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之争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之争

□郑学富

均为古代为官的楷模

王安石生于1021年，21岁中进士。司马光生于1019年，19岁中进士。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道：“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诰，在为司马光升职所拟的诏书中，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等赞美之语。

司马光比王安石早两年中进士，但他钦佩王安石的学识，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道“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清正廉洁，朴素无华，不好声色，不喜奢靡。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翻开《宋史》，王安石拒贿之事也不罕见。

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投其所好，送来一方宝砚，并当面夸耀宝砚的好处：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

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载，王安石私宅中有一张藤床是公家的财物，是王安石当宰相时夫人吴氏借用的。罢相之后，一群小吏多次来索要，吴氏一直置之不理，家中的仆人只好悄悄地告诉了王安石。

平素就邋遢惯了的王安石脱了鞋，光着脚丫子脏兮兮地在这张藤床上躺了很长时间。素有洁癖的夫人吴氏见了，赶紧用手捂着嘴巴，让人马上把这张藤床送还给官府。从这则王安石巧还藤床的故事，可见王安石公私分明，不贪图公家之物。他身为宰相，但并无私第，罢相后隐居金陵郊外，只有茅舍一处，仅能遮蔽风雨，四周连院墙都没有。

他的政敌司马光在这点上与其相似，也是性情淡泊，不喜奢华。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于是另辟一地下室，在那里读书写作。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华，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长辈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

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朝廷规定，凡是中进士的人，都要参加一次“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进士一朵大红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红花，以示荣耀。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

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田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

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

1067年年初，宋英宗驾崩，不满20岁的宋神宗赵顼继位。年轻的宋神宗雄心勃勃，想做唐太宗李世民，欲清除积弊，走富国强兵之路。然而，朝中元老、重臣，包括翰林学士司马光在内，都劝他遵循祖宗旧制。

司马光指出，大宋王朝之所以出现积贫积弱的现象，是因为“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宋神宗看着死气沉沉的满朝文武，决定起用敢作敢为、锐意改革的王安石。1068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和司马光再次成为同僚。

但是，二人在变法一事上，从来没有过一致的意见，一直是争执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枪舌剑，各人说各人的道理，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例如在增加税收上，王安石认为应开源理财，使国库充盈。而司马光则认为所谓的开源理财就是盘剥百姓，应当节流。皇帝还是倾向于王安石变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变法事宜。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力，所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相同的，正因为此，这对好朋友因执政理念的分歧，虽无友谊，但相知甚深。

他们的分歧，是为国为民所忧的责任，他们有同僚，但无私党。

王安石曾提携支持变法的章惇、吕惠卿，但是最终没有与他们结成朋党，并非因为政事意见不统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司马光与蔡京终没有结成朋党，也正因为此。王安石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

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时，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作为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变法决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

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京城担任宰相。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也选择了避让，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线。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到司马光耳中，深为悲憾。他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甚为恰当，王安石的文章在气势上常人所不能及，所发议论多带锋芒，无平庸之气。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谥号“文”。

司马光入阁以来，鞠躬尽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体虚弱消瘦，宾友举诸葛亮食少事繁，被司马懿语难以持久一事相劝，但司马光不以为然，说：“死生命也。”病重期间，昏迷中的呓语说的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马光去世。有遗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为悲痛，和宋哲宗亲临其丧礼，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