身，在领导人身边的那些人责任更大，也更为可怕。
　　这种情况正常吗?显然是不正常的。可是对此谁敢讲真话呢?
　　在我们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在台上时都在讲假话，因为不讲假话就保不了乌纱帽，只有退下来才敢讲点真话。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人因为说假话被批判，被罢官了。那些在“大跃进”时代说假话的人不是照常当官的当官，升官的升官。因为说假话在当权者看来不过是认识问题，目的还是要维护自己。而那些讲真话的人总不免倒霉。因为在当权者看来他们威胁到了自己的权力。彭德怀不就是讲了几句真话被罢了官，赵紫阳不就是说邓小平是我们党的真正的决策人这句众所周知的实话而下台了吗。我们有的理论工作者所提出的理论根本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权力出发，谁在台上，就拥护谁的理论，过去靠吹捧毛泽东的理论，批判邓小平的理论当官;后来又靠批判毛泽东的理论，吹捧邓小平的理论继续当官。现在又靠鼓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保官。因为他们很清楚不这样做自己就要丢了饭碗。所以对他们来说，权力就是真理，谁在台上谁就是真理。
　　我们总是以自己国家的民主为自豪，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一概斥之为虚伪。而资本主义国家有一点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的。那就是对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各报刊媒体可以公开地点名进行批评。在人家看来，这是件很平常的事，很容易做到。而在我们这么民主的国家里别说做到，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做不到这一点，还怎么让人们敢于讲真话呢?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自己公开表态允许在报刊媒体上对自己公开进行批评，那才是真正提倡大家讲真话、讲实话。那才是真正在发扬民主。否则就还是在强迫人们说假话。只有当我们真正看到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报刊媒体上公开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批评时，才是真正做到敢讲真话了。此乃我们党和国家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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