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责任——谢全登散文

父亲一生就是为责任而活。

我的老家是黄河岸边一个中等规模的村子，原名葫芦庄，后改名黄龙村。改的名虽多了些伟岸和霸气，却少了几分诗意和远方。村里老人说，原名葫芦庄，是因为村子紧邻黄河，靠水吃水，每逢涨水，村中爷们儿多下河捞鱼，或打捞从上游冲下来的炭、家具、树木等物品。河水凶猛，为避免葬身河中，大家下河时身背大葫芦，于是家家种葫芦，待葫芦成熟时，选大、圆、品相好的，挂墙晾干，再或织或买置备一网兜，以备下河时用。我小时就见门房墙上常挂一葫芦，但没见过乡亲们身背葫芦战浪捞物的壮观场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河岸边长大的父亲，就像黄河水一样，滋润良田万物，刚强不畏艰辛，付出不求回报。

父亲那一辈姊妹六人、兄弟四个，他行小。同父异母的大伯自小过继给本队自家。二伯自幼残疾，生活不便。三伯参军在部队。两个姑姑出嫁外村。

父亲幼时的家是一个大家庭，父亲、二伯、三伯没分家。父亲和三伯七个孩子（五男二女），都管二伯叫“拄棍爹”，管三伯叫“爸爸”，管父亲叫“爹”。家里人有奶奶、二伯、三伯母、父亲、母亲加上七个孩子共十二口人，就三个半劳力（二伯给生产队喂牲口，算半个劳力），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爷爷七十一岁去世，食道癌。听父亲讲，他陪爷爷去西安看病，诊断意见一出，医生就对父亲说，小伙子，回去吧，老人想吃点啥就吃点啥。父亲一听，吓怕了，问医生，能活到家吗？医生说，路上快点。父亲陪爷爷坐火车到风陵渡下车，找到三伯的战友借了辆小平车，连夜小跑百十里路赶回家中。一个月后，爷爷去世。于是，父亲二十四岁开始当家，操持一家生计。

家里孩子多，且多为男孩，男孩子饭量大。当家一个月，三伯从部队邮寄回来五十元买的一口袋高粱全部吃光。父亲急了，对奶奶说：“我不当家了。”奶奶赶忙说：“好娃呢，你不当家，咱这一家老小可咋活啊！”没办法，父亲重挑重担。听奶奶说，为了我们这个家，父亲牺牲了留在公社拖拉机队的机会。就这样，我们这个破烂的家在奶奶的指导下和父亲的奋力划行下慢慢前行，虽然困顿，但不缺温暖。

父亲育子心切，家教严格，对我尤甚。我小时顽皮，常挨打。上小学时，每次考试，父亲都要求我考第一，完不成任务，轻则责骂，重则体罚。奶奶心疼我，责骂父亲：“第一是给你家焊下的，别人家的孩子就不能考？”严格到近乎无情的教育，让我总觉得父亲心狠、残酷。后来在外地上初中、高中，远离了父亲，便有了诸多放纵和叛逆，最终高考落榜回家。望着垂头丧气且不屑一顾的我，父亲失望又无奈，说：“回来就回来吧。”瞧着我每天懒散着颓废着，父亲利用他村干部的身份为我谋了一份在村小当代理教师的工作。到校工作前，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爹每晚都睡不着，总是说，你打小没多干过活，今后咋生活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原来父亲也是爱我、关心我的，只不过关心的方式有些特殊。是我让盼子成龙的他失望又失落。从教后，在故乡博大胸怀的呵护和亲情的抚慰下，我的自信心和能力逐渐恢复、提升。在校期间，苦活累活我抢着干，在教学上谋创新，让孩子们的成绩争前列。一次一次的成功也让我从小学转到乡教办，再到教育局，身份也由一名代理教师变为公办教师（2000年，我参加社会青年招考考入运城师范民师班转正）。收到运师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看到了父亲因尽责取得成效后满意的笑，也懂得了最大的孝顺就是让父母感到荣光。

