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裴氏“推诚为先”——裴氏家风奥秘揭示

纵观我国历史上的望族，都以各具特色的优秀家风成就着人才，诸如最辉煌的陇西李氏、最显赫的皇族刘氏、乌衣巷豪门谢氏、文才济济的琅琊王氏以及与著名“四大家族”并称的清河崔氏等。但是，与裴氏家族相比，他们亦显赫，但人才延续不如裴“长”——自周秦，至明清，绵延2600年；亦优秀，但人才分布不如裴“广”——史载3000名人，遍及哲学、政治、军事、外交、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亦清正，但道德操守不如裴“廉”——118位宰相和将军，鲜有贪腐。裴氏之所以能够“天下无二”独领风骚，核心就在于对“推诚为先”的理念的践行。

一、“推诚为先”的神奇力量

1.文化渊源

自从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诞生，家风文化也就随之产生。因为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客观唯一的、不可选择的特殊关系。没有比父母子女关系更直接、更可信任的，也没有比父母子女感情更真实、更真诚的。即便是义父母子女的感情也应如此！所以，通常家风是一种真实内在的精神动力，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互诚互信。

2.思想基础

《中庸》指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诚，是自然规律；追求诚，是社会规律。《大学》如是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也就是做人做事都要实事求是，绕道规律就是自欺欺人，将一事无成。《中庸》又指出“诚则明，明则诚”，是说真诚的态度有助于正确地认识事物；正确认识事物有助于坚持获得的真理。既诚又明，就能为人类认识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这几段出自《中庸》的名言，讲述了以诚为本的重要性。真诚是社会与人生的大道，是无法分离的，它既是天道运行的法则，又是人道运行的法则。只有为人真诚才可以说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也才能够得到人生的智慧，从而拥有成功的人生。真诚、诚实、诚信是最根本的道德原则，又是人生成功的根本途径。在现实生活中不可以弄虚作假、偷奸耍滑、阳奉阴违。凡事以真诚相待，也许暂时会有人误会，然而最终还是会得到理解。做人至诚，是最省力气的做法。只要你是发自内心地对人对物，没有杂质，不是表面功夫，外界是可以感受到的，从而反馈给你的就是巨大的思想能量。

3.理论架构

一代伟人毛泽东说：“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因为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决定价值观也包括道德观。很多人把儒家思想的内核称为“仁”，从伦理道德上说，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儒学并不只是伦理道德的学说，它是和宗教、伦理、哲学都可以对话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谈伦理就要讲“仁”；谈哲学，就要讲“诚”了。这个“诚”字，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关于世界观的概念。因为世界观变了，人生观、价值观，包括道德观都会随之而变。裴氏家风正是在“诚”这个儒家世界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之后会发现至诚如神。只有真的诚于己，才有去私欲、存天理、致良知，也才有立志、知行合一这一系列有效的自我循环。《中庸》指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在儒家看来，没有了“诚”，就没有了一切，一切都依“诚”而存在。“诚”就是“真”，是客观实在的属性与规律。说到这里，大家就应明白了，“诚”类于现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足见裴氏“推诚为先”作为世界观的高明之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而且凡思考问题、举手投足，总把实事求是作为世界观放在首要的位置。

4.核心价值

所谓“核心价值”，是在价值群中，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裴氏家风具有多元价值，诸如“重教守训”使得家族成员严守家训、以身示教；“德业并举”，教育子女要做大事，先要做好人，强调做人做事的一致性；“文种勿绝”则激励子女要自强不息、修身不止等。凡此种种各有各的价值，但是在实践中起决定作用还是“推诚为先”，所以说“推诚为先”才具有裴氏家风的核心价值。因为无论自强不息、以身示教，还是做人做事，都离不开“诚”作为支撑，离开诚，几乎一事无成。所以裴氏家风始终以“推诚为先”作为他们的价值取向。

在我国浩瀚如海的家风模式中，裴氏家风依托以上4个因素，聚合成无比强大的能量，创造了“推诚为先”这一见解独到、做法独特的家风文化，这就是裴氏“天下无二”的核心本质。

二、“推诚为先”与传统“八德”

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说明历古于今“八德”始终居于家教中的重要位置。《易传》：“履，德之基也。”“履”，有小心行走之意，含有遵循规律而行的意义。

