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济普救寺由来考

普救寺，在城东六里。唐时名西永清院。五代时汉遣郭威讨李守贞于河中。周岁，城未下。威召院僧问之，对曰：‘将军发善心，城即克矣。’ 威折箭为誓，翌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

——《蒲州府志》卷之三，古迹

普救寺的初创年代，说法不一。据《蒲州府志》的说法，是五代时期，由来还颇具传奇性。郭威，李守贞，历史上也都是实有其人。发誓不滥杀一人，城才攻下，也颇像佛家故事，颇符合“普救众生”的佛家教义。只是这说法没有确证，经不起史藉的推敲。普救寺内有明代碑刻，说普救寺“创自隋唐”，这个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唐代一些佛家著作和诗文书藉，都提到了普救寺。唐代僧人道宣（596－667年），是佛教律宗创始人。他的律学学说，当时风靡了整个佛教界，在佛界有很高的地位。中国僧尼至今仍以道宣律学为行持楷则。他还是一位佛教史学家，文字能力也很强，著作就有220多卷。玄奘（即《西游记》中的唐三藏）取经回来，在大雁塔慈恩寺翻译研究，他是长巡西明寺上座，也参加了玄奘译场，负责译文的文字润色。他有一部著作《续高僧传》，是佛家传记集，其卷二九《兴福篇》第九《蒲州普救寺释道积传》，就是为普救寺的住持道积和尚作的传记。他是同时代人，又长期在终南山修行，终南山距蒲州一山之隔，对普救寺和道积不会是道听途说。玄奘就更有名了，是我国僧俗都知道的大唐圣僧。他长期居住大慈恩寺，唐时人们尊之为“慈恩寺三藏法师”。有一种佛家著作《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简称《三藏法师传》、《慈恩传》，就记载的是三藏法师的生平事迹。其所记唐初以长巡为中心的宗教文化盛况是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这本书中卷六记载，贞观十九年（789年），在玄奘组织的译经人员中，证义大德有“蒲州普救寺沙门钟秦”，撰文大德有“蒲州普救寺沙门神宫”。沙门是佛教名词，是指出家修道的人。这里说到的钟秦、神宫，应该就是普救寺里的两个出家人。他们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字水平，被抽调或是借用到慈恩寺协助工作，一个搞理论研究（证义大德），一个搞文字修撰（撰文大德）。这说明在唐代初期，普救寺已经是有名的寺院了。道宣的著作和《慈恩寺传》都是佛家经典，这里的记载应是确证。
唐代诗文里，关于普救寺的记载就更多了。蒲州本藉诗人杨巨源，还作过蒲州府少尹，就是副长官吧，曾有诗一首，《同赵校书题普救寺》，收在《全唐诗》里：

    东门高处天， 一望几悠然。

    白浪过城下，  青山满寺前。

    尘光分驿道，  岚色到人烟。

    气象须文字，  逢君大雅篇。

蒲州人题咏蒲州名刹，是不会错的。

更不用说元稹的《莺莺传》。“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莺莺张生的故事就发生在普救寺里，普救寺的存在，就不必怀疑。只是元稹说普救寺在城东十余里，不甚准确。是当时的里程与现在不同，还是元稹笔下有误？他是写小说，我们就不胶柱鼓瑟了。

《董西厢》里也有词句说到：“蒲州东十余里，有寺曰‘普救’。自则天崇浮屠教，出内府财敕建”——则天皇帝崇尚佛教，由国库出资钦命修建，够风光体面的，更不必怀疑它的可靠性了。“国家修造了数载余过，其间盖造的非小可。想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普天之下，更没两座。”“若非国力，怎生盖得？”还记下了具体修建时间：“梁文上明写着‘拱垂二年修’”。拱垂是武则天执政的第二个年号，拱垂二年，公元686年。

