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学识更要考人品

关于古代科举，较为人熟知的场景之一大抵当属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的“喜极而疯”。对比范进中举前的穷酸可怜和中举后的疯狂滑稽，不难透视出古代读书人对科举及第的渴求。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元代高明《琵琶记》中的这句话，更从侧面映照出科举对于古代读书人的巨大影响。

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也是古代读书人步入仕途前必须通过的第一道“门槛”。古代读书人多数是抱着仕途情怀，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然而，若想“学而优则仕”，就得先过科举考试这一关。不难想象，有多少人为此寒窗苦读、穷经皓首。

然而，与大多数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考生不同，有人想通过“终南捷径”求取功名，甚至对科举考试动起了“歪脑筋”。从隋唐到明清的科举考试过程中，各种奇葩舞弊方式轮番上演：有买通监考人员延长考试时间的“继烛”，有提前得知考试内容的“探题”，也有代人应试的“枪替”……凡此种种，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捷径背后往往就是深渊。原本以公平取士为目的的科举考试，在遭受舞弊者的破坏后，不仅失去应有的公平公正，无法充分发挥选拔人才的作用，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人才储备以及人才质量。故而，舞弊者一旦被识破，就要为之付出沉重代价，即使能靠着一时投机取巧蒙混过关，也会为个人的未来发展埋下祸根。

历史上，科举舞弊与防范舞弊也总是相伴相生。没有一成不变的舞弊手段，也没有一劳永逸的防范举措，二者始终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进程中博弈，在破坏规矩和维护秩序间斗争，上演“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博弈。防范舞弊的方式在历朝历代也是大致相同：有的严把考场、不准任何人随意出入；有的严格审查考生资格、防范冒名顶替现象发生；有的请专人负责考试的各个环节，甚至一名考生就由一人监考；还有的设立搜检之法、对生活用品和考试用具等严格检查……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观察科举舞弊与防范舞弊的互动消长，有助于从历史镜鉴中反观体察读书人应有的作为与德行。如今虽然已经废除科举，但考试制度仍在，每个读书人都会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时候，如何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为功名所累、不被外力裹挟，值得今人深思。

《世说新语》中“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观点，或许能够启发一二。东晋桓温少时与殷浩齐名，有比高低之心。桓曾问殷：“你比我怎样？”殷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在某种程度上说，“宁作我”是一种任由外界纷扰我自岿然不动的境界。一朝金榜题名，可能换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锦绣前程，也可能改变寒门小户的穷途窘境。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坚守“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秉持读书人应有的勤勉和正直，更是“试金石”。

“有才无德，小人也；有德无才，君子也；然德才皆具者，圣人也。”考试，对于不同时代的读书人来说，都是既考察知识也考验德行。拥有“宁作我”的坚守，才能在纷乱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坐标与方向，将所学知识用于“济苍生”“安社稷”，扛起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如此看来，考试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读书人“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的德行考问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