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物泰斗”崔斗辰

□王雪樵

山西是全国著名的文物大省，文物界素有“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之说。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共有4296处，山西省就有452处，占总数十分之一还多，在三十几个省（市、区）中位居第一。其中，仅运城市就拥有国保文物单位96处，位居全国地市排名之冠。山西文物多那是老先人留下的，而文保成绩的取得，则是与党的正确的文保政策指引和文保战线人员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保护工作一直走在各省（市、区）的前头，起着示范引领作用。谈起这方面的成绩，我们不能不说说一位老革命、老共产党员，也是文物工作领导人崔斗辰先生的贡献。

一

崔斗辰（1893—1962），字盈科，运城市闻喜县陈家庄人，自幼家贫，读书刻苦，1913年于运城省立二中毕业后，在运城、闻喜等地中小学任教，并从事语言历史文化研究，曾在《北大国学周刊》《广州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周刊》《北方快览》发表文章。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民族革命和民主政治斗争，同嘉寄尘（康杰）、张吉臣一道，被誉为“河东三臣（辰、尘）”。

1927年，他参加北伐军，1934年在运城创办菁华中学，掩护党的地下组织活动。1937年，他参加牺盟会决死三纵队，曾任浮山县长，1938年任抗日民族革命大学教员，1939年奔赴延安，后回到晋冀鲁豫边区，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教育厅副厅长，1946年任太行行署教育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省文史馆馆长，兼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

崔斗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物战线一面旗帜，人们称赞他为山西的“文物泰斗”，名不虚传，当之无愧。

1952年，是他率先在运城、临汾两专区试点，带头搞文物普查，并先后在国家《文物》杂志发表《临汾、运城两专署七县的文物勘察》《洪、赵、霍三县文物勘察记》《山西省文物古迹工作总结》等文章，带动了全国文物普查和保护工作。

在一般人眼里，他是个“大官”，但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官架子。他不坐办公室，成天骑着一头毛驴，挎个背包，带着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外面跑。从晋南到晋北，从山区到农村，他们踏遍全省各地，调查寻访有价值的文物古迹，并撰文向外介绍。当时国内文物工作刚刚起步，由于他带头先走一步，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受到国家文物局领导的重视和国内同行的赞许，一时间声名鹊起。

1952年，他到芮城县搞文物普查，首先发现了永乐宫这一古代艺术宝库，并上报国家文物局。随后文物局派中央美院祁英涛、陆鸿年等专家来芮城考察，从而揭开了永乐宫壁画迁建保护的序幕。

1952年秋天，他路过曲沃县侯马镇白店村，发现路边断崖上有许多陶器残片。他意识到这里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学信息和考古学价值，于是派省里考古人员来勘查。从而发现了晋国都城新田遗址，揭开了侯马晋国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在此先后，他还亲自调查发现了平遥县北汉镇国寺古建筑与明代双林寺塑像；主持修缮了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以及五台山茅蓬古寺等建筑。他在下乡勘察文物时，还发现了《北宋福州东禅等觉院刊本大藏经》等许许多多重要文物。

二

除了自己亲自调查外，对于各地报告来的文物信息他都十分重视，每一件都立即作出批复，并采取措施予以保护、抢救。

1953年，民工在汾城县（今襄汾县）丁村掏沙时，发现了大批古石器和古脊椎动物化石，施工负责人郑怀礼向省文教厅打了报告。崔斗辰获讯后，立即派出专家前往调查，并向国家文物局作了汇报。中科院很快派裴文中、贾兰坡等著名考古专家来考察，发现了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当地被命名为“丁村遗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丁村人”也成为人类学、考古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1952年，荣河县建轧花厂时，有人要从黄河滩挖出北宋的“萧墙碑”做石料，县文教科长卫奋之写信上报崔斗辰。崔立即以省政府名义发文制止，后拨款将碑移置后土祠内，从而保护了这座号称“四绝碑”的国宝——“汾阴二圣配享铭碑”。

1952年，得知柳林县发现了汉画像石，他立即安排运至省博物馆收藏。

在全面开展文物普查的形势下，一些社会贤达人士和文物收藏者，也纷纷将自己家中的宝贝捐献给国家。1952年，80岁的辛亥老人张瑞玑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谁园”藏书十万卷捐献给国家。崔斗辰迅速到洪洞县赵城镇张家迎取，并将书分类编号嵌印，收藏于省图书馆内。这其中就有著名的四十卷、八十回《乾隆甲辰本红楼梦》抄本。崔斗辰深知此书的文献价值，又将其送交国家文物局，后由郑振铎局长交俞平伯先生整理，1958年《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正式出版，从而揭开了甲辰本《红楼梦》研究的序幕。

1952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崔斗辰陪同班禅大师赴五台山朝拜。天寒地冻，山路崎岖，他在攀登陡坡时，不幸从马上摔下致残。此后他行动不便，不能外出，但仍忘我地工作，坚持在家里安排工作，听取汇报，进行指导。直到1956年，虽已半身瘫痪，卧病在床，腿不能行，口不能言，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以笔代口，安排指导工作，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为新中国的文物事业、为保护传承祖国历史文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

三

1962年1月，崔斗辰不幸病逝，终年68岁。

崔斗辰先生虽然离去，但他的事迹却一直在文物界传颂，他的精神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

1962年秋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晋南访古记》一文中，特别赞扬崔斗辰说：“这位老先生对山西的文物工作是很有功绩的，令人永远怀念。”

2018年，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新中国成立初期任郑振铎局长秘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深情地回忆起崔斗辰先生，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山西省是保护文物最好的省。1956年开始的全国文物普查，就以山西晋南地区为试点。当时管文物工作的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辰是位老教师、老资格，很多山西的干部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管他叫崔老斗。他保护文物特别积极，有的官儿比他大的也是他的学生，都听他的，所以崔老斗保护文物很厉害。他没事儿就上团城（当时是国家文物局办公的地方）来，现在山西有那么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跟那时候打的基础有关。我们根据山西试点总结出来的好经验，推广到全国，要求文物普查和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同步进行。最后印了一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保护名单。到‘文革’前，全国共有7000多处省级文物，下面还有许多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就是从这个名单中挑选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懂得崔斗辰对新中国文物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何等重大，也不难理解山西省国家级文保单位数量何以会如此之多、位居全国之首！

逝者往矣，崔斗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57年了。半个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尤其是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今天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欢呼胜利，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更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发扬崔斗辰先生的精神，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