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起源于万荣？荆村遗址出土的标本说明什么？

高粱，又名蜀黍或蜀秫。古代农书和其他文献又有芦郘、芦粟、木稷、荻粱、秫秫、稻黍、茭子之称。高粱原是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东北各省栽培较多，其次在山东、河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苏、安徽、山西、内蒙古、湖北以及甘肃、新疆等地都有栽培。但是，关于高粱在我国栽培的起源问题历来有印度传入之说。高粱究竟是不是我国的原产作物，这是学者们仍在争论的问题。自从1943年日本人和岛诚一报告了1931年由董光忠主持发掘的山西万荣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谷类炭化物，经高桥基生鉴定为粟和高粱的炭化物以后，就揭开了我国高粱栽培历史研究的新篇章。

□卫斯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又为研究我国高粱栽培历史提供了一批宝贵资料，引起了中外许多著名学者的关注。“安志敏先生和佟柱臣先生、黄其煦先生都曾谈及中国种植高粱的问题，何炳棣教授在《东方的摇篮》一书中专辟一章讨论高粱；英国汉学家W华生、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德坤、日本专治中国农史的学者天野元之助，以及H多格特、CW比肖普、KW巴策尔、JP哈尔兰等学者都曾对我国考古发现的高粱表现出很大兴趣。”关于和岛诚一公布的高桥基生的鉴定结论，日本学术界涉及我国农业发展史的论文中，一般均采用此说，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有采用此说的。

我国的一些权威学者受“高粱起源于非洲，史前传入埃及，后来到达印度，再以后传入中国”之说的影响太深。认为中国没有高粱的野生祖本，因而中国不可能是高粱的原产地。既然不是原产地，荆村高粱从其存在的年代上进行考察就很难使人相信。其次，他们还认为我国缺乏有关高粱的早期文献记载，否定前人对我国古代高粱的考证成果。

现有的考古资料向我们提供的事实表明：我国劳动人民栽培高粱有一部从史前到如今连续发展的历史。众所周知：继荆村遗址发现高粱炭化物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郑州大河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仰韶晚期）第三期的房子中发现了一瓮高粱和两枚莲子；在江苏新沂三里墩遗址西周文化层中发现了高粱的茎叶；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时代遗址里“发现了鸡蛋壳和炭化了的高粱各两堆”；在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里发现了“被烧而炭化的高粱一小堆”；在河南洛阳老城西北郊西汉后期墓地遗址81号墓中发现一陶仓中盛有高粱的朽屑；在广东汉墓中发现有高粱；在陕西咸阳马泉一座西汉晚期墓葬里，发现11个装满粮食的陶瓮，其中有两个装的是高粱；在陕西西安西郊的汉长安城南郊的汉代建筑群中，发现有的墙壁里就是用高粱秆扎成的排架；在新疆焉耆唐王城、萨尔墩古城发现了高粱；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墓里还发现了随葬用高粱面做的饼。

1979年秋与1982年春，笔者先后在山西平陆西延村与盘南村汉墓出土的小陶罐和陶仓中分别清理出一碗朽了的高粱米和两枚当地称为草稻黍的外稃。高粱米与草稻黍外稃外观形态保存基本完好，凡见过高粱的人，一眼便能认出或直接唤出它们的名字。

从以上我们所征引的考古材料与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以及我国科研部门的实验报告看，中国高粱完全有可能是独立起源的，荆村高粱的存在基本应属历史事实。我国华北地区栽培高粱的历史至少在4000年以上。正如美国学者戈登W休斯所说：早在纪元前25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的华北已开始种植高粱了。

清代学者程瑶田考证稷为高粱究竟对不对，笔者是倾向同意他的考证结论的。他在《九谷考》中说：“稷，黏者为秫。北方谓之高粱，或谓之红粱，通谓之秫秫，又谓之蜀黍。故元人吴瑞曰：‘稷苗似芦，粒亦大。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种不入。’郑氏注：‘旧说首种谓稷。今以北方诸谷播种先后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则首种者高粱也。”这是他对“稷为高粱”从播种季节先后方面所作的考察。对于高粱与诸谷的形态比较，他说：“诸谷唯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种，谓之五谷之长，不亦宜乎。”进一步他又说：“稷为五谷长，故司农之官曰后稷。”关于高粱为何称“蜀黍”，程瑶田提出：“且种来自蜀之说，考之传记，未有确证，知其为臆说，不足凭矣。”比程氏稍后的一些学者像《广雅疏证》的撰者王念孙、《尔雅义疏》的撰者郝懿行、《毛诗传笺通释》的撰者马瑞辰、《释谷》的撰者刘宝楠、《诗毛氏传疏》的撰者陈奂、《周礼正义》的撰者孙诒让、《诗三家义集疏》的撰者王先谦以及《说文通训定声》的撰者朱骏声等在其各自的著作中皆从程氏之说。接受和承认上述考古发现，就得回头重新考虑，即高粱既然是我国劳动人民栽培的传统谷物。那么早期文献中就不可能没有记载，若有，何为高粱呢？与程氏的考证结论有没有某种巧合呢？

事实上最早认为高粱是我国劳动人民栽培的传统作物者并非元人吴瑞，宋人朱熹在解释《诗经·王风·黍离》中的“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时就认为我国西周时曾有高粱。《朱熹集传》云：“黍谷名，苗似芦，高丈余，穗黑色，实圆重，离离垂貌。”18世纪70年代日本汉学家冈元凤在其所著的《毛诗品物图考》时采用了此说。虽然朱熹以黍为高粱是错的，但他认为西周时代我国就有高粱却是对的。程瑶田为什么从元人吴瑞之说而不从宋人朱熹之说呢？正说明他在考证上颇下了一番功夫才得出了“稷为高粱”的结论。不然明朝人为何还用高粱祭祀？我国早期文献中对稷的记载十分丰富，据笔者初步统计，我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中提到的粮食作物名称，其中稷出现的次数就有16次，黍稷并称的还有16次，先秦其他史籍中有关稷的记载也比比皆是。

我国劳动人民种植高粱（稷）究竟始于何时，从远古神话中也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相传周之先祖后稷最先教稼于民，后稷与尧舜是同时代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尧舜时代就开始栽培高粱了，这与考古发现的事实基本相符。有趣的是，荆村遗址就处在后稷当年教稼之地的稷王山附近——西侧20公里处。稷王山，“山上有稷陵、稷祠，山下有稷庙、稷亭”。并有诗云：“古墓荒祠峙远空，一湾螺黛叠千重。地因人重名偏著，德并山高祀应隆。献亩勤劳资粒食，黍禾蓬勃想遗踪。年年社酒鸡豚会，为报当时教稼功。”如果后稷当年确实最先在这儿教稼于民，传授栽培高粱技术的话，荆村地处稷王山附近，这儿的人民当是最先掌握。不然，荆村遗址为什么会出土新石器时代高粱炭化物呢？这大概也不是某种巧合吧？笔者认为：荆村高粱的出土，初步揭示了我国先民最早栽培高粱的秘密，澄清了中国高粱从印度传入的传统说法，而且向现行高粱起源理论提出了挑战。我们期待并相信今后的考古发掘中会有更多新的发现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