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津渡遗址挖掘4尊铁牛、4尊铁人及铁柱

开元铁牛，亦称唐代铁牛，位于山西永济市城西15公里，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各4尊，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

1989年8月，蒲津渡遗址挖掘出土4尊铁牛、4尊铁人及铁柱等。铁牛两眼圆睁，形象逼真，牛尾均有横轴一根，用于连接桥索，每头牛旁边均有一人作牵引状，四牛四人形态、表情各异，均达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白燕培

蒲津桥及铁牛、铁人的建造年代

现在能查到的最早对蒲津桥修造的记载是：“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初作河桥。”由此可见，蒲津桥始建年代应为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

有学者根据宋代陈传良《陈氏春秋后传》来推测蒲津桥的始建年代，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后魏时有修造记载：“有蒲津关，后魏大统四年（公元538年），造浮桥。”到了唐代，开始铸造铁牛、铁人，有史为证：“大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河两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四，铁人四。其牛下并铁柱连腹，入地丈余，并前后铁柱十六。”

因此，蒲津桥始建年代应为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唐开元铁牛、铁人的铸造时间应为大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唐开元铁人概述

1989年，在永济市古蒲津渡遗址出土的4尊铁人，造型生动、逼真，艺术表现力强，各个铁人的表情不尽相同，各有千秋，分别代表着4个不同民族。

以一、二、三、四号相称：一号铁人铸于西北方位，鼻头硕大，鼻梁隆起，鼻翼上部尖细，头上戴圆形缀顶小帽，身着轻盈长袍，应为维吾尔族人。

二号铁人铸于东北方位，脸方眉粗，神态彪悍，头戴束帽，手提于胸前，若似牵缰勒马状，其神情、衣着更接近蒙古族形象，当属于蒙古族牧民无疑。

三号铁人铸于西南方位，目光深邃，皮质浑厚，头戴一顶缀耳帽，身着一件藏袍，左臂套于袖内，右臂套衣袒露于袖外，应属于藏族人。

四号铁人铸于东南方位，面孔慈祥端庄，神态文静，头戴前低后高的“相公”帽，身着短袖翻领的唐服装，曲肘双手握拳状，习惯地放于右胸部旁，看服饰、观形貌，属于汉民族容貌，应为汉族人。

唐开元铁人、铁牛铸造缘由及其功能

开元十二年铸铁牛，以系浮桥。北宋嘉祐八年，河水暴涨，铁牛没入河中，正定和尚怀丙，用浮力原理捞出铁牛，修复浮桥，至元代毁坏无存。

唐代以前蒲津渡的桥都是临时性浮桥，没有桥墩，用竹索连接，难承车马重负，安全性差。

唐代以来，由于蒲州一带经济的发展，蒲津渡的交通地位显得更加重要，原来的竹索连接的蒲津桥越来越不能适应当时经济的发展。为此，唐玄宗发动文武官员出谋划策，最后决定将连舟竹索改为铁索、加固石堤、铸铁牛为索桩。可见，铁牛在加固蒲津桥的河堤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史书记载：“河两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四，铁人四。”由此可见，铁牛、铁人应该各8个，现有4个铁人、4个铁牛已经打捞上来，其余的还在黄河里。

铁牛的功能有两点：首先，铁牛作为蒲津桥“地锚”的一部分，与铁人、铁板、铁山、铁柱等共同组成一个坚固完整的地锚系统，具有加固蒲津桥的作用，使桥的稳定性更好、更结实。

其次，《易经》说：“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铸铁牛置于河岸，对肆意泛滥的黄河水是一种震慑，寓意为镇水安澜、造福人民。镇河铁牛，是我国历代王朝为防御洪涝灾害沿河铸造，起着镇河、标示水位、示警等作用。

唐开元铁牛置于黄河两岸，对拽铁索，作为河桥的地锚，加固河堤，提高蒲津桥的稳定性，亦起到镇河治水之策。正如千余年来，秦晋大地流传着的一首民谣所唱：“站在城楼用目观，八个铁牛镇河湾。河神水怪吓破胆，秦晋百姓保平安……”

唐开元铁牛及铁人的文物价值

（一）为研究唐代冶金铸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唐代铸造的金属用具，有生铁、熟铁、铜、铝、金、银等制品，制造过程和方法精密。唐代甚至掌握了合铸金银的方法。比如，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飺王府旧址共出土唐代金银器皿270件，包括碗、盘、碟、壶、罐、锅等各种类型的器物。

唐代以后，我国就能够铸造大型铸件，除开元铁牛、铁人外，唐代还曾铸造过高达35米的巨大铜柱“天枢”。除此之外，河北易县张格庄出土的唐代铁镰、铁锄等和辽宁朝阳西大营子唐墓出土的唐代铁锹、锄、锯、斧等铁制生产工具，无不显示出唐代金属铸造技术的成就。

唐开元铁人、铁牛对研究唐代的冶金铸造技术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在西方，如地中海周围一些地区，公元14世纪才开始应用铸铁，这比唐开元十二年应用铸铁造铁牛、铁人和铁索晚了676年。

经考证，铁牛和改造蒲津桥这一浩大工程，共用铁、锡达90余万公斤，占当时铁、锡年产量的五分之四。铁人、铁牛是唐代泥范、铁范、熔模三大铸造技术融合的集中体现，展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冶铸工艺水平，为研究唐代冶金铸造水平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为研究各民族服饰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蒲津桥铁牛旁的4个铁人分别代表不同民族，他们神态各异、服饰不同，这些差异性，为各民族的民族史以及人类学史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唐代人通常着袍，一号维吾尔族铁人和三号藏族铁人都穿袍子，可见袍子应为大唐时期的流行服饰。另外，从帽子装饰来看，4尊铁人都不尽相同：一号维吾尔族人戴“圆形缀顶小帽”；二号蒙古族人戴“束帽”；三号藏族人戴“缀耳”帽；四号汉族人着“相公”帽。这种差异性，不仅对唐代不同民族帽饰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还弥补了文献中关于唐代帽饰记载的空白。

除此之外，谈到四号铁人，她是汉族，而且是一名女性形象，她的衣服领子是西装领，衣服的后面还是燕尾服。这种西装领服饰，一方面借鉴了欧洲西装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应该与唐代妇女的着衣习惯有关：唐代妇女有袒胸之习，中唐以后，尤为常见，可能受天竺文化影响所致。可见唐代妇女西装领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

燕尾服与西装领融入唐代四号女铁人身上，体现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4尊铁人的出土，一方面为研究唐代各民族服饰提供了实物资料，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另一方面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三）为研究唐代民族政策提供了实物资料。

唐代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比较灵活、友好的政策，主要有羁縻制度、和亲以及茶马互市。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唐代通过设置羁縻府州、起用少数民族首领等，管理本民族人民的内部事务，较好地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缓和民族矛盾，加强内地与边疆的联系，使各民族相互交流、互相融合，密切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和亲，搭起民族融合的大桥，沟通中央与地方民族首领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茶马互市，开放边塞关卡，打开国门，搞活边疆民族地区与境外、国外的贸易，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出土的4尊铁人代表了这4个不同的民族，而且他们都在用力、使劲，象征着各民族团结、和睦共处、共同建设大唐的凝聚力。

4尊铁人服饰各异，分别代表了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和汉族，他们造型生动，具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力和外观形态，对研究唐代的服饰及民族政策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唐开元铁牛、铁人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的冶金铸造水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4组铁人、铁牛在黄河里，具体是什么民族？穿着服饰又是什么样的？是否跟现出土的这些一样或相似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掘予以回答。