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都安邑辨 （上）

禹都安邑辨 （上）

□乔兆坤

古史中由于普遍存在“族迁名随”和争“名人户口”的现象，所以随之便产生了许多“同名异地”与“一地多名”的现象。这就使得古代地名乃至历史真相蒙上了层层迷雾而真伪难辨。例如古都安邑，千百年来一直是“南北”大战，争讼不息。但只要坚持原生材料校正法（徐旭生法）和五科综合探究法（孟世凯法），就会得出“（盐湖）安邑旧为尧舜都，后为夏禹都”及其“上下几千年，一地十七名”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

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魏书·礼志》说：“（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始由官方祭祀尧于平阳，舜于河东，禹于安邑。”唐初孔颖达作《五经疏义》引皇甫云：“安邑县见有鸣条陌，昆吾亭。”（见《后汉书·郡国志》）《唐六典》据此亦云：“凡三年一享帝喾氏于顿丘；享唐尧于平阳，而稷、禼（通契）配焉；享虞舜于河东，咎繇（即皋陶）配焉；享夏禹于安邑,伯益配焉……皆以仲春之月。”此后历代不绝。尧舜禹都，尤其是禹都安邑，历来多有争议：或（北凉阚因、北魏郦道元等）曰夏县禹王城，或（左丘明、杜预、皇甫谧、孔颖达、杜佑、乐史、顾祖禹等）曰盐湖鸣条邑。前者每言安邑，必加“（夏县禹王城）”以注释，诚为画蛇添足，殊难使人信服。现举十五例以求明辨。

探究禹都安邑遵循的根本原则

徐旭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教育家。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我国古史传说研究以及夏文化的探索，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徐先生指出：判断传说材料的价值要解决一个先决问题，那就是它的本质与来源。他把传说材料区分为“原生的”和“再生的”两类。所谓“原生的”就是指包括一切见于早期记载的传闻异说；“再生的”就是见于后期所记载的假的、伪托的、孳生的传说故事，其中也有的包括“原生的”成分，这种传说大都发生在东汉以后。徐先生按照材料的真实度及其写定年代的先后，将历代文献所载传说划分为三个等次：第一等包括商周到战国前期的著作，如甲骨文、金文、《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等；第二等包括战国后期到西汉末年的作品，如先秦诸子、《逸周书》《山海经》《战国策》《史记》《淮南子》等；最后一等就是东汉以后的作品，如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郦道元的《水经注》等书中保存的一部分古代原始的民间传说，这部分材料可补前人著述的不足，以作参考。对皇甫谧的评价，徐先生说他是“考求宏博，缺乏史识。”意思是收集材料很广泛，但缺乏卓越的见识和正确的判断。上述有关尧舜禹都的史料，已非一二等材料，何况解释这些材料的“正义”“集解”，“注疏”和地方《史》《志》之类的近世说法，其真实性更应受到质疑。例如尧都，《通典》云：“尧旧都在蒲”。《十三州记》说，蒲坂尧都。考古界大多认为在陶寺遗址，而《魏书》以后则多以临汾为是，殊不知三地相距竟达数十或数百公里！又何况后人因争“名人户口”往往祭非所都。例如万荣的后土祠，汉武帝以前历代帝王大多祀于泰山下之梁父，汉武帝以后移祀汾阴脽上，明成祖以后，又移祀北京社稷坛。历代“三官（尧、舜、禹）庙”和关帝庙遍布中华城乡，总不能说他们所祭皆“都”吧？因此，对于远古帝王都邑，必须持慎审态度，须经一二等史料等手段严密论证，兼以考古发掘来认定，切不可轻信盲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孟世凯先生在《<尧舜传>序》中说：“上古氏族、部落流动性（近年有称漂移性）很大，一个大氏族、部落因争斗、兼并、融合、分化等，会常向各地迁移。”他又说：“西汉以后逐渐兴起编纂地方史、志，各地史家根据所见的传说资料，将上古的名人和名事尽可能纳入其中；历代地方官员又给其中的上古帝王、将相、著名人物，修建一些祠、庙、堂、馆、陵墓等，做为对祖先的纪念,并于每年举行春秋祭祀，民间又以生日或忌日办庙会举行祭祀。这样引起朝廷的重视，以达到提高府、州、县、乡的地位和知名度。”这些论述，又一次动摇了《十三州记》《水经注·涑水》《蒲州府志》《夏县志》等书关于夏禹常都为夏县禹王城的陋说（其书仅以该地的禹庙、青台遗迹及民间传说为根据）。在同一篇文章中孟先生主张：“现在研究上古历史文化（应该）是：古文献、古文字、考古、社会学和相关的自然科学相结合作综合探讨。”这是我们探究禹都安邑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

