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安邑葡萄酒

历史上的安邑县，地处北纬34°~35°，土厚含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合葡萄栽植。汉武帝时张骞西域归来，曾寓居河东，故其自中亚引进的葡萄、石榴、苜蓿等作物品种，当时在安邑即有大量种植。持续两千余年，直至清末，石榴和葡萄都还是安邑县的名产，当然也是向朝廷贡赋的名品。对此明清史志亦有记载。

如《大清一统志》“解州直隶州·土产”：“葡萄，安邑县出。海（石）榴，《通志》：出安邑者佳。”乾隆版《安邑县志·物产》载：“葡萄，县北诸村多有之。土人种葡萄如种田，架不及肩，青虬元珠，应接不暇。惟杜村近杜康祠者尤佳，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

□王雪樵

随着葡萄的引进，葡萄酒很早也进入了中原。然而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后，酿酒工艺基本失传。直到隋唐之际，嗜饮葡萄酒的粟特人自西域大批内迁，尤其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进军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后，将酿造工艺和工匠带回长安，葡萄酒在中原才大行其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为社会各界竞相追求的一种时尚。

长安、洛阳、太原都有许多“胡姬”专营的酒家，河中府更成为全国重要的葡萄酒酿造营销中心。安邑生产的葡萄则为之提供了充裕的酿造原料。诗人刘禹锡《葡萄歌》：“有客汾阴至，临堂瞠双目。

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诗中虽然讲的是“汾阴（今万荣）客”，但由此亦不难想见蒲州、安邑一带种植葡萄以及酿酒的盛况。

宋金元时期，安邑一直是中原重要的葡萄生产基地。葡萄产品销行京师及北方各地，葡萄酒亦有制作。

宋人陶谷《清异录》说：“河东葡萄极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师（开封）者，百二子、紫粉头而已。”清《山西通志》载有宋人王孚《安邑饮葡萄酒》诗，曰：“凤含翠蔓舞苍虬，露湿骊珠拂素秋。酿酒尽堪留客醉，比来何必问凉州。”

公元1242年，农历壬寅年（南宋理宗淳祐二年），元太宗窝阔台去世，那玛真后称制。安邑长春观道士宁志荣、马志全上奏，自愿将七十亩葡萄园捐献给朝廷，用以提供“御用果木”。朝廷下旨准奏，责令长春观负责看守好果园。从此，安邑的葡萄成为了元朝皇帝筵席前的美味佳什。

公元1252年，元宪宗蒙哥即位第二年，长春观以李志玉为首的11名道人，再次联名上奏，请求朝廷明令对葡萄园予以保护，以免除外界袭扰。

于是蒙哥颁发了《葡萄园宣谕》的圣旨，除了再次要求李志玉等人“务要在意看守，精勤起架，勿令怠惰荒废有误御用果木”外，还明令“随处达鲁花赤、管民官员人等，照依钦奉皇帝御宝圣旨”“地税、商税、铺马都休与者”“如有违犯之人，具姓名申来以依故违圣旨治罪施行”，李志玉等将圣旨刻碑立于长春观内，以为护身符。

《葡萄园宣谕》不仅给了长春观七十亩葡萄园特别的保护和优待，而且对安邑峨眉岭一带杜村、石碑庄、寺家卓、陶村、王范庄、中陈诸村的葡萄种植以及恃之为业的大批果农给予了庇护，从而使得当地的葡萄产业在有元一代得到迅猛的发展。

安邑长春观的贡品最初以葡萄鲜果和葡萄干为主。后得悉蒙古皇帝、官员以及色目人都喜欢饮葡萄酒，于是开始实验酿造葡萄酒，时间大约在1253年至1260年间。不久官府还在陶村镇设立了监司，专门负责督进事务，按照规定，将贡品先送往平阳路道录院，然后转送京师长春宫呈献给朝廷。

安邑葡萄干和葡萄酒的贡赋持续了一百多年，并与哈喇火州、西番、太原并列成为全国四大葡萄酒生产基地。其间，虽有元世祖中统二年、元成宗元贞二年，两次下旨“赦平阳路安邑县葡萄酒自今毋贡”。但这并没有妨碍安邑葡萄酒产业的发展。

