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进法庭，没那么简单

“互联网+”进法庭，没那么简单

据《浙江法制报》报道，浙江永康市检察院，引入全省首套远程庭审指挥系统，“检察官出庭时头上戴着耳麦摄像头”，实时传输庭审现场，“后方”在庭审遇到突发情况可远程指挥、示证，“实现对庭审现场的远程支援”，使得公诉告别了以往法庭上的“单打独斗”。

可穿戴设备进法庭，应该说这是个新东西。看起来技术并不算复杂，于公诉机关而言，从一个或者几个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变成“后方”一屋子的智囊团，当然会有很多便利。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这样一种据称“互联网+”的创新方式，在引入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可能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诉讼双方的权利对等。

耳麦、摄像头、实时传输现场画面，算不得什么新技术，但为什么此前少有诉讼参与主体运用，主要的原因便是法庭秩序的不允许。据最高法《刑诉规则》第249条的要求，诉讼参与人需要遵守的法庭纪律，就包括了“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这里唯一的例外便是“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类似的条款在最高法出台的《法庭规则》中亦有提及，对有违秩序要求的，审判长甚至还可以“没收录音、录像和摄影器材，责令退出法庭或者经院长批准予以罚款、拘留”。未经法庭允许，不准录音录像拍照，也算是国际通行的法庭规则，很多欧美法庭戏中不时会出现用素描记录庭审情况的情节，原因便在于此。

控方在庭审过程中引入拍摄、传输设备，首先面临获得法庭允许的问题，即便获得授权，则可能同样面临辩方权利不对等的疑问。道理很简单，比如近几年被实务界讨论许久的法庭安检程序，诉讼参与各方进入法院是否需要安检，不仅关乎实体权利，更有关程序平等———要么都安检，要么都不，最大争议所在，便是“律师必须安检，检察官却免检”的权利不对等。

刑事诉讼的庭审现场，控辩审三方依法定职权而行事，检察机关依法派员出庭支持公诉，与辩护律师形成法庭对抗，法官居中裁量，依法独立作出专业判断。在这样一个法定的程序之中，控辩双方的法庭对抗，是司法寻求真相的重要环节，而法庭对抗之所以能顺利推进的前提，就是诉讼双方的权利对等。控方有什么权利，辩方对应也有什么权利，这是法庭平衡和对等的需要，也是司法公正的需要。那么问题来了，在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中，既然控方在积极引入“互联网+”的创新方式，让公诉人告别“单兵作战”，基于最起码的程序公平，辩方律师的“互联网+”权利，也应当有对等保障。

刑诉法对诉讼参与各方的出庭人数要求，审判员、辩护律师都有相对明确的人数指引，而对公诉方的出庭人数，目前并无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检方出庭支持公诉的人数，大多也不会超过4人。互联网+技术的引入，事实上可能突破这个人数限制，理论上讲，检察机关后方的指挥室，可以集中大量专家提供支援。庭审不是打群架，人多不一定就占理，但基于具体人数、智力支持等因素的考虑，要么同时限制诉讼参与双方的新技术手段运用，要么同步放开双方的场外支援。否则，庭审的平等性有被打破的危险。

“互联网+”是个好东西，但“互联网+”进法庭，却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