最可靠的考证还是实地发掘查勘。1984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永济市（县）委政府就提出了“旅游兴县”的发展战略，经过申报、论证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1985年由上级文物、旅游部门同意修复普救寺。当年秋与第二年（1986年）夏，文物部门就进行过两次基址发掘。文物部门工作人员惊喜地也是早有所料地发现，普救寺的确是创建于隋唐甚至更早时期的一座古老的寺院。对寺院原水平面以上的约一米多厚的沉积部分进行清除后，隋唐时期庙宇建筑布局历历在目。

普救寺现存的舍利塔后33米，地表下一米处，发掘人员发现了隋唐时期大雄宝殿遗址。遗址范围内出土了三尊大型石雕佛像。三尊佛像均为站佛，高2.9米，造型优美，宝相端庄，身体健硕，衣物飘逸。雕刻刀工遒劲，流畅细腻，据专家考鉴，当属南北朝后期的艺术风格。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唐代建筑构件和其它文物，有宝装莲石柱础、莲花纹方转、粗绳纹条砖（36×18×5cm）、细绳纹方砖（32×32×5.cm）、兽面纹瓦当、花边莲珠滴水等等。出土的经幢残块，还刻有“咸通十三年三月”字样，更准确无误地证明它们是唐懿宗时代的物件。

在塔前土崖发掘时，发现了一座方形地基，有夯土基础，有砖铺地面。铺地砖为方形，规格为32.3×32.3×3.5cm。经专家认定，这当是寺院的大钟楼遗址，它的布局与建筑规格，都与隋唐时期寺院规制相同。还有出土的附带文物，“开元通宝”，这当然是李隆基时代流通的货币。

塔院西边，在发掘中还发现了一条用立瓦铺成的窄窄的小道。不到二尺宽，两丈多长，保存完好。这是唐代用瓦铺地的方法，这小道就是唐代的遗迹了。想到元稹和他的表妹可能就在这条窄窄的小道上款款走过，真是引人无限感慨，会生出许多美丽的遐想来。

实地发掘查勘和出土文物证明，隋唐时期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南北朝后期，普救寺就是香火繁盛的佛家寺院了。

发掘遗址和大量文物还证明，宋代对普救寺的修葺也是相当隆重的。据《山西古迹志》载，1940年时，普救寺还有一口宋宣和甲辰年间（1124年）铸造的铁钟，重万余斤，高两米多。如此规模，可以想见普救寺在宋代的盛况。

金章宗时期（1190－1201年），董解元写成了《董西厢》。《董西厢》里写到张生游普救寺，看见“祥云笼经阁，瑞蔼罩钟楼。三身殿，琉璃吻，直插青虚；舍利塔，金相轮，直侵碧霄。”这里的三身殿，就是我们出土了三座石雕佛像的大雄宝殿了。三座石雕佛像与三身殿正好吻合。这时候，普救寺还是“普天下佛寺无过”。普救寺发掘过程中，得一金代石碑，刻《普救寺莺莺故居》诗一首，时间为泰和甲子年（1204年）：

    东风门巷日悠哉，翠袂云裾挽不回。

    无据塞鸿沉信息，为谁江燕自归来。

    花飞小院愁红雨，春老西厢锁绿苔。

    我恐返魂窥宋玉，墙头乱眼窃怜才。

诗后有跋：“美色动人者甚多，然身后为名流追咏者鲜矣。昔苏徐州登燕子楼作词以歌盼盼；大定间，蒲卒王公游西厢赋诗以吊莺莺，则莺、盼之名因文而益彰。苏王之风流才翰，有以相继。惜乎，王公真迹为好事者所秘，今三十余载，仆访而得之，又痛其字欲漫灭，故命工勘石，庶永其传，是亦物有时而显者也。”跋为河东令王文蔚所写，是写他的上级的，就有些过誉之词。这位蒲州副职王仲通未见有多少诗文传世，河东令把他与苏轼（苏轼在徐州做过知州，故称苏徐州）并列，也够唐突的。但王仲通这首诗毕竟是金代普救寺的一个物证，而且是写于《董西厢》之前，也是有着一定意义的。