由于蒙古人、色目人嗜饮，社会引为时尚，需求量很大，市场广阔，供不应求，安邑的葡萄酒一直活跃于京城市肆及达官贵人的筵席上，甚至还因“止贡”反而名声大噪，扩大了销路。

在此期间安邑葡萄酒酿造工艺也在不断改进。如上所述，隋唐以下葡萄酒虽在中原大行其道，然酿造工艺并没有普及，仍属西域人的专利。故直到宋金时期，安邑人还不会用新法酿造葡萄酒。

金末元好问《蒲桃酒赋序》说：“刘邓州光甫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不知人有酿酒法。少日，尝与故人许仲祥摘其实，并米炊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用酿造米酒的方法酿制葡萄酒，品质当然敌不过原产地西域所产。

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载：“（葡萄）酒有数等，有西番（今青海、甘肃）者，有哈喇火（今新疆吐鲁番）者，有平阳（安邑）、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喇火者田地酒最佳。”不过安邑人并没有停止探索，他们坚持反复试验，不断改进工艺，很快就掌握了西域哈喇火州的酿酒法，甚至还学会了哈喇火州用葡萄酒“蒸熬取露”提炼“哈喇吉”（烧酒）的工艺。

从而使得安邑葡萄酒产品质量逐步提升，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这里也体现了安邑人在事业上不断拼搏进取、精益求精的精神。

正因如此，宋金元一百多年间，安邑葡萄酒业一步步臻于鼎盛。王赛时《山西酿酒史话》称赞说：“宋元时期，南抵安邑，北到大同，都能见到优质葡萄酒，远远超过了盛唐时代葡萄酒产业。尤其是安邑一带，葡萄酒逐日兴隆，大有雄冠河东之势。”

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在南京建立，安邑葡萄酒仍然贡赋如仪。洪武六年，朱元璋读《后汉书》，由闵贡“不以口腹累安邑”之说引发感慨，说：“朕饮不多，太原岁进葡萄酒，自今令其勿进。

国家以养民为务，岂宜口腹累人哉！”《山西通志》《安邑县志》均认可此“太原葡萄酒”实系安邑所产，犹如元代“平阳路葡萄酒”实系安邑所产。

明清以下，安邑葡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达到最为繁盛时期。除葡萄干鲜果品畅销市场外，葡萄干还作为丝染颜料与葡萄酒一同行销全国。

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西人及太原、平阳（安邑）皆作葡萄干，货之四方。”民国《安邑县志·物产略》：“青色葡萄，嵋岭一带杜村、王范庄、寺家卓、石碑庄诸村产出。二十年前尚有搭炉烧烤葡萄干者。”可见当地制作葡萄干外销一直沿袭至清末民初。

明洪武十四年，翰林学士王翰有《安邑饮葡萄酒》诗，曰：“揉碎含霜黑水晶，春波潋滟暖霞生。甘浆细挹红泉溜，浅抹轻浮绛雪明。
金剪玉钩新制法，紫驼银瓮旧豪名。

客愁万斛可消遣，一斗凉州换太平。”又撰有《葡萄酒赋》，假托“西域蔓硕生（葡萄）对言安邑主人”，回叙了葡萄源自西域大宛，蔓延蝉联于安邑的悠久历史；阐发了葡萄酒能“使棱峭者混沌，强暴者藏神，戕贼而机变者皆抱璞而含正”的品质。

到了清代，诗人郭书俊还有诗记述运城人饮葡萄酒的景况，曰：“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有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从而可知，安邑葡萄酒生产从宋元一直到清末，数百年间持久不衰。

进入民国时期，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安邑葡萄产业渐趋式微。民国廿三年版《安邑县志·物产略》：“葡萄酒，昔有今无。”“二十年前尚有搭炉烧烤葡萄干者，可作颜料，刷染绸缎，常有外客采购。近来西洋颜料畅销，外客不来，今无搭炉烧烤葡萄者。”“石碑庄及杜村、寺家卓之葡萄，颗大，色红紫而酱浓，则为染绸缎之必要品……乃邑人缺乏资本，更少世界眼光，致令着先鞭者垄断我之过剩，居为奇货，而我仅沾其余润。”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安邑（前属运城县，今属盐湖区）葡萄产业有了空前的大发展。不仅种植面积大大增加，葡萄品种也大大增多，产品加工业繁盛更是前所未有，葡萄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民收入一项重要的来源。久负盛名的安邑葡萄产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