雎村

雎村，一个沧桑厚重的村落，一方古老的热土。

雎村隶属运城市绛县卫庄镇，位于县城东5公里，坐落在海拔较高的台塬地上，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南望中条山，东北依晋文公墓，西北靠近紫金山，西边是条流水不断的深沟，全村4300亩地，472户，1614口人。

看到“雎”字，很容易让人想起一首古老的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古老典籍。在《诗经》中，《关雎》属《风》篇，《风》的诗成多源于民间的乡谣俚曲，这就引起人们的思索，《关雎》一诗，是否与雎村有关呢？

位于雎村西边的义沟，应是一条远古的旧河道。听这里的老人说，他记事时，此地就是水车哗哗、流水湍湍。雎鸠是这里的一种水鸟，尖嘴长尾巴，在水中觅草食鱼为生，“关关”是它鸣叫的声音，至今在沟里仍可以见到。顺沟下行来到茨沟，这里沟面开阔，水聚成泊，水中一块不大的土丘上，荇菜丰沛，芦苇茂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中的“在河之洲”。

而随着雎村翟柤国墓地的发掘，更让人相信《关雎》与雎村可能有关。据文献记载，《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古代诗歌的开端，集成时间大约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与雎村前不久发现发掘的翟柤国存在时间基本吻合。

2015年7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进驻雎村，对村北一块西周时期的墓地开始挖掘。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因地制宜治理国家，雎村墓地很可能为戎人墓地。这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37座，出土文物1500余件，其中包括陶器、青铜器及海贝、毛蚶等。使得晋南地区在倗、霸之外又出现了以诸侯为国的一个区域中心，这对探讨西周时期各个区域中心性质及其之间关系有着重要价值，最后定论，这里便是晋献公在绛县车厢城建都后吞并的西周小国——翟柤国。巧合的是，“翟”（音dí）在汉典中解释为长尾山雉，是当地的一种鸟。“柤”的意思是：古代人设置的栅栏。难道最早的翟柤国是个围栏养鸟的地方？这无证可考，但无疑又和“雎鸠”贴近了一步，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到目前为止，翟柤国的城垣尚未发现，但作为一个区域中心，人们在各种活动中，必不可少地会产生创业的吟唱，交往的曲谣，祭祀的礼乐等。《关雎》作为赞美男女交往的一首情诗，被《诗经》在编撰时收录，也便顺理成章了。

1966年前，在雎村的南城门楼上，镶嵌着一块阴刻的门匾，上书“古咀村”三个大字，故而许多雎村人认为，他们的村名过去叫“古咀村”，而不是雎村。带着疑问，我们在县博物馆找到一块雎村名人李瑄的墓志铭。李瑄（1646～1716），字璧六，别号方甫，雎村人，曾任大同府应洲儒学学者；墓志铭中有这样记载：明初鼻祖讳肖嗣者，始迁绛邑之雎村……这表明：早在明朝初年这里就叫雎村，距今已是600多年。显然，古咀村的出现一定与筑城有关，城是何年修筑的，在当地找不到记载。后来，我们查阅了绛县所有筑城的碑记后，发现最早的也不超过清顺治年间。如果雎村也是在这个时候修筑的城墙，那么更名“古咀村”的时间就比墓志铭中提到的“雎村”迟了300年。至于雎村人筑城时为什么要改村名，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当地的土语中，“雎（jū）”与“咀（jū）”同音，易读。二是“雎”与“咀”相比较，便写好认。现在，雎村仍沿用着古时的“雎”名，“古咀村”的叫法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

另外，在绛县版图上，雎村的位置还是个关隘要地。过去，雎村是个十分热闹的地方，绛县东半县的人要进城办事，雎村西边沟里的义沟桥是必经之路。

说是桥，实际上是一条横跨义沟的土坝，长约60米，高约20米，顶部不足3米宽，人们挑担、推车从桥上通过，对面便是进城必经的路村地界。从雎村下沟上桥，沟崖的两边至今还有许多早已坍塌的土窑洞。据说，这就是当年的饭店商铺，其繁荣盛景可见一斑。

雎村桥的古老可与绛县城的迁移新建相毗美，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县城自车厢城迁址至今，已过去1394年，雎村桥同样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栉风沐雨。（王伟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