元代时，王实甫写了《西厢记》。从作品具体生动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家对普救寺的熟悉。加上剧中人物的地方口语，我们能够判断王实甫一定来过这里，而且住的时间不会很短。《西厢记》里老夫人许婚又悔婚，红娘十分不满：

“恰才个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若不是一封书将半万贼兵破，俺一家人怎得存活？他不想结姻缘想甚么？到如今难着莫。老夫人谎到天来大；当日成也是恁个母亲，今日败也是恁个萧何。”

唱腔要押韵的，押上一句的韵，这个大不念大，念“妥to”。把大念成“妥”，不是蒲州还会是哪里人呢？王实甫笔下的普救寺，当然就是当时的普救寺。而史藉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普救寺“七间大殿已成，五檐高阁未就”，“舍利塔高耸于云间”。（见《山右石刻丛编》）另有史藉记载，在明代初年，还曾把附近的几个小寺院合并入普救寺。明朝皇帝就是和尚出身，对于佛教庙宇和佛家子弟，想来是会客气和照顾一些。

明嘉靖三十四（乙卯）年（1555年）冬，蒲州一带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人称“天塌蒲州”，地面建筑几乎荡为平地。普救寺内的楼阁庙宇，还有那“离天三尺三”的舍利塔，都成了堆堆瓦砾了。昔日莺莺“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的思春闺怨；昔日张生“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行过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的爱情前奏，都失去了附丽的地方。近千年的风流繁华地，断垣残壁，荒凉破败，一派凄凉景象。流水落花春去也，“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牡丹亭》）  

真正大规模地重建普救寺，是在这次地震九年之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四川铜梁进士张佳胤来蒲州担任知州。当时蒲州黄河泛滥，民生疾苦，市廛凋零，生产也难发展。这位张知州深知“知人知面难知心，知州知县难知村”的道理，就去河边村庄查访。黄河岸边的村民见这官儿虔诚，就给他说了其中道理：——河边村民都是“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的舜帝子民的孓遗，哪有不知道过去未来的？原来这蒲州城比邻黄河，就像河中的一条大船，那缆绳就拴在普救寺的舍利塔上。佛法无边，黄河浪静，蒲州城就少有水害。如今普救寺庙宇倾圮，塔倒屋塌，大船的缆绳无处拴系，岂不受水侵浪颠？张佳胤听了，觉得有些道理。凡事成败，都在民心。民心所系，就是为政着力处。首倡重建普救寺，或者民心尚可收拾？这位张知州是个做事的官儿，就决定广集民力，修寺建塔。他自己首先带头捐出一年的俸禄。当地居民，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连蒲州藉的中央官员如兵部尚书杨博——就是《二进宫》里那位杨侍郎——等人也解囊资助乡梓善事。工程接近完工时候，张佳胤升任河南颍州兵备道，临走的送别宴上，当然是思绪万千，感慨系之，就留诗一首：

    胜地曾为瓦砾场，浮图今放海珠光。

    望分条华东南伏，影接星河上下长。

    莫向空门悲物理，从来吾世有沧桑。

    酣歌且卧芙蓉级，明月相携照十方。

虽是进士出身，张佳胤这首诗写的不算太好。何况在蒲州写诗，他本来就有些惶惑，像关老爷门前耍大刀那样。但他的主政能力却很可称道。他到了河南新的工作岗位，有非凡表现，只是与我们蒲州就无关了。张佳胤的诗还是刻了碑，四百多年过去，这通诗碑如今还矗立在莺莺塔（舍利塔）前。游普救寺的，没有人会不在这诗碑前流连。

只要是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都不会忘记。古今皆然。

公元1985年，永济县委县政府为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决心重修普救寺。蒲剧艺术家王秀兰在全国人大会议递交提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蕴玉奔走呼号，副省长白清才全力支持，著名古建专家、山西省古建研究所所长柴泽民呕心沥血设计赞划，永济市历届党政领导和文化、旅游部门工作人员前仆后继，努力工作，他们的名字本来也应刻成石碑的。不过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说什么功劳大小，流芳永远？不刻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