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林：我亲历的旧社会与新中国

我亲历的旧社会与新中国

□张旭林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年。生活在伟大祖国幸福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在新、旧两个社会生活中的亲身经历。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我是个10岁零八个月的少年，也就是说我在旧社会生活了十余年。在此之前的1945年，侵占我家乡的日寇投降，被久久封锁，横隔在晋、陕两省之间的黄河可以通船了。多年流落在陕西谋生的伯父回到晋南家乡探亲，临走时把我带到宝鸡读书。

旧社会的宝鸡，是陕西省一个较大的县城。以横贯县城的铁路为界，在名为“铁道坡”的上边是县城的主体，驻扎着政府各部门的机关单位，以及县立中、小学，影剧院、珠宝、绸缎、京货等大商店，多为有权、有钱人的所在。“铁道坡”的下边，因距渭河不远，被叫做“河滩”。多为劳苦大众、三教九流生活的地方。诸如摆小货摊的、开小饭店的、拉洋车的、说评书的、算卦的、耍把戏的、卖艺的等等，类似旧社会北京的“天桥”。

伯父原是铁路工人，后来在“河滩”开了个小竹器铺，以手工操作、出售竹编品度日。这里根本没有正规学校，我只能在一位留长须、穿长袍的老先生办的私塾读书。除了学语文、写毛笔字，还学一些《百家姓》《三字经》等。我每天背着书包，穿过人声嘈杂的街市和狭窄、肮脏的小巷去上学。由于贫穷，只能带着凉馍，在路边小铺花几分钱买来辣子酱，在课间蘸着吃。

穷日子尚且能熬，而社会的混乱和罪恶，却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我常常看到，从前线退回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在街上横行霸道。随便在商店、饭馆乱拿、乱吃不给钱，店主若索要，就吼道：“老子在前方卖命，拿点吃点还要什么钱！”骂着骂着就拳打脚踢。有的伤兵也很可怜，寒风呼啸的大冬天，病卧在街边墙角，呻吟不止，当时的政府无人理睬，直至冻饿而死。

在我上学的路上，经过一个悬挂着“XX里”招牌的巷道。一个个小门边，常常站着一些脸上擦颜抹粉、身穿艳丽旗袍的女人，迎候着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流里流气的人，幼稚的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后来才听大人说那是坏人逛窑子的地方……

有一天夜晚，我在睡梦中被一阵阵枪弹声惊醒，伯父说是几部分官兵们为争女人打起来了。

官兵们除了在妓院打斗，在剧院里也常常闹事。有一次伯父买下站票，把我架在肩头正专注地看戏，突然发现坐在剧场中间八仙桌旁的官员们吵了起来。险情将临，伯父急忙背着我就跑，刚出剧院，身后的枪声就响了起来。

因“河滩”的地势低凹，加之穷苦人的住房都很简陋，一次连降暴雨，便房倒屋塌。而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员们都毫不过问，遭灾的百姓只得流离失所、四处逃命……

临近解放之时，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崩溃。尽管钞票的名称一换再换，仍是一再贬值，提上一袋子所谓“金圆券”，买不下一袋面粉……老百姓纷纷谩骂：“这样的社会让人怎么活？早该推翻的！”

那个时候，年幼的我虽然看不透旧社会的本质，但因爱听艺人说书，从《包公案》《三侠剑》《小八义》《水浒传》中，也知道了世世代代人间有诸多不平等之事。

我喜欢清官惩治污吏、剑侠狠除恶徒、民众起义推翻朝廷等英雄壮举。对照当时的社会种种丑恶现象，也感到十分黑暗而愤愤不平。

忽然有一天，在渭河那边以及县城周围，激烈的枪炮声响了好些时候。待战火停息，开门一看，解放军的队伍已在街上行走。我大胆地跟随其后，看到有的战士在街头，向民众宣讲共产党的政策；有的战士在墙上刷写“为人民服务”的标语；还有的战士在马路上清理战后的杂乱遗迹。

新中国成立后的县城秩序井然，商店开业，学生上课，我由私塾转入城内正规的“工合小学”。有几位解放军女战士来到学校教我们唱歌，一时《解放区的天》《你是灯塔》《解放军进行曲》等嘹亮的歌声，响遍学校内外。解放军的官兵，对老百姓是那样和蔼、热情，实在是可亲可爱。

1950年，我由陕西返回晋南家乡，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从高小到中学，到大学，茁壮成长；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到共产党员，一直到成为国家干部，一路红旗伴行。我深切地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会有幸福的今天。

此文仅是我个人的经历，相信每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都会有更多的、深切的感受。

新中国成立的70周年间，虽然也有风雨坎坷、岁月峥嵘，但我党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砥砺前行，取得节节胜利和辉煌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40年更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如今，老百姓过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安定、最和谐、最温馨的好日子。

为了实现更高的强国富民的伟大目标，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举国上下正团结一致地努力奋斗。

美好的“中国梦”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