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绛大明绛州清官陶琰

新绛县是山西省南部仅有的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晋国都城，史称新绛，隋唐以来称绛州。古城中心有一东西巷名曰陶家巷，是为纪念明朝大清官陶琰而命名的。

他是一名政治家、军事家。明朝时历任刑部主事、南京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等19个职位，累计任官42年。一贯刚直不阿、疾恶如仇，自常禄外，一介不取，往来行李惟三竹筒，时人称其为“陶三杠”


陶琰，字廷信，别号逸庵。世居绛州城内，其父陶诠，明英宗正统乙丑进士，历升陕西参议，为官清正。琰为诠五子，自小受父亲儒家正统教诲立志忠君报国，且聪敏好学，过目成诵。明宪宗成化七年乡荐第一，成化十七年登进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十四年升调福建按察使。他官虽然做大了，但俭朴的生活作风丝毫未变。

每顿饭仅上一盘清淡的素菜，坚持不用荤。


福建百姓尊称之为“青菜陶”。弘治十七年调任浙江右布政使。来到这富庶的鱼米之乡，他除却官场的许多繁文缛礼，坚持节操，半年之内就节约盈余各项官费三千余两，全部存入国库。朝廷上评价各省布政使及按察使政绩时，御史们共同推荐陶琰为第一。弘治十八年升任福建左布政使，明武宗正德元年因不服南方之湿，调任山东左布政使，同年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巡抚河南。

他每到一地访民间疾苦，黜属吏贪婪，减轻百姓税役负担，民心大顺。正德二年任刑部右侍郞。期内，陕西游击将军徐谦，诬陷奏御史李高，欲置李高于死地。陶琰受命查勘，弄清了真相，秉公而办为李高申冤。谁知此举触犯了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武宗时阉宦刘瑾专权，朝廷大政办理不由内阁而由刘瑾。他可以把大臣的章奏带回家中处理，气焰熏天，其家产有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白银五百万余锭，皆为文武官僚所敬奉。当时，北京城内外都传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


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徐谦投靠刘瑾，搜刮民财，大肆行贿。刘瑾受贿便欲治李高死罪，闻知陶琰从中作梗，勃然大怒，假传圣旨把陶琰押入大牢，将近两月等待陶琰告饶伏罪。陶琰一身正气，抗命权阉，不肯曲意逢迎。刘瑾怒气难消，又假传圣旨，罚米一百石。正德五年又追夺陶琰诰命，免职为民，追加罚米三百石。


陶琰月俸仅26石大米，丢了乌纱帽，经济上又几无立锥之地，而朝廷上下竟无一人敢为之鸣不平。同僚或劝其向刘瑾俯伏谢过，但刚直不阿的陶琰不入流俗，淡然处之，宁可饿死也不肯趋炎附势。是年秋，刘瑾因叛逆伏诛，朝廷恢复了陶琰诰命，官复原职，免罚前米。陶琰的高风亮节得到朝野一片赞赏，遂改任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抚凤阳。

从不多收百姓一粒粮食

漕粮是明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用的粮食，为实物税。数额视京师驻军多寡而定，明成化八年定年额四百万石至清未变。因运输困难，船只消耗，官吏侵吞，耗费巨大，有时甚至以十数石代价运粮一石。承运者无论官军或百姓，都是重役，往往破产，甚至毙命。所以漕运水路，既是国家财政收入之命脉，也是贪官污吏吸血吮汁的大创口。陶琰以廉洁自律、秉公执法而闻名遐迩，身为朝廷重臣，乘坐着一辆一头牲口的轻车到达任所，立即派员明察暗访漕运实情。听说他来了，依赖漕运胡作非为者纷纷收敛。陶琰依法办事，把往年凭借权势求索无度者以及无故侵害官、民豪夺渔利者均绳之以法。在他总督漕运期间，除国家法定税收粮外，从不多收百姓一粒粮食，使东南诸省军民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正德六年，他转任南京刑部右侍郞（正三品），正德七年升右都御史（正二品）。


其时，浙江沿海飓风大作，海堤毁坏三百余里，居民淹死者数万人。陶琰连忙实地视察，多方筹集救灾银两。面对凄惨的灾害状况，他献出了自己当年的俸银。此次救灾共赈济了8万余口灾民。同时他又派人积极组织人力重筑堤坝，从萧山至余姚共计5万余丈。边境一带因灾匪患四起。陶琰及时用兵平息骚乱，保障了浙东一带百姓的安宁生活。


当地的老百姓纷纷以民歌的形式歌颂陶琰的功德，那些在饥寒交迫中获得新生的灾民欣慰地唱到：“我躯已捐，公办而全。我骨已枯，公食而苏。愿公永年，见我曾元。欲留公兮无缘。”那些被陶琰派兵从匪巢中解救出来的灾民则唱道：“孰与我儿？公实父之。孰与我妻？公实妻之。孰与我居？公实作之。何以报公？愿公螽斯（子孙繁盛之意），欲留公兮，将焉有之？”可知百姓十分拥戴他。陶琰因功绩显著，皇帝为之加俸从一品，赐以玺书。当地灾民感其救济之恩，也建起生祠来祭祀他。

人们尊称他为“陶三杠”

正德八年，陶琰已年过六旬，仕途30余年，常年奔波任所，积劳成疾，常感力不从心，遂因病要求辞官回乡。然皇帝不许，并二次派他总督漕运。陶琰尚未到任，漕运沿途权贵土豪闻风悚惧，或收敛匿迹，或纷纷逃窜。督漕之事十分顺利。他在淮浙一干又是5年，先后七次提出辞职，终于获准归里。


家居7年后明世宗登基欲征用德高望重的老臣，朝廷内部连连推举，要求他再次出任总督漕运，陶琰只好以73岁高龄再次赴官就任。不久陶琰升任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嘉靖元年改任工部尚书。临别之日，淮民倾城出送，涕泪号泣，留恋难舍。

嘉靖二年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参赞机务。是年南京一带灾荒歉收，粮价飞涨，饥民饿死无数。陶琰来不及上报朝廷，自担职责，将官仓内积粮全部拿出来用于赈济，一时平抑了物价，安定了民心，救活无数灾民，随后奏报朝廷，为自己擅动国库而请罪……

嘉靖三年陶琰已75岁，连续上奏要求告老还乡，十次才得以批准。诏加太子太保（正一品）驰驿归里。明代贪贿成风，大气候不洁，在官以钱得，政以贿成的官场中，陶琰出淤泥而不染。其他官员离任装载财物的车辆，充斥道路，唯陶琰官至正一品的三公之职，任官42年，身边除文房四宝和衣服被褥，没有一点余物。官来官往行李只有三担。他为官多在南方，南方人以竹杠作扁担，所以人们尊称他为“陶三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