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尽孝不分家

古人尽孝不分家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孝文化也一直是古代传统道德的核心，在这一传统文化氛围之下，古代也衍生出了许多独特的养老方式，其中影响深远的一个，便是家族合居。

家族合居这一现象，与古代的经济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古人生产劳作全靠人力，效率比较低，富贵人家倒还好，一般平民如果是单门独户、人丁寡少，很容易陷入饥馑穷困。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朝廷开始提倡家族合居这一方式。晋朝特别提倡孝道。而家族合居以尊奉老人，也就是在晋朝以后得到加强。南北朝时期，北魏时河北博陵李氏，一门七世同居不分家，一大家子有二十二个房头，合计一百九十八口，在当时蔚为奇观，以至于朝廷专门在李家挂了旌表孝行的诏令。

不过，“大家族”的产生，除了朝廷引导之外，还有实打实的经济考量。魏晋南北朝时征税靠编户齐民制度，也就是说，户籍上有名才会征税，否则便可逃避赋税。数世同居、动辄几十房、几百口人，隐藏户口有一定便利，民间老百姓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大家族”生活。

宋朝对家族合居尤为重视，自太祖赵匡胤时代就屡屡颁诏，对合族居住、孝老养亲作出重点强调。后来宋朝历代皇帝也都延续这一精神，逐渐在礼仪和法律上形成明确规定。

对于累世合居之家，宋朝或是像前朝一样张挂表彰诏令，或是授予实物、官爵的奖励。在朝廷的刻意引导之下，宋朝社会家族合居之风尤其盛行，七世乃至八世同居，都是屡见不鲜。据《宋史·孝义传》载，宋太宗时代，江州德化人许祚八世同居，人丁非常兴旺，合家老幼多达七百八十一口，这已经是一个小村落的规模了。由于许家人实在太多，不好经营维持，江州向朝廷反映了情况，宋太宗下令，每年可以赐给他家米一千斛。越州会稽郡人裘承询家族，居然达到了惊人的十九世同居！

为了保证推行合居养老，朝廷不光鼓励，还在法律上予以政策性引导。我们还以宋代为例。宋代出台了一项同居共财制度。内容主要是：家族的财产，统一由户主支配，子孙不能私藏。这个制度的精神可以远远追溯到《礼记·曲礼》记载的：“父母存……不有私财。”

北宋哲宗时，宰相章惇在其父亲病重未死之时，命令儿子另立户籍，置买产业。这一行为被朝中官员弹劾，说章惇父亲还在，他却擅自代替父亲做主让儿子拆户买田，不仅是极大的不孝，更是触犯了朝廷同居共财的法律。章惇虽然贵为宰相，却也顶不住这样的道德攻击，结果被降官一级。

当然，合居不分家，往往会产生一些尴尬乃至烦恼。

首先，称谓就会带来麻烦。我们现在的亲缘关系称谓中，以同姓兄弟为例，有亲、堂、族之分，亲兄弟就不多说了，堂兄、堂弟是指一个祖父下的兄弟，而族兄弟则是指更远一层甚至几层的同姓兄弟。但古代则不一样，由于大家族往往不分家，同姓兄弟即使到了四世、五世，甚至出了五服，仍然统一排行辈，兄弟辈往往能达到十几位甚至几十位。比如唐朝白居易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诗名为《问刘十九》，而这位姓刘的朋友之所以被称为“十九”，就是大家族排辈份排出来的。

家族子弟过多，对老人来说也是“幸福的烦恼”。北朝时有一位叫李迁哲的人，家里有钱，纳了一百多个妾，生了69个儿女，后来儿子又生孙子，一大家子好几百口住在一起。李迁哲的天伦之乐却非常人能比。只是李迁哲后来年纪大了，上百个儿孙根本记不过来，有时候逢年过节子孙参见，经常叫错人。后来李迁哲便想了个办法，把儿孙们做了个花名单，点着名一个个过。

大家族合居，还有很多捱不过去的矛盾。如上文所说的那位宋朝的裘承询家族，《宋史》记载他家“十九世不异爨[cuàn]”，意思是家人太多，却还要集中开饭，东房长西房短，锅碗瓢勺难免磕磕碰碰。当然这还只是个简单的喻指，各房或许也能自己开开小灶，但十九世之家要实行同居共财，肯定会引发财产分配上的矛盾。如经典电视剧《大宅门》演绎的，白文氏临终前嘱咐白景琦千万不能分家，但经过几十年变迁，各房头矛盾越来越大，白景琦自然而然地就把大家族分开了。

异世而同符，古人的生活规律与近世并没有太大差别，所以后来随着宋朝南迁、衰亡，缺少了朝廷的政策支持，这种几百口人聚居的不合理生活方式，很快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