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选官重文凭

唐代选官重文凭

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八·贡举一》开篇说，进士科起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到唐太宗贞观、唐高宗永徽年间火爆起来，从而出现不论官职有多高，“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现象。这说明，在唐朝，“进士”身份不仅是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更是当时含金量和社会认可度最高的“文凭”和“学历证明”。

唐朝学子一旦拿到“进士文凭”，立刻“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即便有张仪、苏秦那样的口才，荆轲、聂政那样的胆量，仲由（子路）那样的勇武，张良那样的智谋，东方朔那样的诙谐搞笑，但在“进士”面前，统统都黯然失色。由于唐朝科考进士的录取率较低，所以考取进士后、坐上显赫高位的概率便大大提高，进士出身“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于是，考生呼吁提高主考官品级。

唐开元二十四年，考场发生的“两李事件”最终促成了考生心意，科举考试改由礼部主持，礼部侍郎（正四品下）担任主考官，此后便成定制，直到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

诚然，科举制替代魏晋以后选人用人的“九品中正制”，摧毁了权贵世族世袭及官僚机构“举荐”的选材制度，无疑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尤其是自北宋始，打破出身、贫富等限制，不拘一格科考选才并屡次“扩招”，不仅让有才的贫寒之士脱颖而出，开拓了草根阶层进入上层社会的逆袭之路，也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文明发展。

然而，做官一味追求“进士文凭”，既封闭了选拔人才的其他渠道，又容易出现各种弊端。唐宪宗时期的翰林学士李肇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太看重进士文凭，“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切，为时所弊。”《太平广记》引用《唐摭言》《玉泉子》等唐代史料笔记及新、旧唐书，分8个篇章精选了唐朝有关“贡举”及“铨选”的小故事，今天读来仍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四川籍考生、音乐家陈子昂“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有一天，他别出心裁地用一千缗换来一把琴，然后“大张宴席”，邀请100多名士赴宴。吃完饭，他捧出琴对客人们说，四川人陈子昂有文章好几百轴，跑到京城来，东奔西走，却不为人重视。这件乐器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怎么值得我放在心上？于是当场就把琴摔了。一天之内，陈子昂便“声华溢都”，很快被武则天的侄儿、建安王武攸宜聘为“高级幕僚”。

1000多年的科举制产生秀才、举人数以百万，而录取的进士还不到10万人。所以，能过五关斩六将拿到“进士文凭”的，多数并非等闲之辈。但像唐朝那样通过各种舞弊手段博取“进士文凭”的也大有人在。由此可见，在选官重文凭、追求高学历的同时，必须匹配高素质、高品德及实际能力，否则就可能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