父亲尊兄敬兄。二伯身体残疾，一直随我们生活。他小便有时失禁，身上难免有异味，父亲教育我们不得嫌弃他。每次吃饭，第一碗先是给二伯盛，且由我们轮流端饭。如此经年累月，竟成习惯。二伯患病，父亲陪护；二伯去世下葬，我们五个侄儿都负担费用。父亲说这是爷奶留给他的任务，由他发落。三伯转业进城后，2002年突发急病去世，父亲和三伯母商量，让三伯魂归故里。父亲又因此忙前忙后，送兄走完最后一程。

父亲待侄如子。过继给本家的大伯英年早逝，大伯母不久也相随而去。家庭连遭变故，抱养的堂哥受了刺激，脾气暴躁，甚至常在黑夜离家出走。多少次夜晚，家里的大门被堂嫂急促敲开，父亲穿衣推车，在奶奶和母亲的叮嘱声中外出寻找。父亲很聪明，他知道堂哥如此行事是重压之下的一种逃避，这也许和父亲过早挑起重担的心境是一样的。叔侄心灵相通，总是能够遇到。找到堂哥后，堂哥不坐自行车回家，父亲就陪堂哥往家走，一路走一路开导，讲自己初挑重担的忐忑，讲自己理家的经验，谈家庭趣事，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到家里，多是鸡鸣三更时分。如此情况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父亲从不厌烦。

那时，父亲在大队鱼池养鱼，有时夜晚需在鱼池看守。一个隆冬的早晨，父亲早起巡塘，猛地发现池中泡一黑影。父亲心下一惊，以为是侄子夜晚出走，不慎掉入鱼塘。他顾不得寒冷，跳入池中，破冰救人，拉到岸上一看，才知死者是四十余里外蒲州镇上的一个精神病人。父亲当时估计吓怕了，一个人坐在池边久久不能平静。当天下午，死者家属上门拉人致谢，父亲那一种劫后余生的神态我至今仍记得。后来，我家和堂哥家两家互相帮衬，家境慢慢变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堂哥凭着贩牛、宰牛、做生意，成了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父亲终于放下心来。再后来，堂哥遭遇车祸不幸离世，又是父亲前去料理，这也算是对他和比他小不了几岁的我的堂哥之间叔侄加兄弟亲情的完美了结吧。

父亲竭力助人。父亲一生当过大队渔场场长、生产队队长、村委会副主任，但这些职务与父亲为邻里乡亲当红白事总管相比，都似乎“不值一提”。家乡红白事多为三五天，主家上门邀请父亲当总管，父亲从不推辞。总管总管，什么都管。白事从老人穿寿衣到祭祀，从入殓到下葬，甚至联系租赁桌椅、请乐人，他也会亲自操持。父亲敲锣鼓是远近闻名的一把好手。红事从迎娶典礼，到待客安席、客串主持或证婚人，父亲都会一一办妥。那时，我总觉得他当总管那几天精气神特足，好像要用尽全身气力一样。每次我回到家，母亲都会说：“谁谁家什么事，你爹给当总管去了，累得声音都嘶哑了。”父亲则笑着说：“人家请咱，就得替人家操心，要不要总管干啥？”父亲当总管的酬劳多是一瓶酒和一条烟，酒留下招待客人，烟父亲不抽，由母亲拿到小卖部换成零食，以备在外上学的孙子、孙女回家享用。

