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英：舅父原群收

舅父原群收

□刘先英

我的舅父原群收，家乡是河津吕梁山下的固镇村。1938年,舅父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排行老四，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在他四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就已经驻扎在固镇村了。

日本侵略者无恶不作，更是杀人如草芥。为了躲开日本兵，外祖父带着一家人住在村东一个叫东沟的自然村。一天，有人发现日本兵朝东沟方向扫荡过来。外公外婆急忙抱、携、拉地带着孩子们躲起来，清点时发现舅父没有跟上。尽管他们心急如焚，但只能静心祈祷。那年舅父刚满四岁，活泼可爱，被一个叫路马的日本小队长抱走后，每天喂吃、喂喝。平日里这个路马骑着日本的大洋马，总爱把舅父放在他的马鞍前。每当路马发怒，动刀、动枪伤害村民时，四岁的舅父就大哭大叫，闹得路马无从下手、停止作恶，就这样救了固镇好多平民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当时生活不很富裕，但舅父和多数少年儿童一样有了上学的机会。饱受苦难，使得舅父在求学路上，紧抓机会、刻苦认真、积极向上。1956年，他考入太原二二技工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太原江阳化工厂，一干就是11个年头。无论是操作技术还是政治理论，无论是车间管理还是技术比武，他都样样在行，获得了七级车工的技术职称，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66年，根据国家国防建设的需要，江阳化工厂50名骨干力量前往上海。他服从大局，既发挥技术骨干特长，又担负起“兵工器械”的车间保密职责，数年如一日，工作任劳任怨。在处理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上，他的原则是：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1980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他调到上海市委党校任行政处长、上海市经济管理学院干部处处长。职务变了、工作环境变了，但他作为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工作出色，综合素质过硬，受到学院多次表彰奖励。有一次学院给他奖了4500元，却被他委婉拒绝。学院院长又亲自给他送来，他却说：“党给我的工资够我花了，多余的不要。”我的舅父一直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定不移的毅力，不贪不占的精神，为党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舅父今年82岁，精神矍铄，眼不花、耳不聋，心胸开阔，看得远、放得下。退休后，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锻炼，步行十多公里，之后就在家看书读报，剪贴文章，良好的习惯多年来雷打不动。他心系故乡，最近几年两次回老家，把他存储的几十部经典书籍和剪贴的十几本报刊摘要扛回来，让老家的孩子们读书学习用。他说：“经常锻炼身不老，每天学习心不老，少生毛病容颜好。不得病，一是给国家节约医药费，二是不给孩子们找麻烦，三是自身不受罪。”

舅父重教一生，成就显赫。他的儿子在上海工作，是位正处级干部，女儿是上海一位中学教师，他们家四名党员。六年前，他供老家侄孙子侄孙女三个研究生毕业。每隔几年，他便带着舅妈回到老家看一看，亲眼目睹曾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固镇村，在党的政策照耀下，如今形成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他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