就像你知道了“天理”，不一定能够“存”在于心里。要想真正提升自身，还需要立志，而立志，就必然要做到知行合一。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点，知道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人为地分裂开来。知和行本是一体，真“知”就自然能真“行”，若有一点偏差，那就不算是真“知”，就算不得“诚”了。根据知行合一的原理，践行“八德”必须建立“推诚为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裴氏代表人物以诚行“八德”的故事不胜枚举。

如裴秀以诚行孝。

裴秀母亲由丫鬟而被纳为妾室，不仅因为貌美如花，而因她心灵手巧，善于烹调。裴秀从小好学，有风度节操，八岁就能写文章。他的叔父裴徽很有名望，经常宾客满门。裴秀十多岁时，有拜访裴徽的人，出来时顺便拜访裴秀，然而裴秀母亲因出身微贱，正妻宣氏经常对她百般刁难，让她做些下人该做的事，给客人端饭上菜。这天裴秀母亲端茶过来，裴秀起身给客人介绍说：“这是我的生身母亲。”客人得知后也都立刻站起来向裴秀母亲施礼。裴秀的母亲说：“我这么微贱，（客人看得起）是因为你们看得起我的儿子啊！”宣氏知道这事后，从此不再这么对待裴秀的母亲。

又如裴子通以诚处悌。

裴子通兄弟8人，五世同堂，全家百余口人同灶同饮、和睦相处。裴子通长期在外做官，告老还乡后进入耄耋之年，仍然与全家百余口同灶共饮，与他健在的兄长出门同乘一辆车，夜寝共睡一张床。为了表彰他们家的孝悌行为，皇帝下诏，把“义门裴氏”的旗子悬挂在他们家的门楣。

再如裴度以诚事忠。

裴度平藩以后，唐王朝出现了中兴局面，天下歌舞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但这时宪宗皇帝沉于花天酒地，不理朝政，不思进取，意志消沉。作为一品大员的裴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上书劝进，却遭奸臣中伤，说他居功傲主，欺君罔上。宪宗也觉得该煞煞裴度的威风，于是多次贬他到远离京城的藩地。裴度虽然屡遭诬陷，但他愈挫愈勇，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天下百姓，坚持与恶势力针锋相对、不懈斗争。旧史赞他：“晋公伐叛，以身犯难；用之则治，舍之则乱。他的盛誉德业，侔于郭汾阳，出入中外，身系国之安危三十年。”

此外还有裴怀古以诚获信、裴頠以诚施礼、裴炎以诚取义、裴侠以诚效廉、裴枢以诚雪耻等。

以上例证足以证明，河东裴氏以“八德”立人生，秉持了一个“诚”字，而正是这个“诚”使“八德”在裴氏家风中居于核心位置而更加熠熠生辉！

三、“推诚为先”与裴氏宰相

家风，是人才的摇篮。而裴氏家风更是宰相之才的摇篮。我国封建社会近2400年，汉人宰相共有1032人，其中裴氏一门就走出了59位，创造了中华人文史上的一大奇观。且看裴氏宰相是如何循天道行人道以利天下的。

诚天道，守“崇有”的为相之道。

裴頠（267—300年），字逸民，河东闻喜人。西晋大臣、哲学家，司空裴秀之子，颇有雅量，见识高远，通古博今。拜侍中、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之职。魏晋之际，玄学之风盛行，玄学家们不务实际，崇尚空谈，主张“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世界虚无论，其政治目的是架空皇帝，瓜分权力。而裴頠为了重整社会风气，义无反顾地提出《崇有论》，对玄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裴頠认为，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离开万有就没有独立自存的道，道和万有的关系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他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贵无”派认为万物背后有“道”、万有背后有“无”的唯心主义观点。同时，他主张，世界万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并不需要有一个虚无的“道”来支持，万有并不以“无”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裴頠深刻阐述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客观性、外部条件的客观性、事物法则的客观性以及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等基本原理。鼓励全社会都要务实劳作，反对坐而论道，有力地抨击了唯心主义的“贵无”论，以“实干兴国”的唯物观极大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诚民心，举德业的为相之义。