父亲尽责地呵护着他的亲人和邻里乡亲，却唯独没有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家乡井水含氟量高，加上养鱼多年，每年冬天都得下水，父亲两个膝关节早早就开始疼痛，走路一瘸一拐的。为减轻疼痛，父亲常年吃止疼药，开始吃一两粒，后来一吃一把，让人看了甚是心痛。我陪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办法，只能做关节置换手术。一听费用昂贵，还需去西安，父亲对我说：“没事，我有偏方，吃药就可以了。”过了几年，永济可以手术了，我又谈起此事，父亲还是不肯做。直到有一天，母亲偷偷给我打电话（父亲总说我忙，一般没大事不让母亲给我打电话），说父亲腿疼难以走路。我和妻子急忙赶回家，见父亲疼得走路都需要扶墙走。我和妻子反复做工作，才勉强将父亲带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父亲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侧股骨头坏死，两个膝关节磨损严重，都需更换。我一听，鼻子一酸，我从不叫疼的老父亲，二十余年来忍受着多大的痛苦。他不愿让儿女受累，不愿让亲人看到他的不中用，不愿让乡亲们看到他的老弱。父亲的手术两次都非常成功，做手术的医生对我说：“老爷子很刚强，手术时还与我们交谈，少见。”术后，父亲很高兴，腿不疼了，走路平了，人也显得高大了，和人说话更加地乐呵了。

忙累了一辈子的父亲总是闲不下来，我在城里给他和母亲找了个幼儿园看门的工作。父亲对工作特负责。每天一大早，他把大院、门前扫净，幼儿到校或放学，他都站在门口当保安；晚上放学，他还要专门到楼上楼下转转，检查所有门窗是否都关好。曾经渴望成为公家人的父亲，老了老了能够给公家打工，让他很有几分自豪，因此干什么都干得有滋有味。

天有不测风云。到幼儿园工作快一年，父亲有天对我说，脖子下长了几个疙瘩，你有空陪我去医院看一下，找你朋友（他知道我同学开了家私立医院）帮忙给做了。我嘴里答应着，以为不要紧，过后又给忙忘了。过了几天，父亲重又提起，我才带他到朋友医院。朋友一检查，避过他，凝重地对我说，不好，需进一步检查。我又带他到市医院，医生说需到西安大医院作进一步检查。这次由我和弟弟一起带父亲到西安，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检查，查出父亲患了淋巴瘤。我急忙打电话问朋友，朋友说，中央电视台罗京得的就是这病。我一听，蒙了。或许见我脸色不对，父亲对我和弟弟说，咱不看了，回家吃吃药就好了。我和弟弟劝父亲听从医生安排，好好治疗。父亲说，那治治看吧。姐姐、弟弟和妹妹都在外地开饭店，父亲和我商量好，他们都不用来回奔跑，由我和父亲隔一个月去西安化疗一次。化疗三次后，效果明显。医生说，过三个月再来复查，如没发展，就半年查一次。我们都很高兴。可三个月不到，病情复发。父亲心里明白，说啥都不去西安了。没办法，我和弟弟商量了个折中的办法，让朋友和西安医院联系，按照西安的治疗方案，把药带回来在他的医院化疗，父亲方才同意继续接受化疗。继续了四次后，父亲对我说：“我的病我知道，把工作给人家辞了吧，回老家。”

回到故土，每天都有亲朋好友前来看望，父亲很高兴，病仿佛也减轻了。我们也稍稍放下心。一个多月后，母亲给我打电话说，你爸昨日不下炕了，吃饭也不行。我带上我的医生朋友赶到家，父亲躺在炕上，强忍病痛对朋友说：“没事，你们这么忙，还麻烦你们跑一趟。”朋友看完，把我拉出屋，说：“让你姐、弟、妹赶紧回家，你和我回城，找人开止疼药，这病最后很疼。”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和朋友赶回城，买药的手续还没办好，家里来了电话，父亲不在了。

“天还没亮的时候，你已在地里头。太阳落山的时候，你才抬起头。我问你累不累，你却摆摆手，一双有力的大手把我们托在肩头……”父亲，你尽责赡养老人，尽责呵护兄长，尽责抚育子侄，尽责和睦乡邻，尽责对待工作……望着你临走前为母亲劈好的柴火，偷偷为母亲存下的存折，看着你走时村里乡亲前来送你一程的场景，我知道，父亲一生的尽心尽责肯定给他带来了我们体会不到的快乐。

（谢全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