舜都蒲坂在安邑镇

《书·尧典》说“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意思是在正月初一日，（舜）在尧的太祖庙接受尧的禅让。古文尚书《大禹谟》说：“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舜）之初。”“神宗”即“文祖”，意思是正月初一黎明，禹根据上天的使命，在尧太祖庙接受舜帝的禅让，率领百官就像舜帝当初受尧的禅位一样。这就是说，《尚书》记载的尧舜禹禅让帝位都是在尧的太祖庙进行的，即三位帝王的登基大典是在同一都邑举行的。难怪徐旭生先生要说“平阳、晋阳本为一地”了。我认为，徐先生所说的“平阳、晋阳”，非《魏书·礼制》及其后人所指的“平阳”。前者是指尧舜禹时代冯（与“平”声近，与“鬷”zōng合韵，三字通假）川之阳或晋水之阳，为三圣王之都；后者则是指春秋时晋国大夫羊舌氏采邑，（即今临汾市汾河西岸金殿村一带）。造成古今同名异地的原因，正是部落流动性或漂移性所致，也就是所谓的“族迁名随”的现象。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忽而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即晋阳）”，忽而又说：“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徒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前面刚说平阳晋阳为 “一地”，后面又言平阳、唐邑、晋阳为“三地”，首鼠两端，不敢肯定。其实，若以“冯、平、鬷”通假和漂移说来解释，皇甫谧两个貌似矛盾的传说材料，也都能基本成立，可惜他未能明白这一点。《帝王世纪》还说：“禹或营安邑，即虞夏之两都也。”《读史方舆纪要》：“《禹贡》冀州也，即尧舜之都，所谓平阳也。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地。”

舜都蒲坂与尧都平阳情况相仿。虞坂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因千里马负盐车上虞坂遇伯乐而闻名于世。中条山又名历山、薄山、蒲山、虞山……凡十一名，故虞坂自然也就与蒲坂转注相通。所谓秦始皇因在蒲津登坡上岸而改蒲为蒲坂的说法，与蒲坂因虞坂而得名相比较，蒲坂永济说明显要逊色多了。《墨子·尚贤》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服（fú）是轻唇音,古人读为重唇音蒲（pú）。服泽即蒲泽，当即蒲坂之泽。蒲泽之阳即盐泽北岸，正与安邑地望契合。又《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曰：“舜听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谐，乃立禹为司空。……禹亲执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二十四之阻，于是乎夹（陕）州、徐州可处也。”所谓明都当指舜都蒲坂，而明都之泽，即蒲坂之泽，也就是《墨子》所说的蒲泽，《山海经》所说的“盐贩（坂）之泽”。《山海经·海内经》说：“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这盐长国鸟氏分明是指鸟图腾的虞舜部落，清楚说明他们就在盐池之滨。《晋地理志》及《太康地记》均云：“虞舜旧都安邑及鸣条地带。”《帝王世纪》及《通典》又均云：“安邑为尧舜旧都，后为夏禹都。”《山西通志》云：“条即鸣条，在安邑境。古条为邑名，是可谓安邑一异称。”隋唐时（南）安邑（今盐湖区安邑镇）改名为虞州、虞邑，“虞”为舜部族之号，“州”为“聚集”之意。邑，《说文》释为“国也”，故“虞州，虞邑”者，即有虞氏聚族而居的国都也。《环宇记》以为“舜嫔于虞”之“虞”“在安邑”，故“虞州”“虞邑”之名固有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