裴耀卿，河东裴氏，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拜相，授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后升任侍中。裴耀卿在成为宰相之前，在多地担任地方官。每到一地，裴耀卿都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为百姓谋福利。所以，裴耀卿任满离职时，百姓都舍不得让他离开。裴耀卿成为宰相之后，他力主开发漕运，去除不必要的关卡，为皇粮西运提供了方便，三年之内，积粮达七百万石，成为隋唐漕运史上的最高数字，同时节省运费三十万缗。有人鼓动他以此向皇帝邀赏，他却义正词严地说：“以国财求宠，其可乎？”于是他将所省运费悉数交给国库。公元737年，夷州刺史杨浚因贪污而被告发，按当时的律例来说，杨浚应该被判处死刑。唐玄宗得知后，决定杖责杨浚六十大板，并将他发配到古州。裴耀卿得知轻判后，立即上书，坚决要求秉公执法，按律严办，敦促唐玄宗尊重民意民愿，维护法律尊严。

诚人道，知达变的为相之策。

裴矩，河东闻喜人，隋唐时期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地理学家。为相三朝，他不但以自己出众的智慧、谋略、经验尽显经营国家的才华，而且遵循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执政理念，根据所侍君王对人民的态度，采取不同的为相之策，是一位“尊时守位，知常达变”的贤明能臣。他可以颠覆一个腐朽的王朝，也可以成就一个爱民的政权。

隋文帝杨坚十分注重民生，他统一南北后着重这方面的治理，很多举措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裴矩便以“为政勤奋，日夜操劳，研度经史记略，取其所长，从中问究良策”，躬行宰相之职。他对西域地理山川民族物产人情了然于胸，并付于著作《西域图记》和地图中。裴矩经略西域之功甚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但后来隋炀帝好大喜功，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致使民怨四起，社会动乱。裴矩以他的智慧，竟做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糊涂事”，加重了内乱，加剧了隋王朝的灭亡。

隋炀帝被杀后，裴矩又被李世民重用。唐太宗憎恶官吏受贿，却秘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试验其是否受贿。有一个刑部司门令史接受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裴矩提出：“受贿当死。然而行贿呢？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行为的准则吧！”唐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裴矩当官力争，不看我脸色行事，假如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裴矩为唐太宗出了不少好主意，谏“试赂”仅为其中一例。纵观裴矩一生，同是一个人，为何表现如此不一样？是不是裴矩在品格上有什么大的变化呢？俨然不是，而是他信守着“民为邦国之本”的政治信条。司马光对裴矩曾有评说，“君明则臣直”。裴矩始终坚持辅佐尊天道重民生的圣明之君，极尽抵御逆天道害民意的昏庸帝王。

四、“推诚为先”的哲学思辨

“推诚为先”就是做人诚实，做事守信，这是一切成功的先决条件。

诚信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也是我国传统道德的基础和根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以重承诺、守信义、以诚立业、以信取人，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见利忘义思想充斥着耳目，甚至偶尔会使人觉得不守诚信比守诚信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冲击下，人们往往无法守住传统美德，而被这些消极的思想所迷惑，做出一些违背道德规范、法律法规的事情，令人不齿，令人心寒。面对这一现象，我们必须站在马列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批判式思辨。

首先，诚信的含义反映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原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能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阻碍事物的发展。回顾中国近代史，共产党的真诚为民与国民党的虚假为民形成鲜明对比，在力量极大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诚信、充满欺骗的人如何能真实正确地反映分析客观事物，即使最简单的道理，让这些人说出来也会完全扭曲、变形、颠倒，结果只会害人害己害社会。

其次，诚信体现了事物的联系原理。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联系着，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一个人诚实守信，就能得道多助左右逢源，克服种种困难，由不利变有利，由被动变主动，最后取得成功。否则，只能遭人唾弃、反对，处处碰壁，甚至走向绝境。他们或许也能得逞一时，但决不能得逞一世，最终逃不掉惨败的命运。

再次，诚信与欺骗的并存符合矛盾的观点。我们不可能保留事物矛盾的一方而抹去另一方。所以，诚信存在，与其对立的虚假就肯定存在，我们要能够正视、能够客观地对待。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诚信正义是主要的，一直是人们所赞扬的高尚品德，受到广大人民的推崇。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欺骗之类社会阴暗面的存在，但其充其量只是社会副产品，是支流，丝毫不影响人类高尚的道德情操。我们看问题时，不能因为看到不好的一面就全盘否定，就丢掉了信心，失去了勇气。要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分清主次，明辨是非，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千万不能一叶障目。“诚”作为真理，一直是被称道的，千年裴氏“推诚为先”的家风也将历久弥新，永为世人称道。(裴双喜 王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