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不言贫官之德

清贫，不仅是做人的一种方式，更是做人的一种境界。清贫二字，关键在清。惟有心清如水，意淡如云，才能在贪和廉之间做出正确选择，珍惜生命中那份纯朴的本色，这既是做人之要，也是做官之德。廉，立国之要；清，为政之根。仰望中华民族的历史星空，廉不言贫、勤不言苦的清官良吏群星璀璨。近读《国语·晋语》，其中有个“叔向贺贫”的故事发人深思。

春秋时期，晋国有位名叫叔向的大夫，他以正直和才识见称于世。有一天，叔向去见韩宣子，韩宣子正为自己贫困而忧愁，叔向反而祝贺他。韩宣子说：“我韩起（韩宣子名起）只有正卿的虚名，却没有正卿的财产，无法和卿大夫们交际往来，我正因此发愁，而你却祝贺我，这是什么缘故呢？”

于是，叔向便向韩宣子列举了栾武子和郤昭子的例子，说道：“从前栾武子没有百顷的田产，家里置备不齐祭祀的礼器，可是他弘扬美德，遵循法制，使名声传播到各诸侯国，诸侯亲近他，戎、狄也归附他，依靠这点治理好了晋国，执行法令没有弊病，所以避免了灾难。那位郤昭子，他的财富抵得上晋国王室的一半，他的家族在三军将帅中占了一半，依仗着财富和国君的宠荣，他在晋国骄横跋扈。可结果他自己被杀，他的宗族也在绛城被灭绝，没有谁同情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德行啊。如今你像栾武子那样清贫，我认为你能建立栾武子那样的德业，所以向你道贺。如果你不去忧虑自己不能立德，只为财物不足而发愁，我恐怕吊唁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呢？”

韩宣子听了叔向的话，下拜叩头说：“感谢您的教导。”

叔向的“人应忧德之不建，不应忧货之不足”，反映了一位贤者的智慧，他的“可贺”与“可忧”，确如孔子所说的，具有古人耿直的遗风。其实，人生在世，应该持守一颗“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平常心，思想上的安贫固穷，德行上的清正如水，操守上的知止有定，任何时候都不能更易。特别是从政之人，既然头戴官帽，就应该知道责任的分量，岂能又想钱鼓腰包。只有清白当官，干净做事，才能真正体现人生的价值。

中国古代历史上，夙夜在公、廉不言贫的清官屡见不鲜：春秋时的孙叔敖虽贵为楚国令尹，功勋卓著，但一生清廉简朴，多次坚辞楚王赏赐，家无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他去世后，儿子穷困仍靠打柴度日。

东汉的孔奋清节自守，曾在富裕之县姑臧任职四年，“躬率妻子，同甘菜茹”，财产一点也没有增加，被人讥为“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他离任时没有资财，单车上路，被百姓“追送数百里”。

东晋的吴隐之亦身居高位，但所得俸禄赏赐全都分给亲戚族人，妻子儿女不沾寸禄，家境贫寒如同穷苦百姓。

古有名言：“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一个人如果能像古代先贤这样将甘守清贫的意识自觉付诸行动，那么物质和精神就在自己的心中实现了协调统一，就能够思想充实而健康，心灵开放而自由，在简朴的生活中获得真真切切的幸福感觉。

要真正做到臣心如水，廉不言贫，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自己志存高远，立德力行，又要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唐代的崔玄暐能够做到为官清正，就与母亲卢氏的谆谆家教密切相关。据《旧唐书·崔玄暐传》记载，崔玄暐年轻时颇有学问操行，初入仕途时，母亲卢氏曾告诫他：“我听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说：儿子做官，有人来说他贫困不能生存，这是好消息。如果听说他财物充足，穿轻裘骑肥马，这是坏消息。我常常敬重这话，认为是正确的议论。我常看见表亲中做官的，把许多钱物交给父母，父母只知道喜悦，始终不问这些钱物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如果确实是俸禄的节余，倒也是件好事。如果是用不合理的手段得到的，这与盗贼又有什么区别呢？自己能不问心有愧吗？孟母不接受像鱼鲊这样小的馈赠，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你今天坐吃俸禄，得到的荣幸已经很多，如果不能忠诚清廉，怎能在世上站得住脚？孔子说即使每天宰杀三牲来奉养父母，仍然是不孝顺的；又说父母只为儿女的过失担忧。你要特别注意修身洁己，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母亲卢氏这番“宁公而贫，不私而富”的教诲，使崔玄暐从为官之初就懂得了“富于钱财不如富于节操，官位之高不如品德之高”的道理。

做官与发财，自古两条道。明代名臣杨继盛为此曾有感而发，诗曰：“饮酒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即青天。男儿欲画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其实，人世间，做人也好，做官也罢，最宝贵的资源，无关金钱与地位，而是冰壶玉尺的人格、浩然一身的正气，这不经过自己毕生的苦心修炼，能够真正地具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