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洪一线的古代文豪

抗洪一线的古代文豪

韩愈：风里雨里，我不上谁上？

唐元和十四年，当时的边远之地潮州迎来了一位大人物——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此次来是因为被贬，52岁的他从长安出发，一连走了70天才到达潮州。可刚到不久，他就赶上了一场大洪水。

韩愈只能打起精神立刻投入了抗洪抢险的斗争中。他不仅仅发号施令，还亲力亲为冲在抗洪的第一线，实地勘察灾情。经观察他发现潮州北面地势较低，洪水已经有倾泻之势，如果不挡住山洪，后果将不堪设想。回到城内的韩愈马上下发了全城总动员令，要求大家筑堤防洪根治水患。

正当属下们为筑堤的位置头疼不已争论不休时，有小厮来报：韩大人跑了！韩大人一骑绝尘，直奔城北而去了。随后，急急忙忙赶来的人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汪洪泽中，“逃跑”的韩大人正骑着马来来回回蹚水做记号，每到一个记号处，就让随从在那里插上竹竿，标上堤线。不是不确定堤线的最佳位置吗？那就下水测呗，毕竟，实践出真知。

所有人都被韩愈的“官场哲学”折服了，不等他下令，闻讯前来的百姓们就行动起来了。很快，城北就变成了一座“竹竿山”，最终大堤赶在洪水进一步肆虐前筑成，潮州顺利度过了此次水灾。为了传颂韩愈的事迹，北山被命名为“竹竿山”，“韩文公走马牵山”更成为一桩美谈。后来，当地的韩文公祠立有一碑，上书“功不在禹下”，可见其治水的功绩与地位。

范仲淹：纵有万般阻碍，我也不愿自安

景祐元年六月，范仲淹被朝廷调任苏州知州。范仲淹上任正好赶上太湖汛期。眼看着洪水“沦稼穑，坏室庐”，范仲淹“观民患，不忍自安”，经过实地考察，又遍访农村精于水道之人，他终于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范大人将自己的调查发现以及解决方案上报朝廷后，却是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他不得不第二次详细陈述具体治水策略和江南水田利害关系。他的建议都是实地考察所得，最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命他主持苏州地区的水利建设。然而，当年八月，朝廷突然下旨要把他贬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任职。这时，一位转运使上书朝廷，认为范仲淹“治水有绪”，请求朝廷将其留在苏州。

经过一番波折，范仲淹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展开自己的治水大业。具体说来，一是修围，以工代赈，每日给粮五升，招募饥民兴修水利；二是浚河，主持疏浚了白茆塘、福山港、黄泗浦、许浦等吴淞江的支流；三是置闸，在支流的入海、入江处设置水闸，遇到大旱，可以引水灌溉；遇到洪涝则可以宣泄洪水。

之后，范仲淹被调去别处做官，再也没有负责主持过水利建设。然而，“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水方针却成了宋以后历代治理吴淞江水旱灾害的准则。范仲淹也因此得后人赞誉：“实心为民，行而宜之，必至尽善而后已，此先忧后乐之功。”

苏轼：我在这里，誓与洪水决战到死

熙宁十年四月末的一天，徐州也迎来了一位新官上任——大名鼎鼎的苏轼。和韩愈一样，苏轼这次下放地方也是因为被贬。赴任途中的苏轼心情还是不错的，欣赏一下山山水水，顺便饱尝美食，岂不快哉！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初来乍到的苏轼刚到，上天就送来了一份“大礼”——一次载于史册的大水灾。

这年黄河流域降水异常得多，河湖水位暴涨。洪水一路南下，七月十七日，黄河“大决于澶州曹村（今河南濮阳）”。此时，三百多公里外的徐州城还一片宁静。古代的通信不发达，遇上洪水，交通更是完全中断，所以徐州没有收到洪水预警。

六天后，洪水抵于徐州城下。“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从这首《答吕梁仲屯田》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突然到来的洪水，人们措手不及。

徐州地势东、西、北三面都有大山，一旦洪水穿城墙而入，整个徐州城将成为一座水下之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城墙，苏轼一边命人堵住城内通往城外的六个“水窗”，一边令城中百姓不断加高城墙。

外忧不止，内乱又起。眼看着城墙岌岌可危，城中的富商大贾坐不住了，纷纷想出城避难。这时，一向温文尔雅的苏轼“霸道大人”上身，他厉声发出灵魂一问：“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紧接着，又是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

苏轼召集城中人商议，有一位老人想到约60年前，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口，徐州城暴发特大洪水，当地知州在城内修筑了两条防水堤，成功护住了城。苏轼当机立断，“起急夫五千人”，在原先的遗址上重新筑堤。

接下来，他夜以继日地组织全城军民紧锣密鼓在城墙之内修筑长堤；另一边，他还下令将数百艘公私船只系在城下，减轻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埋头修堤的人们有一天突然发现，城墙附近多了一间新搭的茅草屋，原来是他们敬爱的苏大人将家搬到了施工前线，日夜巡视，“过家不入”。

据记载，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徐州城外水深已经达到“二丈八尺九寸”，“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而这时，全长984丈、高1丈、宽2丈的防水堤也奇迹般地修筑完成。第二天，“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

徐州城暂时保住了。一个月来，苏轼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为了纪念抗洪胜利，徐州人第二年在东门城墙上修建了一座高达十丈的城楼，取名“黄楼”。重阳节之际，苏轼登楼写下《九日黄楼作》一诗：“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

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回想起来这次抗洪，当初抱定“吏民走尽余王尊”决心、誓与徐州城共存亡的苏轼也为自己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