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兄弟情谊

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兄弟情谊

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官府横征、藩镇割据，民不聊生。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了匡扶大唐社稷，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在王叔文、王伾的支持下，于永贞元年（805）进行了一场气势浩大的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变革运动——史称“永贞革新”运动。由于革新运动触及到了宦官与藩镇的利益，遭到了强烈抵击，100多天后，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亡。刘禹锡、柳宗元被逐出长安，刘禹锡贬任连州刺史（途至荆南时，朝廷又以刺史“不足偿责”为由再贬为朗州司马，没有到达连州任职）。柳宗元则贬任邵州刺史（途中加贬永州司马）。

刘禹锡、柳宗元这两位文学巨匠在后来的二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紧紧地拧在一起。两人在政治上命运是那么地相同，他们同为永贞改革的中坚力量，王叔文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又同时远贬，同时应诏回京，又同时再贬……同升迁，共沦落，命运之神的安排，使这两人成为荣辱与共、患难同当、肝胆相照的铁杆朋友，情谊似酒浓。

刘禹锡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815）春同被召回京城长安。游玄都观时，刘禹锡写了一首题为《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的诗，因这诗“语涉讥讽、执政不悦”，刘禹锡再被贬为播州刺史（后改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也因武元衡等人的仇视，未能起用，被贬任柳州刺史。

得知刘禹锡远谪播州时，柳宗元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柳宗元便要求朝廷让自己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可见，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的确是肝胆相照，亲如兄弟。

自长安南下连州和柳州，刘禹锡与柳宗元结伴而行，一路遍游诸景，诗酒相依。从江陵下长江、入洞庭、逆湘江，至衡阳，柳宗元仍需乘船取道湘江西去柳州，刘禹锡则需策马越五岭南下连州。他们之间的情谊早已亲逾兄弟。衡阳分别，小刘禹锡一岁的柳宗元先作《衡阳分路与梦得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刘禹锡答诗《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柳宗元题赠刘禹锡的诗文达10篇之多，是柳文中题赠最多的。其最具凄凉之意的要算他俩于衡阳分别时的情景。两人依依不舍，但又不能不别，只好题诗相赠，以寄心中情思。柳宗元在离别的船上感慨万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同是天涯沦落人”，此时的刘禹锡，内心也是同样的悲苦，而在其酬《答》中却是对柳宗元进行劝解与宽慰：“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这何尝不是血的文字？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只能凭窗遥望，以书信往来聊寄相思。

刘禹锡与柳宗元同登贞元九年三十二名进士及第榜，两人因同道而相识，由相识而相知，由相知而成莫逆之交，一往情深。刘、柳被放逐后，虽不能见面，但仍保持书信往来，互相讨论诗文创作和书法艺术。柳宗元书法精湛，他写的章草“为时所宝”，曾为刘禹锡写过张衡的《西京赋》，还特地送上砚台，并附诗一首：“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晋代的卫瓘和索靖都擅长草书，时人称为“二妙”。而刘禹锡在《答后篇》诗中说：“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元常就是三国时的大书法家钟繇，与晋朝的王羲之并称钟王。刘禹锡以钟繇比柳宗元，以王羲之比自己，其意是希望能急起直追钟王二先贤，成为当代大书法家。后来刘禹锡的书法大有长进，与柳宗元的鞭策与鼓励密不可分。

在柳州，柳宗元决心利用刺史的权力，继续实行改革，为当地民众做些好事。他废除“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效婢的人，都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饮水问题……而连州的刘禹锡也懂得，要振兴连州这个边远之地，必须开展文化教育，启蒙州民心智。为此，他登台讲学，栽培州人。在刘禹锡的精心培育下，元和十二、三年间，连州出了第一个进士刘景。连州出现“罕罹呕泄之患”的疫情，他急群众所急，千方百计寻找药方治疗患者。刘禹锡还请来茶师，把清热润肺的藤婆茶制成茶饼，发放给百姓服用。经历了这次疫情，刘禹锡加强了对医药的研究，他把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方剂，撰写成了医书《传信方》两卷，供人们治疗疾病参考使用。《传信方》两卷不仅在连州流传开来，而且还传遍南粤大地，以至大江两岸，还传到日本、朝鲜等地。如日本的《医心方》、朝鲜的《东医宝鉴》等都收录了《传信方》中许多行之有效方剂。刘禹锡编撰医书，燃起了连州的医学之光。

刘禹锡重新修缮海阳湖，建亭立榭，使到海阳湖成为连州最大的风景区和岭南园林艺术的典范，吸引了广州、韶州的行政官员和文人骚客到连州游览；刘禹锡还把中原的农耕技术带到连州（进而在岭南推广），教州民用先进的方法吸水灌溉农田，垦复梯田，发展农业生产，改善连州人民的生活。刘禹锡践行了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中的心愿：整肃官场，做到“功利存乎人民”。他“功利存乎人民”的为政观，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元和十四年（819），遗响千古的大文豪柳宗元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年仅47岁。病重之际，他料想到自己难以完成整理书稿的任务，就写信给刘禹锡，说“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当时，刘禹锡年近九十的母亲刚刚去世，他护送母亲灵柩路过衡阳，接到柳宗元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伤心欲绝，泣不成声。刘禹锡一边立即派人前去料理柳宗元的后事，一边含泪给韩愈写信，希望能为好兄弟柳宗元撰写墓志铭。然后，刘禹锡写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祭柳员外文》等诗文寄托对柳宗元的哀思，并收养柳宗元的一个儿子，视如己出。后又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编成《河东先生集》并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两人的友情亦为文坛所感动。没有刘禹锡的艰苦努力与多方筹措，柳宗元的文集就难以刊行于世。像《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这样的精彩美文，也许只能犹如流星划过历史的夜空瞬间燃尽，无法成为今天莘莘学子互相吟咏的文学范本。

刘禹锡与柳宗元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情趣、共同的遭遇，使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不仅在顺境时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在沦落天涯、生死未卜的逆境当中，非但无损他们的情谊，反而让他们的情谊更加牢固。这种兄弟般的友情，犹如夜空中的皓月，千百年来，一直照亮着中国文坛与政坛的天空，洒下一片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