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洪水预警机制

古代的洪水预警机制

汛情，是汛期洪水自始涨到回落期间的情况统计，向上级反映汛情，古人称为“汛情奏报”，也称“报汛”，至迟在先秦时，已形成了“报汛制度”。1975年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发现的《秦律十八种·田律》中，记载有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此后，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比如东汉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水患多发时期之一。朝廷规定，在整个汛期，地方主政官员、主管官员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报汛。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府州长官，须兼任本地的“河堤使”，责任到人，对水位涨落随时上报。金元时期，北方水灾多发。金泰和二年（1202），金章宗完颜璟主持修订的《泰和律令》颁行，其中的《河防令》规定，每年阴历六月一日至八月终，为大江大河“涨水月”，沿河各州县官员必须轮流守防，参加并指挥汛期河务事宜，随时奏报水情、险情。明清时，报汛制度已十分完备。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1659~1677），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

但是，古代黄河仍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各县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都会自觉避让。

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羊报”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九死一生。

元代时，朝廷还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原来，我国元代官方很重视发挥狗的作用，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